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笔记特点及地位论略

自南宋起对北宋笔记的评价就显示出了两种不同的倾向。在后世研究中北宋笔记也远不如当时的话本、史传等文体引人注目。这是因当时笔记评价标准往往与史学、小说相牵混所致。通过对北宋笔记与魏晋南北朝及唐代笔记的比较。可以发现北宋笔记是笔记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在主旨、内容、艺术表现、风格等方面都显示出其自身的特点，形成了南宋以至后世笔记创作的主要模式，对后世笔记影响深远。     

论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

从文体的角度来看,当代文学的人类学转向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从当代文学叙事结构、视角、意蕴中挖掘其人类学特征和意味,可看作是“隐性”的人类学转向;二是从“常规”文本穿插田野笔记这一现象来探讨这种人类学转向的过渡状态;三是从跨文体写作的民族志转向论述“显性”的人类学转向.当然,文体变化的背后不仅与文学创作方法、观念相关,与国家文化战略安全亦有密切联系.     

笔记的类型和特点

一中国深受史官文化的影响,许多文人有做笔记的习惯,因而出现大量的笔记,现存达数千种之多。如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自序云：“追思曩昔缙绅所说及余亲所见闻,得二十余事,因编次之分为五卷。”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自序云：“贤士大夫谭议有可取者辄记之,久而得三百六十余事,私编之为十卷。”笔记源远流长,可以远溯至先秦,唐宋时笔记有较大发展。用“笔记”两个字作书名,则大约始于北宋宋祁的《笔记》三卷。稍后,罗志仁作《姑苏笔记》,刘昌诗作《芦浦笔记》,龚颐正做《芥隐笔记》。宋代笔记数量大增,形式多样,流派纷呈,…     

"大众化"与"经典化"--"红色经典"论之五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在确认这种经典化文学遗产价值存在的合理性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话语概念就是“大众化文体”。本文先将“大众化”作为一种“现代性”思想文化现象进行检视,继而从“大众化文体”与革命意识形态、“大众化文体”的“一体两面”的审美言说方式这两个论述层面,解析了“大众化文体”在“红色经典”中的审美构成功能和创作思维机制,并阐释了“红色经典”是如何通过“大众化文体”解读世界、建构意义。     

论清中后期话本小说文体之变异

清中后期话本小说文体全面突破了传统文体规范,出现了篇章体制与叙事模式笔记小说化等文体变异现象。这种文体变异与话本小说文体观念的极端片面文人化发展直接相关,实质上是以笔记体的文体宗旨、叙事精神改造话本小说原有文体传统的结果。话本小说文体变异是创作走向衰亡的产物,而文体变异又反过来加速了创作的衰亡。     

影响与误读:北宋词学观之文化观照

“艳词”与“小词”、“本色”与“诗化”是北宋词学观的两对最主要的理论范畴 ,前一对范畴体现了北宋文人对词之体性与价值的误读 ,后一对范畴则是北宋中后期对词的本体误读的结果。北宋词学及其观念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许多问题归根结底导源于他们那种建构在误读的基础上的词学观 ,而此种词学观念的深层根源则是当时以复归的儒家文化为价值指向的士人人格与主体精神的冲突。对这种深层文化根源的追寻与观照对于准确把握北宋词和词学的发展进程有重要意义。     

日本笔记中的诗经阐释学研究

《诗经》作为中国经典文化,深刻影响到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包括笔记在内的诸多文体中都有《诗》学遗存。日本笔记中的大量引《诗》论《诗》材料,是目前日本诗经学研究不曾关注到的重要文献。鉴于笔记文体的自由性和开放性特征,自有其不同于一般《诗》著的多重学术价值。笔记引《诗》作为用《诗》方式,展现出更为广泛的日本《诗》学生态。笔记论《诗》则丰富了诗经学的知识体系,提供了探究日本经学异域思维的生动案例。     

论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创作倾向产生的原因

“以诗为词”可以说因苏轼词的风格和作法而得名,但它并非始于苏轼。北宋初中期,潘阆、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王安石等一批各具特点的词人从题材、语言、风格、手法等方面入手,逐步发展了“以诗为词”的作法,为苏轼“以诗为词”的成熟运用作了充分的准备。“以诗为词”创作倾向在北宋初中期的产生,除了词人在主体创作实践方面的努力外,一些客观存在的因素,诸如文体本身发展的需要、文体之间的学习与渗透、时代风尚与文学思潮的影响、作家群体身分的特殊性、作家观念的改变、作家创作的相互影响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杂文历史小说:穿越历史和现实悖论的一种可能——论鲁迅《故事新编》与王小波的历史小说

鲁迅与王小波都存在着“杂文化历史小说”的内在文化逻辑和文体追求。批判现实性、历史叙事和民族主义的多重悖论诉求,构成了《故事新编》的特殊形态,而20世纪90年代后文化语境的复杂生成,为王小波继承并发展这种历史小说文体提供了契机。他对唐文明的弘扬,犀利的杂文证伪意识和文学想象力的解放,已为当代中国历史小说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有别于新历史主义的道路。     

中国文体研究的演变、特征与方法论问题

中国文体研究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它的发展演变,与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与诗性文化,以及文体意识的自觉密不可分.文章还进而探讨了文体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认为文体研究不能静止地停留于研究文献、体制和创作风格,而要在保持我国文体论精华的基础上,引进西方文体学的观念和方法,并从“内”与“外”,“常”与“变”,“体”与“用”的多重关系中把握文体的内涵、特征和演变,从而将文体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浅论电视艺术学的学科定位

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电视艺术活动,由此决定基本研究课题是电视艺术创作论、电视艺术接受论、电视艺术文本研究、电视艺术的源泉与影响问题。电视艺术学是电视研究与艺术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它本身又包括电视艺术理论、电视艺术批评、电视艺术史、电视艺术理论史和电视艺术批评史等五个更小的下位学科。     

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内在要求与优化路径

党的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优良传统;在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发展变化的今天,面对风险和挑战,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应对法宝;要从信仰、思想、组织、作风方面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坚持从严治党。     

中国企业走出危机管理误区的对策思考

对危机管理的认识误区是导致许多企业危机管理能力低下的主要原因,危机管理能力的低下已成为 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阻力。危机管理能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组成部分,提高危机管理能力是提升企业核 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危机管理的制度化、科学化与法制化是中国企业走出危机管理误区的主要策略。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法治”与“德治”并举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为使我们国家长治久安,必须积极探索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具体途径,主要是:提高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这一治国基本方略的认识;坚持和促进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实践;从严治党,发挥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积极借鉴并及时总结中外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历史和现实经验。     

主题先行:文革战争题材长篇小说的构思局限

文革时期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在构思上存在着主题先行的历史局限,这一局限导致此类作品的主题和情节出现大面积重复和雷同。文革战争题材长篇小说的构思局限性所带来的不是文革文艺设计者所期待的振奋和昂扬的接受状态,而是一种被动、疲惫的审美状态。     

完整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内涵

五四新文化运动包含两大相互依存的思想解放取向:一是"对传统求解放";二是"对西方求解放".但长期以来,人们只强调这场新文化运动对国人思想的解放,而"对西方求解放"则关注甚少,忽视了这一点,对于"五四"思想解放的理解则是不全面的.从总体上看,国人"对西方求解放"的新构想,主要呈现两种范式:一是呼吁打破对西方的盲从,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关系;二是服膺马克思主义和转而"以俄为师".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其展开的历史过程中,正是"对传统求解放"与"对西方求解放"这二者之间的张力与博击,构成了不断推进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深入发展的内驱力.在今天,理性地保持二者之间的此种张力与博击,仍为促进国人思想解放和永葆思想活力所必需.     

唐代舞蹈诗中的舞姬形象探析--兼论唐人的女性审美取向

唐代舞蹈诗中的舞姬包括后宫善舞的妃嫔、士人家中的舞女姬妾以及从事歌舞表演的宫妓、营妓与市井乐妓。大多数舞蹈诗描写的舞姬，或是风情万种的尤物，或是地位卑贱的玩物，或是致祸夺宠的妖姬，或是令人同情的苦命女。此外，还有少数舞蹈诗塑造了天真欢乐的少女形象和技艺高超的艺术家形象。舞姬是唐代女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唐代女性的一种生活状态。从舞蹈诗对舞姬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唐人喜好纤柔细弱、欣赏风情愁怨的女性审美好尚。     

同盟会分化与"南北议和"--评孙中山"以和平收革命之功"

辛亥革命的发展,敌我斗争出现了新的格局,为此孙中山在不放弃武装斗争的同时并以其为基础进行了"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种种努力,但因不合中国革命实际而终成泡影.历史实践证明,武装革命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同时也说明历史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有时会向后作巨大的跳跃.     

宪法解释体制下的司法空间与界限

立足于我国宪法解释的现状,无论从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方式解释宪法的社会基础和活动空间亦即其面临的现实动力和压力方面,还是解释的运作方式和实际表现亦即其个案和附带性质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宪法司法解释得以规范和奏效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在我国几个效力不同、功能各异和相对独立的宪法解释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宪法解释体制中符合司法的特性及其依附的政治体制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