青海地区原始社会生活初探

<正> 青海地区原始居民的社会生活状况,随着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被日益广泛地揭示出来。目前,我省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半山、马厂早晚相接的三个类型和齐家文化。其中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由于见于报道的资料甚少,这里不加论述。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资料虽局限于墓葬一端,但为我们认识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可供分析的资料。本文欲就目前已见于报道的资料,描绘出马家窑和齐家文化时期人们社会生活的大致轮廓,时间大体相当于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到一千六百年左右。     

试论半坡和庙底沟类型文化的相互关系

半坡和庙底沟类型文化,是仰韶文化的两个主要类型。这两个类型文化,分布区域和范围大致相同,但又有一定的分际;文化特征和因素有显著的区别,但又有一定的共性。因此,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仰韶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从如下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彩陶,人类走向文明的曙光——略论青海史前彩陶文化

彩陶是人类史前文明的重要标识,彩陶在青海有漫长的发展历史。黄河中上游所出现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两种类型的彩陶在青海都有遗存,特别是马家窑文化中三种不同类型的彩陶在青海数量最多、精品居首、延续时间最长,并繁衍出青海特有的彩陶文化类型。因此,青海是彩陶的故乡,是中华民族史前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     

河南临汝仰韶陶缸彩绘图象考略

1978年11月间,河南省临汝县纸坊公社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一件彩陶缸,缸呈圆筒状,形体高大,通高47、口径32.7、底径19.5厘米,砂质红陶,敝口、厚圆唇、深腹、平底,口沿下有6个对称的鹰嘴形泥突,其中两个已残,4个完整,底部中间有一小圆孔。缸的一侧,绘着一幅高37、宽44厘米的彩色巨画——“鹭鱼石斧图”,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我国原始社会最大的一幅彩陶画。类似的陶缸均无彩绘,曾在伊川土门发现过,所以一般称之为“伊川缸”。伊川缸系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遗物,是成人二次葬的葬具。据同类遗址碳-14测定的数据,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300-4000年。此缸现存河南省博物馆。我们仅就缸上的彩绘图象考略如下。     

梁地、坡地、塔地与川地

人们常常以“一道道川来,一道道梁”来形容鄂尔多斯高原的风光地貌。 当地最高处的山梁称梁地,顺梁地而下的山坡是为坡地,坡地以下的第二台地叫塔地,处于河沟之旁邻近水源的第一台地是川地。这样的区分,恰与当地古代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和它所反映的自然环境的变迁有密切关系。 从准格尔旗到河套地区的黄河沿岸,考古工作者经过多年的实践,似乎摸到一条规律:要寻找距今约六千年,即相当于中原仰韶文化阶段的人类活动遗存,就应当去梁地察看,会遇到像壕赖梁、窑子梁那样出有尖底瓶、彩陶等红色陶器的文化遗址;要寻找距今约四千年左右,即相当于龙山文化阶段到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一般应到坡地或塔     

青海“蛙纹”溯源——论东夷族与青海蛙纹的关系

<正>在青海的河湟流域发达的彩陶纹饰中,自马家窑文化的半山期到马厂期,“蛙纹”一直是动物纹饰中的主体纹饰,甚至到了齐家文化期以后“蛙纹”仍有发现。对青海彩陶中这种发达的“蛙纹现象”,不少人作过猜测和论述,但大都是从美学角度和图案本身去考察其所象征的意义和渊源的,却很少有人把它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民族交往及人类的迁徙联系起来加以论证。有关青海蛙纹的论述都认为,青海地区的所谓“蛙纹”与其它地区相当于马厂期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所发现的蛙纹相比较,其风格迥异——它已失去了早期蛙纹的写实风格,成为一种变体的“拟蛙纹”（或说“人纹”）了。笔者认为,蛙纹的产生、青海蛙纹的流行与传说时代的太吴部落及少典部落以及两者的社会交往、民族迁徙有着源洲关系。     

辽阳汉魏壁画与远古神话思想

本文通过解读辽阳汉魏壁画中描绘的昆仑山、扶桑树、云气、三足乌、蟾蜍、飞廉、羽人、仙鹿、羊、鹤、玉璧等图像学内涵,系统论述汉代“羽化升仙”、“天人合一”及“祥瑞辟邪”等理念,从而全面展示汉代辽阳先民的神话思想。     

35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

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位于乐都县高庙镇东面两公里处的柳湾村，这里是世界上彩陶出土非常集中的地方，也是迄今我国发现和发掘规模最大的原始社会氏族聚落遗址和墓葬群。彩陶博物馆展示大量不同文化类型、图案、造型和纹饰的有代表性的彩陶。     

仰韶文化四大动物图腾及其族属研究

仰韶文化是以彩陶为最显著特征的上古文化,由于彩陶器上多饰有各种题材的彩绘图案,这就为今人研究当时的人类文化情况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方便,尤其是一些具有传统性的动物图案,它们不但延续时间长,且纹案样式也比较固定,当是该地先民的一些崇拜物(图腾)的徽识。它们较之一般的彩陶纹饰又具有着更重要的文化史认识价值。中原地区乃是汇通四方文化的天下中枢要地,周边各族为了争夺对此的入主权,遂演出了一     

“美的意识从诞生的时候起,便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吗?

陈东冠同志在《复旦学报》1979年第一期《“共同美”在哪里?》一文中说:“美的意识从诞生的时候起,便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这个观点恰恰被历史实践所否定。考古发掘向我们展示了远在旧石器时代,山顶洞人便有了美的意识,有装饰自己的习俗。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居住的洞穴里,我们已经发现了不少的穿孔的石珠、海贝、兽牙,而这些都是美的装饰品。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如西安半坡陶器上绘有的人面、鱼,庙底沟陶器上绘有的鸟、蛙等等,都显示了原始社会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人们创作出的清新、活泼以及难以仿效的天真稚气的美。可见,远在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人便具有了美的意识,根本不具有什么鲜明的阶级性。     

彩陶生产和远古女娲神话的起源

彩陶的生产是人类创造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巨大突破,彩陶图案类型呈现地域和源流关系.而表现在精神层面的远古神话(尤其是女娲神话)隐微曲折地反映出彩陶时代的原始信息.本文就大地湾及周边遗址的彩陶纹饰中土蛙纹及变体占绝大多数的事实,结合当地女娲崇拜遗迹及传说和女娲崇拜在民间的影响,来寻找远古女娲神话产生的背景和原型.     

甘肃地区新石器中期以前诸远古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新石器中期,在黄河上游地区指仰韶文化时期。在甘肃地区,尤其在甘肃东部地区的泾、渭流域和西汉水流域,分布有相当数量的仰韶文化遗址。在仰韶文化之前,有旧石器中晚期遗存和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在仰韶文化之后,有新石器晚期的马家窑文化和铜石并用时期的齐家文化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涉及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及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仰韶文化在甘肃地区的发现和研究。     

彩陶的灵性

<正>彩陶作为我国史前时期一个特定发展阶段的文化标识,不仅有着巨大的美学魅力,而且有着深厚的史学内涵,如今人们所说的仰韶文化在过去就有着“彩陶文化”的美称,甘青地区的马窑文化,也曾一度被称为甘青仰韶文化.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彩陶不仅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典型代表物,而且也应当说它是这一时期的特殊代表物.关于彩陶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十分引人的课题,而在学术讨论中人们倾注笔墨最多的恐怕要算是对各种彩陶纹样的专题研究.彩陶的衰落与消失,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似乎很急促,很突然,原因何在?至今似乎并没有一种能得到公认的解释.本文所将涉及的,既不是彩陶的产生,亦不是它的消亡过程,而是就彩陶本身与当时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些关系提出几个问题,供大家讨论.一、彩陶并非纯粹的生活实用器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还必须肯定,一部分或大部分彩陶也还都具有生活实用器的功能,在考古发掘中也可看到有些彩陶器确实有着在使用过程中的磨损和破损痕迹.它与普通的生活实用器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在它的内壁或是外壁绘有各种不同的纹样.一方面这些纹样与器皿的实际生活用途并无根本的联系,如一件陶罐并不会因其有无纹样而改变其可盛贮物品的功能;但另一方     

由“毛古斯”看大通舞蹈纹——兼论生殖崇拜与原始舞蹈

本文由土家族毛古斯仪式舞蹈切人,论及原始宗教与原始舞蹈的关系,以及生殖崇拜在原始舞蹈中的具体形态。通过对大通彩陶舞蹈纹的创作背景的思考,将大通彩陶舞蹈界定为以生殖崇拜为目的的舞蹈类型,其连臂踏歌形式是原始舞蹈的主要形态,也是今天歌舞形式“踏歌”的滥觞。“毛古斯”和“大通舞”两者都是男性崇拜信仰的具体表现。     

关于“裴李冈文化”问题

在《考古》1979年4期,发表两篇有关“裴李冈文化”的文章。一致把“通身磨光、制造精致”的四足石磨盘及锯齿状石镰作为其典型器物,认为是“早期新石器时代”,距今7400年以上,在仰韶文化以前。并推论仰韶文化是自“裴李冈文化”发展而来。分“中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史”的各阶段为:     

关于青海考古工作的发展问题

青海的考古工作,其起始是与全国的考古工作同步的,甚至建国前还走在了其他地区的前面。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博士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史前彩陶遗存之后,与美国人在中亚安诺（ANAU）遗址发现的彩陶做了对比,错误地得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结论,并设想了彩陶东传的丝绸之路和草原之路两条路线①。为了。验证这一推断,在1923－1924两年间调查了甘肃、青海的五十余个遗址,将这一地区的远古文化首次辨认排列为齐家、仰韶（半山）、马厂、辛店、寺洼、沙井六期②。40年代夏拥先生通过一些具体的调查试掘,订正了齐家与仰韶的年…     

传统之“乐”与人生“幸福”

传统之“乐”认为．“乐”是“安而不忧”、“善美愉悦”与“自然顺适”心理体验;也是“生生不息”、“云淡风轻”、“率性而为”人生状态：还是过程的、信仰的、指向未来的幸福,甚至“幸福”本身就是理想与信仰。在传统之“乐”这种理想与信仰包括两个方面：“天人合一”与“各得其所”。通过分析,传统之“乐”具有以下一些特征：包括四个方面即“静底”、“善底”、“天底”、“和底”。     

也辨“哭庙”

易名《“哭庙”辨》一文(载本刊一九八三年第五期)认为:一、“哭庙”不是任何形式的“哭”;二、“哭庙”是“对着孔子牌位撕裂秀才的帽子。”两说似有可商。关于哭不哭的问题,易文引述《吴门补乘》时略去了上边几行文字,原书云:“……诸生又以事不白群奔哭孔庙,庙与抚署相先后,哭声达署,抚大惧。(下接“吴中故习……”)”读此,“不哭”之说,不辨自明。     

“景亳之会”的考古学观察

“景亳之会”是商汤灭夏前与东方叛夏之国所进行的一次军事盟会，参加者有有施氏、有仍、有缗、有莘等，地点当在今山东曹县西北的梁圮固堆遗址。考古学上的下七垣文化曾在二里头文化三期南下，说明商族在夏代晚期曾有南下扩张活动。岳石文化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之末的时候向西推进，则反映了夏王朝在夏末对东方部族战争的失利。“景亳之会”形成了以商汤为首的灭夏联军，他们的行动路线，反映在考古学上，就是“南关外期”一类在郑州的遗存。二里头三、四期之间的剧烈变化，尸乡沟商城在二里头四期的出现，应是夏、商两个王朝政权更迭的直接表现。     

“羿射九日”神话传说的原始面貌

战国时代楚国大诗人屈原的瑰丽、诡异的诗篇《天问》,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羿焉(弓毕)日?乌焉解羽?” 译成今语,大意是:“羿怎么会射落太阳?日里的三足乌(踆乌、阳乌、金乌,名异实同)为何羽翼四散而亡?” 问题提得实在突兀,令人摸不着头脑。古神话传说不明明摆在那儿吗?例如,“日中有踆乌”。“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