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性灵诗”的特色

袁枚首先是诗论家,其主要功绩在于“性灵说”理论的建树;袁枚又是“作诗写性灵”(江藩)的诗人,创作实践丰富,有《小仓山房诗集》39卷传世,有道是:“数卷仓山集,先生道性灵,锦心罗万象,妙手通无形。”(《和希斋》)创作理论源于创作实践并指导创作实践,创作实践亦印证创作理论。袁枚的“性灵诗”与“性灵说”基本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何谓“性灵说”,学术界尚有不同见解,我在《袁枚“性灵说”内涵新探》中曾作如下界说: “性灵说”的理论核心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的角度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有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在这三块理论基石上又生发出:创作构思需要灵感,艺术表现应具独创性并自然天成;作品内容以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个性为主,感情所寄寓的艺术形象要灵活、新鲜、生动;诗歌作品以感发人心,使人产生美感为其主要艺术功能等主张。鉴于此,则须反对束缚性灵的“诗教”说及规唐模宋的拟古“格调说”,亦反对以学问代替性灵、堆砌典故的考据为诗之风气;但诗歌创作又不排除辅以学问与人工。要之,“性灵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诗论体系,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包括创作前提、创作过程,亦包括作品的要求、艺术的功能等。袁枚现存诗四千余首,并非皆符合其“性灵说”主张,因此不能认为都是“性灵诗”。我以为,所谓“性灵诗”应体现出“性灵说”对作品的美学追求:首先是抒写真情实感,表现诗人个性;其次构思新颖、感情所寄寓的艺术形象灵活、新鲜、生动,生趣盎然,显示诗人之“笔性灵”;再次,诗歌语言应自然通俗、表现手法以白描为主,不堆砌典故。上乘的性灵诗当然兼备上述各特色,但由于创作主体所抒写的感情性质的不同或所反映的审美对象的差异,每一首诗的特色也就有所侧重。一般来说,写人生感情的性灵诗真性情的特色更突出,写自然景物的性灵诗形象灵活生动、生趣盎然等特色尤明显。     

袁枚性灵诗的艺术特征

袁枚性灵诗于清代乾隆诗坛独树一帜,绝少依傍,于艺术上有四个明显特征：选材的平凡、琐细,诗歌意象的灵动、新奇、纤巧,情调的风趣、诙谐,以及白描手法与口语化。     

张问陶与“性灵”说

有清一代是中国古代文学由总结走向终结的时代。随着封建社会的日益腐朽和没落,新时代的文学终于在二十世纪初孕育发生,在五四运动期间破土而出了。然而在清代近三百年的漫长岁月中,古典文学的表现形式并没有迅速土崩瓦解,趋于哀亡,清人在继承发扬前人文学批评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努力开拓,积极进取并有所创新。文学理论的建设,如桐城派的散文理论,“神韵”、“格调”、“性灵”、“肌理”等诗派的兴起,交错纷呈,五音繁会;文学创作也极为繁荣,小说,戏曲、诗词文赋诸领域都涌现出众多杰出的作者。这一时代的古典文学绝不是行将就木前的回光返照,而是成熟后含笑向旧时代告别的身影。可以说,清代即是古典文学的终结期,又是它(特别是古代文艺理论)的集大成时代①。在众多的诗论派别中,“性灵”说的诗歌理论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研究其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其理论的实质,对于我们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繁荣当今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仍然有着不容低估的现实意义。     

袁枚性灵派在近代的影响

产生于乾隆盛世的袁枚性灵派,对近代的影响以负面为主。道光以后,由于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灵派的一些思想与诗风已不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因此无论是欲图匡正时弊或变法维新的志士仁人,还是反清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多对性灵派采取批判排斥的态度。其中虽有少数人出于卫道之目的,但多数人的出发点是积极的,也切中了性灵派末流的一些弊端。但性灵派也有愤世嫉俗、关心社稷民生的一面,对此,近代人们多未认识到,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片面性。而真正理解并汲取性灵派之思想精髓,使之发展升华者,只有龚自珍、黄遵宪等人,惟其寥若晨星,所以更显可贵。     

论“诗缘情”说

我国古代文论发展至魏晋时期,有一个与传统的“诗言志”说相对的文学新论——“诗缘情”说崛起,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西晋太康作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 自从“诗缘情”说提出之后,丈坛上发生了关于情与志、“言志”与“缘情”的长期争论,各说不一。有的论者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绝然对立,不可调和;有的论者恰好相反,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本是一个东西,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     

性灵说与创作主体论

本文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剖析评述了“性灵说”的内涵及其理论价值,指出创作主体的“识”是作家创作勇气和胆略的标志,而“情”则为“性灵说”的核心,是创作的生命;“公安派”还从诗“趣”这一接受的视角,进一步肯定了创作的主体性。“性灵说”复苏了作家们的主体意识,也打破了“七子”的复古论调,给明末文坛带来了勃勃生机。     

论杨万里的“诗味说”

＂诗味说＂是杨万里诗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独特处在于：以＂味＂论诗歌群体风格特质——追求神似,＂舍形逐味＂;以＂味＂来规范传统诗教的怨刺内容——要求诗歌精光内敛。杨万里＂诗味说＂与＂晚唐异味＂密切相关,他服膺晚唐诗歌的工整,竭力标榜＂晚唐异味＂,是为其＂诗味说＂张本。     

孔子“诗三百思无邪说”正解新探－兼评诗序与朱熹淫诗说

孔子“诗三百思无邪说”,后世大儒及其从者皆以经学解读《诗经》,故有美刺之说、邪正之辨、主次之别。其实孔子是站在仁政的立场,以王道与人性的观点甄选和评价《诗经》的。     

魏晋才性论新探

<正> 魏晋才性论在中国思想史上写下了独具特色的一页。以往的研究,由于过多地强调了它的政治意义,而流于附会某些派系斗争,忽视了其心理学方面的内容,因而使汉晋之际人物批评到才性四本的发展线索模糊不清,也难以准确地对魏晋才性思想作出评价。魏晋之前的才性观点,一般将“才”定义为人的能力,特别指政治方面的才干,对这一概念的认识,魏晋前后的思想界分歧不     

再论“诗缘情”说

拙文《论“诗缘情”说》(见《云南社会科学》85.5期)在谈到我国古代文论中“诗缘情”这一重要学说的形成过程时。曾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不自觉、半自觉和自觉的阶段,论述了前两个阶段中缘情说的酝酿情况。这篇小文讨论第三个阶段:魏晋时期,缘情达于自觉,即缘情说理论产生的阶段。 鲁迅先生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焦循“性灵说”的二重解构

扬州学派人物焦循,兼有学者与文人的双重身份,因而其在文论方面的创见是别有特色的.文中针对其提出的"性灵说"进行文学和学术两个层面的双重解构,以便更清楚地认识他的文论建构过程和特点.     

释“知命”——孔子思想新探之一

孔子相信天命。《论语》中提到天命,或单称天,或单称命,或天命二字联用。不论单称或联用,意义部没有多大区别。如: 天生德与予,桓趡其如予何?(《述而》)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     

墨光都借性灵传--论张问陶的性灵说

张问陶接受并发展了明清诗坛的性灵说,坚持诗歌的审美内涵是诗人自我内在“性灵”、“性情”、“血性”的感性显现,强调自我,张扬个性;认为:诗中的性灵来自创作主体、表现对象和二者的天然妙合;要写出表现性灵的真诗,必须有天才和灵感;标举性灵固然是针对“格调说”和“肌理说”而发,但其理论旨归是要求文学的个性表现和独创精神,来冲决当时儒家正统思想对诗歌的束缚和扭转文坛复古模拟的诗风。     

意深词浅：袁枚“性灵”的特征与呈现方式

性情是清人反驳明七子的有效武器,是诗学阐述的出发点。但袁枚将之由诗学基本概念转变为诗学核心概念,强调性灵是对现实人生的体验,这种体验独特、深刻、通达,并归于正,中国文学情感表达的传统得以在诗学理论上完成接轨并深化。袁枚还强调以词浅的方式进行呈现,以达到天籁的状态。其诗歌创作践行意深词浅,自然也是雅的。     

王士祯“神韵说”新探

<正> 长期以来,在否定清前期诗人王士祯的“神韵说”诗论的诸说中,最为流行的一种观点是认为“神韵说”“回避和脱离现实生活,以艺术风格上的所谓‘含蓄’,‘冲和’、‘淡远’,反对诗歌反映较强的现实内容,其目的是为清王朝的统治粉饰太平,点缀升平,实际上是一种帮闲文学”(郭绍虞《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倘若如此,对神韵说就不是在     

冯梦龙“情真”说新探

冯梦龙生活于明末清初,享有通俗文学家、民间文学家、戏剧家诸多称誉。他一生编著甚丰,总在五十种以上,有短篇小说、长篇历史演义、民歌、笔记小品、传奇和散曲、诗集、曲谱等。其中,最能代表其辉煌成就的是搜集、整理、编写的“三言”。冯氏“三言”夺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之冠,它赋予一向不受人重视的拟话本以强大的活力,使之达到极盛,终于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获得应有的一席之地。当时,冯梦龙的作品一经问世,就不胫而走,广为流传,甚至远涉海外,在日本和欧洲都拥有不少的读者。他的优秀之作经受住时间的漫长考验,     

论汉儒以“兴”说诗

<正> 汉儒说诗,标举兴体,但所言之兴,是解诗的方法,与春秋赋诗方法的兴名同而实异。由于不明白这一区别,使一些人的解释持论不当,无端地生出不少歧义,造成许多缠夹,从古至今,聚讼纷纭。本文试对汉儒说诗方法的兴的内涵及其成因做一些新的探讨,以正其误。毛诗标兴在《诗经》里,毛传明确标为兴诗的116篇(国风72、小雅38、大雅4、颂2),占38%。毛传对所标之兴的含义及标兴的标准未做解释,我们只能就毛传解诗的实例加以推论。     

袁枚的讽谕诗

<正> 清代乾隆诗坛泰斗袁枚倡导性灵说诗论。性灵说诗论缺陷之一是不提诗反映社会人生,只倡言诗写个人之“性情遭遇”(《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小仓山房诗集》有大量这类性灵诗。但是在创作实践上,袁枚却有相当数量的借古喻今或揭露社会弊端的诗篇,其大部分可以纳入讽谕诗范畴。这就以实践补救了他理论上的偏颇。首先应该重视袁枚的咏史诗。他认为:“咏史有三体:一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左太史《咏史》是也;一为隐括其事,而以咏叹出色……;一取对仗之巧……。”(《随园诗话》卷14)袁枚当然推崇第一体,借咏史而对社会人生发表看法,间接反映当代社会现     

从“独抒性灵”到“真诗精神”——袁宏道、钟惺“性灵说”离合关系探析

钟惺主张诗歌抒发作者真实独特的性情之言,积极响应了袁宏道的"性灵说",但受明末复古和性灵两种文学思潮嬗变、时局动荡以及王学变迁等因素影响,钟惺"真诗精神"说与袁宏道"独抒性灵"说又存在差异。以古今言,钟惺突破了七子派和公安派存古今诗歌之异的思维模式,转求古今诗歌之同;以个性言,袁宏道倾向于肯定真心真性,属于自然个性论;钟惺则将超脱世俗的精神气质和孤行独往的性格力量视为真诗精神,属于艺术个性论。     

绝地通天一枝笔，请看依傍是何人——论袁枚性灵诗论特征

袁枚是清乾隆时代最大的诗人、最重要的诗歌理论家和批评家.本文主要从横向比较的角度出发,具体论述了袁枚诗论与其他诗论、特别是公安派的性灵说之异同,指出袁枚诗论的四个方面特征: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强烈的诗学叛逆性、高度的思维辩证性和博大的理论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