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性灵诗”的特色

袁枚首先是诗论家,其主要功绩在于“性灵说”理论的建树;袁枚又是“作诗写性灵”(江藩)的诗人,创作实践丰富,有《小仓山房诗集》39卷传世,有道是:“数卷仓山集,先生道性灵,锦心罗万象,妙手通无形。”(《和希斋》)创作理论源于创作实践并指导创作实践,创作实践亦印证创作理论。袁枚的“性灵诗”与“性灵说”基本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何谓“性灵说”,学术界尚有不同见解,我在《袁枚“性灵说”内涵新探》中曾作如下界说: “性灵说”的理论核心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的角度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有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在这三块理论基石上又生发出:创作构思需要灵感,艺术表现应具独创性并自然天成;作品内容以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个性为主,感情所寄寓的艺术形象要灵活、新鲜、生动;诗歌作品以感发人心,使人产生美感为其主要艺术功能等主张。鉴于此,则须反对束缚性灵的“诗教”说及规唐模宋的拟古“格调说”,亦反对以学问代替性灵、堆砌典故的考据为诗之风气;但诗歌创作又不排除辅以学问与人工。要之,“性灵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诗论体系,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包括创作前提、创作过程,亦包括作品的要求、艺术的功能等。袁枚现存诗四千余首,并非皆符合其“性灵说”主张,因此不能认为都是“性灵诗”。我以为,所谓“性灵诗”应体现出“性灵说”对作品的美学追求:首先是抒写真情实感,表现诗人个性;其次构思新颖、感情所寄寓的艺术形象灵活、新鲜、生动,生趣盎然,显示诗人之“笔性灵”;再次,诗歌语言应自然通俗、表现手法以白描为主,不堆砌典故。上乘的性灵诗当然兼备上述各特色,但由于创作主体所抒写的感情性质的不同或所反映的审美对象的差异,每一首诗的特色也就有所侧重。一般来说,写人生感情的性灵诗真性情的特色更突出,写自然景物的性灵诗形象灵活生动、生趣盎然等特色尤明显。     

袁枚诗歌理论评述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论诗主张独抒性灵,与赵翼、蒋士铨齐名,号称三家。在清代乾嘉诗坛上,理论和创作首推袁枚。他所倡导的性灵说在当时影响最大,其性灵派也是当时诗歌的主要流派。对袁枚的诗歌理论作一番探讨,将有助于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对袁枚诗论的研究,许多人都持肯定赞扬的态度,认为袁枚的性灵说是一种进步的文艺观,但却把袁枚所说的“情所最先,莫如男女”、“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予最爱言情之作”斥为为宫体艳情诗和封建统治阶级及士大夫知识分子奢靡淫逸生活作辩护,具有明显的消极意义。我认为这正是袁枚诗歌理论的核心,是性灵说的根本,也是袁枚对中国古代诗歌     

试论袁枚诗论的理论体系

袁枚是清代乾嘉时期诗坛上的一代骚坛主。由他倡导的“性灵说”的诗歌理论在当时备受赞誉。金逸说:“格律何如主性灵,早闻诗论最清真。”(《呈随园夫子》)王飞鸮说:“先生(袁枚)说诗皆发人之所未发。”(《续诗品序》)在乾嘉诗坛上,从表面上看是轰轰烈烈的。以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派”正执牛耳,他们大倡封建教化和形式主义文风,严重束缚了诗人们的手脚;力图与之分庭抗礼的浙派诗人,虽小有成就,但由于走宋人的冷     

袁枚的讽谕诗

<正> 清代乾隆诗坛泰斗袁枚倡导性灵说诗论。性灵说诗论缺陷之一是不提诗反映社会人生,只倡言诗写个人之“性情遭遇”(《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小仓山房诗集》有大量这类性灵诗。但是在创作实践上,袁枚却有相当数量的借古喻今或揭露社会弊端的诗篇,其大部分可以纳入讽谕诗范畴。这就以实践补救了他理论上的偏颇。首先应该重视袁枚的咏史诗。他认为:“咏史有三体:一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左太史《咏史》是也;一为隐括其事,而以咏叹出色……;一取对仗之巧……。”(《随园诗话》卷14)袁枚当然推崇第一体,借咏史而对社会人生发表看法,间接反映当代社会现     

王渔洋“神韵说”初探

<正> 王渔洋是清初著名的诗人兼诗歌理论家。他不仅以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被尊为“清代第一诗人”;而且他所倡导的“神韵说”诗论,也曾影响清代诗坛近百年之久。从“神韵说”的主要内容看,它上承宋严羽的“妙悟说”,下启近代王国维的“境界说”,表现出渔洋对诗歌内在特征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其中不乏对诗歌艺术的真知灼见,尤其是对创作思维状态和艺术灵感的论述,更是达到了前人诗论中从未达到的高度。但是,由于渔洋的艺术见解远远超出于同时代一般诗人之上,而当时的诗人对“神韵说”又缺少真正领会,所以毁之者只是攻其皮毛;而誉之者的诠释也不是失之简单、片面,就是大而无当。令人遗憾的是,解放后,我们对“神韵说”这份文学遗产也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三十多年来专门探讨“神韵说”的文章几乎绝无仅有,而在一些文学史著作或是在论述其它问题     

作者得于心 览者会以意──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自得”说研究之一

中国古典诗学是一门范畴诗学，诗学范畴星罗棋布，不可胜数，而且内涵也是模糊股俄，难以界定。诸多概念范畴如有无、虚实、形神、出入等，有时既指诗之创作最高境界，有时又指诗之接受最佳效果，其内蕴带有较大的混融性和包孕性。本文所拈出的“自得”说，便是中国诗论中兼及诗歌创作论和接受论合流性特征的一个诗学范畴。所论意在探讨“自得”说在创作论中的历史流变、审美内涵及其审美价值。“自得”说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孟子和庄子的哲学著作。《孟子·离娄》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     

《随园诗话》中的诗歌用典观

袁枚《随园诗话》中多有对其诗歌用典观念的论述,主要包括用典非以多为贵,应避用僻典、对典故加以适当调度和锤炼以及用典不可太泥等几个方面.这些观念和袁枚所标举的“性灵说”诗论正相符合,而且也是针对当时诗坛上翁方纲的“以考据为诗”和浙派诗人的好用典故等风气而发的.     

性灵说与童心说

性灵说与童心说有内在的联系 ,是对童心说的继承和发展。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 ,表现真情实感。性灵说是当时反理学斗争在文学理论上的具体表现 ,也是针对当时文艺上反对复古模拟的风气而发的。它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之美 ,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地位。性灵说也存在着把心或心灵看作文学的源泉 ,对色情宫体之作亦加以肯定等严重缺点。     

杨万里的创作经历与诗论

杨万里的诗歌创作经历了学习前人而最终推陈出新的过程。其诗深得“活法”精髓。他的诗论对儒家诗教的“美刺”说进行了新的阐释 ,认为诗歌是“矫天下之具”。他的“诗味”和“活法”说也具有美学理论价值。     

诗可以群——从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形态考察其文学观念

魏晋南北朝诗学批评大力倡导诗歌创作的个性化与抒情作用 ,历来为人熟知。然而当时大量新起的诗歌创作形态却反映出更为深层的文学倾向和风气 :追求集体性、功利性与交际功能 ,充分地体现了儒家“诗可以群”的美学观念。这两种倾向在当时并行不悖且水乳交融 ,诗歌既成为抒发个人性灵的工具 ,同时也成为公共社会关系的润滑剂。“诗可以群”的倾向是诗歌创作走向普及与繁荣的巨大驱动力之一 ,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所固有的民族特色之一。     

谢榛：复古在承前启后之间

在明代中期以“格调”为核心的诗歌复古思潮中,谢榛扬弃地继承了前人诗论。在回归古典的具体途径上,谢榛强调“兴”对于诗歌的积极作用,提供了以“悟”为核心的诗歌借鉴理论和创作主张,力图超越古典,开启后世,从而逗露出明代文坛审美风尚转型的契机。如果我们能将之放在整个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历史中,则能更加清楚谢榛诗论的意义所在。     

明清社会思潮对袁枚思想及诗论的影响

袁枚(1718——1797)是清代著名诗人,“性灵诗派”的倡导者。在清代乾嘉诗坛上,理论和创作都是最活跃的。袁枚认为诗歌创作主要是抒发“性灵”:“从《三百篇》至今日,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反对“误把抄书当作诗的拟古主义者,认为只有“解风趣”、“写性灵”的诗人才是天才的诗人。同时,提倡写个人的性情遭际,写个人的情     

袁枚的古文观

袁枚对于古文创作主张取法乎上 ,复古拒今 ,以北宋以前的古文为圭臬 ,批判南宋以后古文为误于南宋理学、前明时文以及清代考据。于古文艺术则要求具有独创精神 ,讲究结构曲折跌宕 ,语言活泼、典雅、有文采 ,与其性灵说诗论精神相通     

墨光都借性灵传--论张问陶的性灵说

张问陶接受并发展了明清诗坛的性灵说,坚持诗歌的审美内涵是诗人自我内在“性灵”、“性情”、“血性”的感性显现,强调自我,张扬个性;认为:诗中的性灵来自创作主体、表现对象和二者的天然妙合;要写出表现性灵的真诗,必须有天才和灵感;标举性灵固然是针对“格调说”和“肌理说”而发,但其理论旨归是要求文学的个性表现和独创精神,来冲决当时儒家正统思想对诗歌的束缚和扭转文坛复古模拟的诗风。     

绝地通天一枝笔，请看依傍是何人——论袁枚性灵诗论特征

袁枚是清乾隆时代最大的诗人、最重要的诗歌理论家和批评家.本文主要从横向比较的角度出发,具体论述了袁枚诗论与其他诗论、特别是公安派的性灵说之异同,指出袁枚诗论的四个方面特征: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强烈的诗学叛逆性、高度的思维辩证性和博大的理论包容性.     

船山诗论的读者意识现代观

船山诗论中的“读者各以其情自得说”是其诗歌理论中最具现代色彩的理论部分。其中对读者的主体地位的认识,对“自得”之情的动态考量以及“入”、“出”自由的辩证分析,不仅使中国传统诗学在明清时期就已具备了现代意义的思想,而且对今天的诗歌创作与接受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吴宓早期诗论概观

吴宓(1874—1978)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学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当时他是彼指为鼓吹“复古”的。近年来,随着思想解放的日益深入,学术领域民主气氛的日趋活跃,对吴宓思想及其作品的重新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对吴宓必部早期著作的分析,从一个侧面来透视他诗论的思想与学术价值。 一 重视诗的社会作用,是吴宓诗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吴宓先生诞生在近代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志士仁人特别是像康、梁这些文坛巨子们为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奔走呼号,不惜牺牲的猎猎壮举,给了他以深刻影响;加之他自己又一向将目光向着外部世界,对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政治改革的风云变幻及其对诗歌创作的规定和制约十分关注,这些一旦同他观念领域植根很深的“儒家诗论”发生碰撞,就构成了吴宓诗歌创作理论的重要特征。 传统儒家从重人事和入世的基点出发,把“兴、观、群、怨”看作诗的重要功能,从     

清代性灵说与王学

清代中期诗坛袁枚等人倡导的性灵说是以强调人的“情欲”为主要内容、以“生趣”为特征的。这不仅与晚明的性灵说一脉相承，也与以王阳明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李贽的童心说一致。性灵派把诗人看作是领悟宇宙万物与“神”相通的圣者、智者，他们轻视“六经”，重视创作的主观精神，此乃轻视知识的王学传统在文学领域中的折射。“性灵说”的出现是王学在清代诗坛的复苏。     

诗法鉴衡·钩玄昭昧——方东树诗论述评

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在桐城派诗论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它完成于晚年,是一部较完整的诗歌理论著作。其特色主要表现在,以古文法论诗,刚健之美的“力”“气”说以及构成意境之“妙”三方面。     

从本色论到童心说——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流变

以阳明心学为哲学基础的性灵文学思想可统称之为性灵论 ,但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 ,又可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 ,如王阳明称之为“自得” ,唐顺之称之为“本色” ,李贽称之为“童心” ,公安派称之为“性灵” ,汤显祖称之为“言情”等等。就其不变因素言 ,以心性为核心可以说贯彻各家理论主张 ;就其变化言 ,则诸家又各有其侧重。大致说来 ,王阳明与唐顺之的文学观体现了性灵文学思想的早期特征 ,公安派与汤显祖体现了其后期特征。李贽的童心说则介于此二者之间 ,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因此从唐顺之的本色论到李贽的童心说 ,是性灵文学思想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