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戊戌政变不起于袁世凯告密——兼与赵立人先生商榷

在戊戌政变中，袁世凯扮演了一个告密者的角色。但是，随着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的深入和档案史料的发掘，近年来，学术界先后有不少论者著文，修正了戊戌政变突发于袁世凯告密这一传统的重要成说。指出袁世凯初五日的告密，已来不及成为初六日晨政变的导火线。①本人也曾就此著文，发表于《学术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以限于篇幅，言未尽意，赵立人先生在其大作中又认为本人所说诸点不能成立，②因而再写这篇文字，续作申论，兼与赵先生商榷。一、政变的发动有一个过程，完成于八月初六日政变的准备和进程，与袁世凯被光绪帝召见，是同步进…     

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

传统观点认为，袁世凯向荣禄告密，是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的导火线。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提出质疑，认为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①。其论据为：一，据袁世凯《戊戌日记》的记载，袁世凯初五日晚向荣禄告密时，因为需要商量一个“保全上位”，避免外国干涉危险的稳妥之策，致未能在当天及时向慈禧奏报，而拖延到初六日政变消息传到天津以后才奏报。二，八月初六日清廷只是下诏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并未下令捕拿谭嗣同。这说明当时未得到谭嗣同“谋逆”的密报，如果已得密报，则必捉拿谭嗣同，或者采取另一种作法，连康有为也不捉拿，以免打…     

伊藤博文访华与戊戌政变

传统史学观点认为,袁世凯的告密导致了戊戌政变的发生。对于这个观点,现代史学家已批驳甚多,结论是否定的。但是对引起戊戌政变的真正原因,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遍阅有关史料,结合前人论述,可以看出,戊戌政变的发生与伊藤博文的访华有密切联系。     

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关系新证--以谭嗣同被捕时间为中心

有的论者以“八月初六日上谕”未提“围园”、谭嗣同为据,推断慈禧发动政变时尚未获悉袁世凯告密内容,因而未缉捕谭嗣同,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所致。经过考证,所谓“八月初六日上谕”纯属子虚,它不过是《东华录》根据崇礼八月十一日奏折中引用的慈禧八月初六日口谕部分片断“补作”的。根据谭嗣同信札,在政变发生的当天,他即已被捕,说明慈禧初六日口谕中的搜捕目标除康有为兄弟外,还应包括其他康党要员。不过,袁世凯的告密仅是政变的导火线,而非决定性的原因。     

戊戌政变研究三题

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以及对史料解读的不同,学界对戊戌政变发生的原因仍存在一些分歧。从戊戌七月朝局的变迁与慈禧训政的关系看,日益趋新的光绪帝过多看到的是朝臣们“守旧”的一面,从而导致君臣之间关系紧张乃至恶化;御史杨崇伊于八月初三日吁请训政是后党策划密谋的产物,慈禧并非不知情;至于康有为在政变后宣称康党在戊戌六月便开始设法联络袁世凯、掌握军队,试图采取军事手段对付后党的说法,恐不可信,策划联袁采取非常措施应是八月初三见到光绪帝密诏后康党作出的冒险决定。     

蔡金台密札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

史学研究既要注意新材料的发掘,又不能忽视旧材料的运用。邓之诚先生《骨董琐记全编》所刊布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封信,生动揭示历史真貌,是戊戍政变的重要史料,但长期以来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通过这两封密札,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我们弄清了袁世凯通过荣禄“电庆邸达之”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戍政变的全过程。袁世凯无疑是告密的元凶,他在戊戍政变中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袁世凯戍戌提兵入京质疑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光绪帝等支持下，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但是，以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拼命反对变法。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1898年夏天进人高潮。那拉氏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帅北洋三军，控制北京和天津，并准备于10月间在天津阅兵，强迫光绪退位。在此危急时刻，维新派计划拉拢握有军权的袁世凯，以兵力支持新政，康有为等通过待读学士徐致靖，上书光绪奏荐，称赞袁世凯“家世将门，深拥军旅”，通晓西洋兵制及内政、外交谋略，建议光绪帝对袁“加官优奖”①。康又指示谭嗣同也向光绪帝上折建议“抚袁以备…     

谭嗣同被捕时间补证

笔者在《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关系新证》(载《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中曾指出:根据谭嗣同的3封狱中遗札,以及魏允恭在致汪康年函中所记其在1898年9月23日目击杨锐、刘光第、谭嗣同由"步军统领监送登车"发交刑部的情景,可判断谭嗣同之被捕,就在政变当天,即9月21日(八月初六日).皮锡瑞《师复堂未刊日记》对此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     

论梁启超由拥袁到反袁思想的演变

武昌起义爆发后，由于改良派与革命党人的尖锐对立，梁启超对国内的政治形势采取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方针，既依附袁世凯，又防备袁世凯，两者若即若离。袁世凯上台以后，梁启超出于组织政党、控制国会、相机组阁、以便和革命党人相抗衡的考虑，同袁世凯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尤其是在二次革命期间，梁启超为袁世凯镇压革命力量积极出谋划策。然而这期间，双方在政党政治与专制独裁、爱国与卖国、以及一些内政外交的具体问题上仍存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袁世凯称帝以后，梁启超断然与之决裂，重新回到了革命阵营。梁袁之间由合作到决裂，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矛盾和斗争尖锐化的产物。     

小人物，大历史：辛亥革命中的袁克定

目前，有关袁克定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的批判上，作深入研究的尚不多见，传说和坊间传闻，要远远多于严肃的学术研究。袁克定作为袁世凯的大儿子，由于身份特殊，其在辛亥革命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主要体现在：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应诏出山，袁克定便开始积极为其父谋划，为稳定北方政局，出力颇多；待袁世凯主和态度明朗后，又尽力活动促成南北议和；外交上，奉其父意旨多次秘密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联络，助其父很好地处理国际事务；后来，面对南北共和之潮流，亦能积极促其父袁世凯接受共和。     

戊戌维新叙述的建立：《戊戌政变记》的成书、传播与接受

与政治斗争的胜利者通常掌握著史话语权不同的是,戊戌维新的历史叙述主要由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失败者一方建立。政变发生以后,新政事业迅速凋零,面对英国、日本方面对维新运动败于过激的批评,以及出于争取海外华侨支持的政治需要,流亡中的梁启超以“局内人”身份,借助《戊戌政变记》的论述和报刊舆论的力量,对变法做了最初的总结,建构起维新视角下的戊戌叙事体系,虽非信史,却成为后世史学论述的蓝本。通过报刊、档案、日记、年谱、回忆录等材料,返回历史现场,考索《戊戌政变记》的编写背景、成书经过、社会传播与阅读接受,进而探讨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流亡期间的政治立场、思想脉络与现实诉求,从中梳理戊戌维新历史叙述的建构历程,可展现戊戌神话背后的时代细节与文化图景。     

唐国史中的史实遮蔽与形象建构——以玄宗先天二年政变书写为中心

先天二年政变是玄宗最终掌握最高权力的惊险一跃,而这一事件牵涉到玄宗与睿宗父子间激烈的权力争夺,因此唐代史官在国史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全面的讳饰。然而以张说所作的郭元振《行状》为切入点,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则可展示玄宗与睿宗及太平公主在政变之前激烈的政治较量、七月三日政变当天的整个过程,同时揭示政变后玄宗通过削弱政变功臣郭元振的权柄、最终掌握所有权力的真相。对于这场政变全方位的探索,显示唐代国史的书写通过遮蔽政治事件的关键性细节、重塑参与其中的政治人物,从而使史书记载最终符合其"政治正确"的逻辑。     

近五年来袁世凯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后，袁世凯研究逐步成为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近五年来，袁世凯研究不仅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而且呈现出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对袁世凯评价更加理性、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等一些新的特点。但毋庸讳言的是，尽管近五年袁世凯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一些明显不足。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化拓展袁世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加强海内外袁世凯研究的交流与互动，深入发掘和利用好新的史料，发展壮大研究队伍。     

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原因新探

甲午战争特别是胶州湾事件之后,中外矛盾冲突危机骤然加剧,山东地方社会义和团暗流汹涌,山东巡抚毓贤因无能而导致局势失控。清朝统治者迫切需要一位能够稳定山东局势而抵御外辱的强势巡抚。袁世凯的名门望族的出身、淮军行伍与小站练兵的资历、在朝鲜杀伐决断的才干、高度关注山东局势的眼光、荣禄等朝廷重臣的鼎力支持,使慈禧太后把袁世凯视为接替毓贤出任山东巡抚的不二人选。     

试论“江西民政长事件”

袁世凯企图削弱南方革命党地方势力和各省都督的职权,要求实现“军民分治”。此主张提出后,革命党人与北洋军阀展开了一场论战。“赣省李烈钧首先通电反对,湘督谭延闾、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继之。”袁世凯强令推行,企图迫使李烈钧接受,先后于1912年12月16日和1913年3月11日任命汪瑞闿和赵从蕃为江西民政长。李烈钧领导江西党、政、军、警各界进行了顽强抵制和斗争,并在九江地区调兵遣将加强戒备,与袁世凯武装对峙,几有开衅之势。袁世凯不得不妥协退让,收回成命。李烈钧为革命党人赢得了民国初期革命党与袁世凯斗争中唯一的一次胜利。     

《谪龙说》与《河间传》后探──兼与卡孝萱先生商榷

《滴龙说》与《河间传》，是《柳宗元集》中的两篇寓言。对于这两篇文章，历来探讨者不少，观点也都比较一致。近年，卞孝黄先生又作《＜谪龙说＞与＜河间传＞新探》（见《文学研究》第二辑，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又见《国际柳宗元研究撷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一文，总结前人的观点，并对其加以阐释发扬。读完文章，有些不同的想法，现在提出来与卞先生商榷．并就正于学术界的同好。因本文的探讨永列于诸位先进之后，所以题曰《后探》。《谪龙说》关于《滴龙说》，卞先生综合以前韩酸、何津、陈景云、林经、章世例等…     

掀开历史人物的面纱——读《张荫桓日记》有感

本文以《张荫桓日记》为主线,结合中日两国档案,对晚清重臣张荫桓史实予以探讨.认为张荫桓是我国近代倡导海外华侨教育的第一人;他因劝导光绪皇帝变法而葬身新疆;并对政变后光绪帝要杀张荫桓的传闻予以分析.指出张氏于变法初期,曾积极向皇帝推荐康有为,但面对反对变法势力之猖獗,张荫桓改变初衷,与守旧势力往来密切,并且于戊戌七月扣压皇帝关于派康有为赴日本坐探变法事宜的谕旨,故政变后守旧派"谓张非康党",得以"保其首领."     

袁世凯政府与民初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

袁世凯政府与民初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常全喜民国初年，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在清末初步发展的基础上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如此，固然与辛亥革命的推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放松对中国的控制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袁世凯政府继南京临时政府之后，颁布和...     

柴五郎对侵华战争的看法

中国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集中于义和团的起源、外国和教会、教民的暴虐无道等方面,而对于八国联军的作战,对八国联军内部的分析等研究尚有不足之处。近几年来,在中国研究义和团的书刊、论文集中,论述北京公使馆攻防战问题的文章只有一篇,即李德征、丁凤麟共著的《论义和团时期的围攻使馆事件》。该文认为围攻使馆并不是构成八国联军侵略的直接原因,把一切责任都推于西太后的阴谋,认为未能攻陷公使馆是由于西太后与荣禄的优柔寡断和媚外政策。该文还认为由于让精锐部队围攻公使馆才未能有力打击八国联军,对整个战局起了负作用。该文还责难正视现实的荣禄为狡猾的官僚。该文好像认为攻占公使馆,杀绝使馆     

民国时期松江地主收租组织的地租形态与货币折租

本文通过分析上海市档案馆藏民国时期松江地区地主收租组织“典于记”松江与青浦租册的收租记录，探讨了1918-1936年间“典于记”的地租形态趋势变化与货币折祖及其与佃户的地租负担问题。“典于记”的地租形态以实物地租为主，货币地租极少，货币折租的比重亦不大。该时期，“典于记”的地租形态经历了一个从实物地祖向货币折租转变又到以实物地租为主的趋势变化。同时，“典于记”的货币折租尚不具有向货币地租转变的明显趋势。通过比较“典于记”1929年-1934年松江地租的货币折租价与松江米市的米价后可知：“典于记”的货币折租价基本上低于米市上的米价，因而很难说货币折租是加重了佃户的地租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