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民间法开始受到关注和投入.究其原因,大致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法律多元化的影响、国家法作用的局限和民间法自身具有独特的优势.但是,最重要的是后两者,因为在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中,渐渐表现出国家法的局限和民间法自身具有独特的优势.文章将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法学家的观点对民间法进行界定,然后区分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异同,从几个方面分析民间法受关注的原因,重点放在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以及民间法与国家法融合上.     

试析民间法的存在合理与国家法的立法完善——以法律多元的文化背景为视角

结合历史传统和当前状况看,乡土社会间的民间法与国家法在调整内容上的互动关系会因时代改变而有所不同,然而二者在外在形式上总是并存的,这说明民间法与国家法并存的法律多元态势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现象.如果立足法律实用主义的立场,采用法律经济分析的方法,可以发现民间法与国家法"竞争"有现实合理性.因此,构建乡土基层社会的和谐不是国家法强势介入,而是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各司其职",国家法应当依据实际情况给民间法留出相应的自主运作空间.     

人本主义法学视野下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国家法应尊重体现人的善良意愿的民间法,宽容体现人的弱点的民间法,认可有利于维护和谐秩序的民间法,吸收有利于减轻人的痛苦的民间法,禁止加剧人的痛苦的民间法。在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国家法应最大限度地尊重人们选择适用民间法的权利。发挥民间法的作用有利于防止国家法的异化。同理,发挥国家法的作用也有利于防止民间法的异化。建立包括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多元规则体系有利于为人们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良好环境。     

论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协调

国家法由民间法发展而来,由于国家的加入,民间法和国家法出现了分野,同时产生了冲突、互动和融合。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不是单向的,二者是互动存在的。国家法借民间法而落其根,坐其实;民间法借国家法而显其华、壮其声。但两者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很多时候出现冲突,本文就该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促使民间法与国家法相协调的途径。     

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下司法公信力研究——以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为视角

国家法和民间法遭遇冲突的情况下,如果法官单纯依照法律规定作出判决,而罔顾民间法的存在,即使该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在国家制定法层面上是公正的,最终也未必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未必是一个有公信力的判决.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在灵活中追求相对规范,在差异中寻求适度统一,在利益冲突中达到协调,使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和效益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这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真正提高司法公信力.     

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下司法公信力研究——以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为视角

国家法和民间法遭遇冲突的情况下,如果法官单纯依照法律规定作出判决,而惘顾民间法的存在,即使该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在国家制定法层面上是公正的,最终也未必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未必是一个有公信力的判决。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在灵活中追求相对规范,在差异中寻求适度统一,在利益冲突中达到协调,使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和效益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真正提高司法公信力。     

国家法与民间法互动之反思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矛盾和冲突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是无法避免的现象,系统阐释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现状,进而为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寻找合宜的调适路径,对整个中国的法治建设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透视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分类及对两者在制度结构、制度绩效、制度联动和制度变迁等方面关系的阐释,恰是用来释解我国学者语境中国家法与民间法论题的对应框架,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国家法与民间法关系的新颖理论智识,对在该论域研究的知识增量中吸纳国外先进经验和输入其他学科方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调适

以比较法的研究方法考察当代中国国家法与民间法在处理同一类民事纠纷时所表现出的诸多不同.通过田野调查,我们认为基于中国乡土的这些民间法,至今仍然在广大乡村（特别是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挥着重要的社会规制作用,不宜以“法治统一”而排斥,甚至强行废除这些具有地方、民族和宗教特色的社会行为规则.相反,应当从文化差异的角度,研究国家法与民间法作用的空间与对象,以便在处理某些案件中兼用两者之长,收定纷止争之效.毕竟在民事权利救济中,合意重于公平,约定大于法定.     

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与沟通

对处在法治进程中的中国来说,民间法是否还有存在的基础?国家———社会二元结构的形成为民间法提供了存在的社会条件,大传统与小传统的阻隔又为民间法的存在与继续发挥作用提供了文化土壤。在处理二者关系上,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挤压与消灭,而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对话与沟通。     

论民间法的疆界：广义法哲学视角

法的法益疆界与外延疆界在逻辑上基本吻合,并且往往是广义上法体系中特定法的法益疆界决定着其外延疆界。在国家层面,国家法和民间法构成广义上法体系的基本法形态。国家法的法益疆界旨在保护国家范围内的政治秩序法益,决定了其外延疆界为构成国家法之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等特定法的诸种渊源形式。以国家法的疆界为参照,民间法的法益疆界旨在保护国家范围内不同区域或领域,亦即各种场域法域范围内的场域公共秩序法益,决定了其外延疆界为民族法、乡村法、行会法,以及各种习惯法（包括禁忌、习惯、惯习、礼俗等）。民间法疆界之具体内涵的确定有其特定法哲学依据,场域公共秩序逻辑决定民间法的法益疆界和外延疆界,是廓清民间法疆界的基本法理依据。     

中国法治秩序对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双重依赖

中国法治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势必影响法治建设的进程。法治秩序是多元的,在依赖国家及国家法的同时,应充分重视社会及民间规则对于法治秩序建构的积极作用。     

民间法与高级法的距离——从宪政的视角

"高级法"(Higher Law)对国家制定法的约束是宪政的基本要求.从高级法的渊源探索,中国的高级法应蕴涵在民间法中,体现在民间法具有成长为高级法的潜质,包括产生形式的天成性,对传统的维护所体现出的社会保守性,所蕴涵的自然正义以及对多样性的尊重.但民间法与高级法之间还横亘着一段距离,主要是民间法的合理标准障碍和因与传统割裂所形成的效力障碍.民间法成长为高级法,其前奏在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多元化法律格局的形成.     

中国民间法研究学术报告(2002-2005年)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法学界极为关注国家法之外的习惯法、民间法的研究,并且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这一研究热点的出现表明,法学理论研究逐渐走出价值呼唤和法条注释的初级阶段,日益摆脱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依附,脱离单纯的法制浪漫主义情结,开始从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中找寻法律秩序的本土资源,读解中国人生活秩序的文化意义,探求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民间法研究不仅拓宽了人们对法律的认识视域,而且其对社会学、人类学、诠释学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的借鉴更为法学研究带来清新的学术风气。本研究报告通过对民间法研究成果的综述,追溯这一学术研究动向的发生过程,回顾和总结其中主要的学术热点,评述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发展和学术贡献。     

法治、善治理念、法律方法与民间规则——第二届全国民间法·民族习惯法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2006年10月17日至18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民间法.民族习惯法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十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余位专家学者就中国法治与民间规则、民间规则与善治理念、民间法与法律方法及法学研究等问题,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对充分认识民间规则及其在当代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地位,兼具学术、理论和现实三重意义。     

中国传统法文化在民间规约中的几点表达

民间规约作为传统习惯法中成文的、历经千年而未中断的代表,表达了传统法文化的精神以及包括公法文化、诉讼文化在内的传统法文化的众多特征。通过民间规约反映出来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影响着中国人对于规则或者法律的认识。我们可以借助民间规约相关材料来补充以往对于中国传统法文化中一些特征的认识,从而丰富与完善我们对于传统法文化在民间乡里社会中作用的研究。在法制建设面临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人民需求与制度建设存在着差距的当下,民间规约在与传统法文化相契合方面表达出的特征,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可鉴之资。     

民间规则作为司法裁判的渊源——一个司法中心的立场

由于受立法中心传统的影响,人们往往把法官的裁判渊源局限于国家法。而在司法实践中民间规则作为裁判渊源,已被广泛运用。因此,要承认民间规则的法源地位,研究立场必须从立法中心向司法中心转换,必须从法官裁判的可接受性理解民间规则的司法化。     

民间法与习惯法:原理、规范与方法--全国首届民间法、习惯法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全国首届民间法、习惯法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民间法与习惯法的一般原理、民间规范与社会自治、当代中国法律中的民间法、民间法与法律方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与探讨,提出了诸多有益的和中肯的见解,并提出了今后关于民间法、习惯法研究活动的一些设想。     

中国民间法研究学术报告(2008年)

鉴于学术研究的连续性,2008年度中国民间法研究学术报告,继续在民间法的本体研究、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研究、各类民间法研究、民间法司法运用研究等方面,对一年来中国民间法研究所取得的知识增量予以客观呈现.从总体上看,中国民间法研究以一种平稳且积极的姿态向前迈进,无论是走向日常生活的民间法研究,还是深入司法实践的民间法研究,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努力向纵深发展.而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当加强民间法总体性研究范式建设、民间法的参与性研究、民间法个案研究的整体考量、民间法司法运用的制度与机制建设.经过多年的努力,民间法话语权逐渐增强,与此同时,我们也许有必要更加清醒地认识民间法研究的意义及其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