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后汉书》注引《说文》顼议

《史记》《、后汉书》二书注引《说文》与今本《说文》有不一致的地方。缨、矍、豺、缇、掎等字注释引《说文》存在的问题值得讨论。     

论秦国巡狩封禅礼的宗教意义

正秦代国祚甚短,但秦始皇的巡狩封禅行为是史书大书特书的内容。巡狩,谓天子视察诸侯疆土的行为。《孟子·梁惠王下》云"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巡狩,又作"巡守"。封禅,谓天子到泰山祭祀天地的行为。《史记·封禅书》张守节《正义》言,至泰山上祭天之行为就是"封",到泰山下小山祭地之行为就是"禅"。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的巡狩封禅前所未有,其宗教意义尚有余义可发,笔者特不揣浅陋而为文。     

是“五序”,不是“王序”

贾谊《过秦论》云:“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过秦论》文,“王序”却写作“五序”。到底谁是谁非呢? 当从《史记》作“五序”,“王序”乃形近而访。《国语·周语上》云:“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     

王筠《说文释例》存疑之“蜜博士”考释

王筠治《说文》,善于"以俗证雅",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其于《说文释例》中所存疑之"蜜博士",古籍之中不但确有其名,而且有"将蜂"、"相蜂"、"蜜妇"、"黑蜂"、"乌蜂"、"游蜂"等诸多别名,皆是指今人所言之"雄蜂"。     

茅坤《史记抄》文学价值探微

在古文评点系统中,《史记》尤为后人所重。明代是《史记》文学评点的兴盛期。茅坤的《史记抄》用心独到,评论精妙,且多发明,是明代具有代表性的《史记》评点本之一,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茅坤极为推崇司马迁叙事才能,着眼于探求《史记》章法严谨、摹画精妙、手法多变的"叙事之法"。并且抓住历史人物塑造的个性化特征,挖掘《史记》的写人艺术。茅坤认为史迁之文独具"风神"之美,呈现出"遒逸疏宕"的文章风格。     

徐福东渡与秦始皇的海洋意识

本文通过《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封禅书》等相关材料,就秦始皇海洋意识形成的基础、秦始皇对海外世界的向往与徐福东渡计划的提出和批准、秦始皇的造神以及水神与海神信仰三个方面,指出秦始皇是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探索海洋和挑战海洋意识的皇帝,表现出对海洋的占有和控制的海洋政治观,他不断到海边巡游,甚至不惜进行海洋航行以战胜"海神"之恶神,正是秦始皇的海洋意识才使秦朝这个内陆发展起来的国家,迅速成为一个包括着渤海、东海和南海的中央集权之中华大国。中国并非如日人所述系"南船北马"的"两个中国",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华文明不仅是"大陆文明",也是"海洋文明",从内陆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也是一个伟大的航海民族,可以说,将海洋作为陆地的延伸和"天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建构海陆文明一体中华大国的基本范型,在秦朝已经确立了其发展的基盘。     

“桓齮路奔燕”出处问题

林剑鸣同志《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第340页说,公元前233年(秦始皇十四年)的秦、赵大战中,“秦将桓齮由于失败,畏罪逃奔燕”。作者自注,系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赵世家》”。经查证《史记》这两篇均未言及秦将桓齮败逃燕国事;先秦、两汉典籍亦无此种记载。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第171页云:“(公元233年)赵派大将军李牧向桓齮反攻,大破秦军于肥,把桓齮打跑了。”杨氏于此加注:“(《史记》)《李牧列传》也     

《史记》与《释名》声训比较研究

司马迁在《史记》随文注释中,运用了大量的声训方法,这种方法的运用已相当熟练,可与刘熙《释名》这部声训专著相媲美。可是,至今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对《史记》与《释名》中声训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揭示声训在《史记》中的特点和体例,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史记》的内容,并对声训的探源功能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秦灭六国顺序辨

司马贞《史记索隐》记秦灭六国的顺序是:秦始皇“十七年得韩王安,十九年得赵王迁,二十二年魏王假降,二十三年虏荆王负刍,二十五年得燕王喜,二十六年得齐王建。”司马贞的这个结论与司马迁的记载不尽相符,所以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     

秦内史“腾”考述

新郑,是战国时期韩国的国都。秦始皇灭韩以后,韩国贵族残余势力曾经发动“反叛”,历史上称之为“新郑反”。《史记》对此事的记载虽然过于简略,但却提供了研究的线索。《史记·秦始皇本纪》:十六年九月,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     

决策与发展:中国五年计划的比较与解析

中国已经从计划模式的效仿国逐渐成长为计划模式的创新国,并在计划的发展演变中呈现出与其他有计划国家的显著差异性。为了解析中国五年计划的独特性,进而探讨计划工作的经验与教训,文章着重从决策哲学的视角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计划决策哲学的核心是实事求是。文章分析了实事求是思想的实质,并比较了实事求是思想与实用主义哲学的异同,同时强调了在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坚持科学决策的重要性。     

“四始”说考论

汉代研究《诗经》的鲁、韩、齐、毛四家都曾提出过“四始”说,但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其中《毛诗》“四始”说强调了《诗经》风、雅、颂的讽谕美刺功效,而《齐诗》“四始”说则出自纬学,《诗纬》以“阴阳五行”之说解释《诗经》中《大明》等四篇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四始”说,其来源于《毛诗》,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     

《易传》之“卦时说”与先秦“时”观念之形成

"时"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在先秦,它经历了由自然之"时",到"凡岁月日刻之用",进而发展成与人的命运休戚相关的一个概念的过程,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易传>之"卦时"说起了重要的作用.     

《周易》“时”观与苏轼的处困态度

《周易》＂时＂观认为：人生处世只有与时偕行才能前途光明,若失时而动就会招致凶险。当不遇时应潜隐退避、养精蓄锐、静以待时,同时要善于利用困厄时期成就盛德大业;对于大才德之人来说,越是艰险之时,越是成就非常大功之时。这些观念对自小就开始研读《周易》的苏轼的处困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是他始终保持乐观旷达态度的主要心理调节机制之一。     

皎然“诗教”说暨《诗式》创作动机考论

皎然所提的＂诗教＂不同于儒家所谓＂诗教＂,而是教人如何写诗之意。这层意义在字里行间及编排体例上都有充分表现。他教人写诗并非是为了参加科考,主要是借对诗美、诗境之体悟,实现更好地证心之目的。     

《郑笺》对《毛诗传笺通释》的影响

《郑笺》成绩斐然,代表了汉代《诗经》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代注释之作起到了典范的作用,垂范百代。《郑笺》的释词之例、训解方法及其表现出的文学质素对《毛诗传笺通释》都产生了影响,《郑笺》与《毛诗传笺通释》在传统训诂、文学、义理上均有相通之处。《毛诗传笺通释》对《郑笺》全面地继承发展。从汉至清,诗经的注释之学紧密传承,可见中国学术之源远流长。     

浅议江沅《说文释例·释字例》

在清代的《说文》研究著作里,江沅的《说文释例》是一部后人关注甚少甚至产生误解的著作。《释字例》内容丰富,旨在提供一种＂还许书本指＂的方法,对于我们自觉阅读《说文》、理解许书本旨是很有帮助的。     

赵翼论正史编撰

赵翼所著《甘二史札记》,从正史之体例、史料及史家主体修养三方面,对正史编撰成就进行了探讨．指出了正史编撰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对正史编撰“原委”一些重要同题作深入考察,揭示出许多优秀史家的艰辛劳动。文章还有对赵翼与章学诚历史编撰主张的对比,由此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赵翼所论之成就及其局限。     

苏轼"和陶诗"艺术风格论略

苏轼"和陶诗"问世以来,诗评家对其艺术成就褒贬不一。其实,苏轼"和陶诗"的创作,并未脱离现实生活,是作者在特殊境遇下,借陶渊明之酒杯,浇自我之块垒,是借鉴古人成功的艺术形式来抒发自我对现实的强烈感受,并在学习陶诗的艺术风格中,融入自我独特的风格。"和陶诗"体现了苏轼晚年的艺术追求倾向,与早年那些生机勃然的诗歌相比,"和陶诗"呈现一种跳动的闲淡、一种朴茂之美,诗风平淡自然,感情真笃充沛;超然淡泊,意与境合;托物言志,意在言外;写景传神,时见佳句。苏轼的"和陶诗"没有等同陶诗,而是自具本色。     

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势”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势”,是文学家创作时情感的变化轨迹、强弱程度等因素对文学作品中音节、意象、意脉、意群等各级结构单位的组织安排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势表现为声势、语势、句势、文势等几种形态。随势结构而来的优秀作品,往往体现出四个重要的审美特性:整体性,运动性,节奏性,含蓄性。而追溯“势”的发生之源,又和古代文学创作中“兴”的传统有着重要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