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饮酒诗文化意蕴诠析

“饮 ,诗人之通趣矣。”1唐代诗人中嗜酒者大有人在 ,其中不乏以酒为号者。初唐诗人王绩自号斗酒学士 ,盛唐诗人元结自号酒民 ,中唐诗人白居易号醉尹、醉司马、醉傅和醉吟先生 ,晚唐诗人皮日休则自号醉士。不过 ,其中饮酒最为出名的当数酒仙李白。李白之嗜酒与豪饮世罕其比。他有知己时“两人对酌山花开 ,一杯一杯复一杯”(《山中与幽人对饮》) ;朋友不在时则“独酌劝孤影”(《独酌》) ;高兴时“烹羊宰牛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 ;忧愁时“涤荡千古愁 ,流连百壶饮”(《友人会宿》) ;酒瘾发作时恨不得江水变为美酒 :“遥看汉水…     

贺敬之早期的诗歌创作

贺敬之成为我国当代诗坛上负有盛名的诗人,是在建国以后。但在建国前,他却有十余年的诗歌创作的历史。建国后,诗人曾将他建国前的诗作编集出版了《并没有冬天》(收入1940年诗作)、《乡村的夜》(收入1941年至1947年诗作)和《朝阳花开》(收入1942年至1942年诗作,初版时名《笑》)。还有一部分作品没有收入这些诗集,例如抒情长诗《我走在早晨的大路上》和著名歌词《南泥湾》等。诗人建国前诗歌创作的数量比建国后的要多,也写得很有特色.它们是诗人创作成熟前的准备时期的作品,是一位“坚持文学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诗人在长期诗歌创作实践中留下的一串踏实有力的脚印,有其特有的美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陶渊明田园诗“真意”初探

陶渊明田园诗“真意”初探江中云东晋诗人陶渊明是我国诗歌史上田园诗体的开创者，这已是定论。在他的田园诗的作品中，不止有田园的优美风光与景色：“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其一），更有诗人陶醉其间虽艰苦亦快乐的情趣，“采...     

严羽“不落言筌”说的美学内涵

宋严羽《沧浪诗话》提出诗歌创作“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这种理论历来备受责难批评,冯班《严氏纠谬》驳他说:“诗者言也,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咏歌之;但其言微,不与常言同耳,安得有不落言筌乎?”何焯也说:“刘后村有云,‘诗人以少陵为祖,其说曰,语不惊人死不休。诗家以达摩为祖,其说曰,不立文字。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此论足使羽辈结舌。”(《严氏纠谬评语》)他们都误解不落言筌为不用文字语言。这种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殆成定论。     

穆旦被经典化的话语历程

穆旦由文学史缺席者变为“经典”诗人,经历了一个“重新发现”、不断阐释的话语历程。20世纪80年代初,他以“九叶”诗人身份重新“出场”,其诗歌被策略性地赋予爱国主义、现实主义本质;80年代中后期,文学史著作将他叙述为“九叶派”代表,即接受了西方现代派形式影响的“中国民族的诗人”;进入90年代不久,其反叛性、异质性和现代性得以凸显,被列为百年诗人之首,升格为新诗现代化的“标志性诗人”。穆旦阐释史是一个富有思想史意味的文学事件,一场经典“再造”的话语活动。     

张谦宜论诗之“意”

<正> (一) 《(纟见)斋诗谈》系清初诗人张谦宜所撰,被郭绍虞先生认为有“真知灼见”而收入《清诗话续编》一书。张谦宦生于明末崇祯十二年(1639),卒年不详,但据他“年八十二自作传”一事来看,当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以后,张谦宜字稚松,号山农,自称“山南书隐老人”,山东胶州(今胶县)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进士。张氏“少落拓,以诗名”,晚年中进士后不仕,闭门撰述,有《(纟见)斋诗选》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诗出入于香山、剑南之间”。《(纟见)斋诗谈》是张谦宜的一部诗歌理论与批评的专著。全书共八卷:卷一《统论(上)——大旨》,     

刘禹锡诗歌创作道路之我见

刘禹锡的诗歌创作道路是有其独特性的。这决定于他坎坷的生活道路——他不仅和中唐时代的其他进步诗人一样感应着时代的潮汐,而且还曾被卷入那一时代的政治斗争的旋涡经历了同时代的许多诗人所没有经历的遭遇。他力图为时所用,乘时建功,结果却为时所弃,因时获罪。 刘禹锡是王叔文的政治革新集团的主要成员。他所积极投身的“永贞革新”有着不容抹煞的历史进步意义和较为深远的影响,其目的是“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这次革新不可避免地以失败而告终。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宪宗执政后,革新派成员纷纷被放逐出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司马之贬”。刘禹锡始贬连州刺史,赴任途中,又被追贬为朗州司马。既贬,“制有逢恩不原之令”。故     

关于“陆游为梅尧臣饯行”及其他

某大学学报复刊后的第一期中,载有《论梅尧臣的诗》一文,开头就说,梅尧臣的生卒年是1002—1060;下文说,“庆历元年(1041),尧臣奉命赴湖州盐税任,欧阳修、陆游二人为他饯行”。所谈事实有误。在这篇文章的第二节中还曾说过,陆游是“南宋初年诗人之中成就最大的”。陆游生于宣和七年(1125),上距庆历元年有八十五年;就算是“南宋初年”的第一年建炎元年(1127)吧,那时陆游才三岁,上距梅尧臣的卒年已六十七年,离欧阳修的卒年熙宁五年(1072)也已五十九年,陆游是无论如何也来不及跟上欧阳修一起去为梅氏送行的。     

爱国主义的强音——读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

爱国诗人丘逢甲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一直得到人们的推重。黄遵宪曾致书梁启超论丘诗云:“此君诗真天下健者。渠自复曰:‘二十世纪中,必有刻黄、丘合稿者。’又曰:‘十年之后,与君代兴。’论其才调,可达此境,应不诬也。”①而梁启超对丘诗也很为推崇,说:“吾尝推公度、穗卿、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此言其理之深邃闳远也。若以诗人之诗论,则丘仓海(逢甲)其亦天下健者矣。……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入诗,而能雅驯温厚乃尔,得不谓诗界革命一巨子耶?”②梁氏虽然推评为“天下健者”,“诗界革命一巨子”,但他把丘诗看作“诗人之诗”,却只是抓到了一个方     

略论巴·布林贝赫的抒情诗

(一) 巴·布林贝赫是一位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的诗人,他的诗有很鲜明的民族生活色采和浪漫情调。诗人以魅人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幅带有民族色采的时代风俗画,也就是说,他的作品是有浓郁的“奶子味”的。民族特色对每一个少数民族的诗人和作家,是非常重要的艺术标志。俄罗斯批评家别林斯基这样说过:“诗人永远是自己民族精神的代表,以自己民族的眼睛观察事物并按下她的印记的。越是有天才的诗人,他的作品越     

20世纪杜甫研究述评

2 0世纪中国大陆的杜甫研究深受新旧文化、东西文化交互撞击及多次政治思潮的影响 ,以 1 949年、1 976年为界呈现出三个时期 ,依次表现出剥去封建时代加给他的“圣化”的外衣、只把他作为普通诗人来研究 ,将他视为时代的代言人 ;被送以“人民诗人”的桂冠与将“扬李抑杜”推到惊世骇俗地步的大转折 ;正本清源后全方位的中兴、总结及努力建构杜诗学史的特点。     

试论爱国诗人朱琦及其诗

朱琦(1803——1861)是鸦片战争时期享誉诗坛而今人尚少研究的重要诗人。琦字伯韩,号濂甫,广西桂林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初官翰林院编修,后迁御史,主要著作有《怡志堂诗集》、《怡志堂文集》等。他反对卖国投降,主张抗英反帝,痛恨贪官污吏,同情民生疾苦。由于他每每慷慨言事,切论时务,“时咸推其抗直,称为名御史”,与陈庆镛、苏廷魁号“谏垣三直”,加上金应鳞,又称“四虎”(《清史稿》卷三百七十八)。在诗歌创作上,朱琦更受推重,负有盛名。与他同时的著名诗人何绍基说:“近海内能诗者,以伯韩为     

论吕东莱与江西诗派

吕本中,字居仁,号紫微,寿州(今安徽寿县)人,世称东莱先生,是“江西诗派”发展期的最著名的诗人。他生于北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卒于南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由于诗人经历了北宋末南宋初纷乱剧烈的社会动荡,其诗作的时代感和现实感比他的前辈诗人表现得更为强烈。从现存《东莱先生诗集》20卷(计1157首)、《外集》3卷(计175首)的全部诗作来看,题材相当广泛,或记叙重大事件,或刻画人     

泛神论与个性解放——“五四”时期郭沫若思想初探

一 “五四”时期的郭沫若的整个思想体系中,个性解放思想占据着主要地位。但要全面了解他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则又必然涉及到泛神论的影响问题。 现在可知的郭沫若自己谈到泛神论的文字,最早见于1920年1月给宗白华的信中。他在谈及德国大诗人歌德的时候说: 我想诗人与哲学家底共通点是在同以宇宙全体为对象,以透视万事万物底核心为天职;只是诗人底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哲学家底利器更多一种精密的推理。诗人是感情的宠儿,哲学家是理智底干家子。诗人是“美”底化身,哲学家是“真”底具体。(这些话自然是要望你指正的了!)可是我想     

杨六郎河北事迹考

民歌《小放牛》说:“杨六郎把守三关口”;话本说:“六郎三关为元帅”。三关者何地?史家有考,乃瓦桥关(今雄县城)、益津关(今霸县城)、高阳关(今高阳东旧城村)是也。其实,杨六郎把守的不独三关而已,从泰州(今满城县)狼牙山到泥沽海口(今天津军粮城泥沽村),曲折两千里,都是杨六郎的防地。 “六郎”威名,契丹畏称 杨六郎即北宋名将杨业(亦称杨继业)的长子杨延昭。延昭本名延朗,因避圣祖赵玄朗之讳,于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改名延昭。他既然是杨业的长子,为什么     

王之渙与《登鹳雀楼》

在名家辈出的唐代诗人中,王之涣是一位享有盛名的盛唐诗人;在百花争艳的唐代诗苑中,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关于王之涣的生平,新旧唐书无传,《唐才子传》等也“语焉不详”。直到近代《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君墓志铭并序》碑出土后,才确知他:“字季凌,本家晋阳”(今山西太原),后“徒绛郡”(今山西省新绛县)。唐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生于一个官僚     

试解闻一多研究中的一个谜——兼谈闻诗的传统意象

一朱自清称闻一多是抗战前唯一的爱国诗人。大家公认朱氏是严谨的学者,为什么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众多的诗人中,只称闻一多为爱国诗人,而且是唯一的爱国诗人呢?这似乎是一个谜。 朱自清的这个结论,不是随便妄下的,是他深思熟虑后才作出的。从1935年到1947年十二年中,他先后五次重复过类似的看法。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1935年8月写的影响很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他说:闻一多“又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到了1943年,在《新诗杂话·爱国诗》中陈说了这一判断的理由:“辛亥革命传播了近代的国家意念,五四运动加强了这意念。……这是发现个人发现自我的时代。自我力求扩大,一面向着大自然,一面向着全人类;国家是太狭隘了,对于一个是他自己的人。于是乎新诗诉诸人道主义,诉诸泛神论,诉诸爱与死,诉诸颓废的和敏锐的感觉——只除了国家。这当然还有错综而层折的因缘,此处无法详论。但是也有例外,如康白情先生《别少年中国》,郭沫若先生《炉中煤(眷恋祖国的情绪)》等待便是的。我们愿意特别举出闻一多先生;抗战以前,他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他歌咏爱国的诗有十首左右;《死水》里收了四首。”1946年闻一多遇害后,朱自清在《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不废江河万古流——评骆宾王有关妇女题材的两首歌行诗

骆宾王是初唐“四杰”中一位感情丰富的诗人。保存在《骆临海集》中的优秀诗作,通过精美结构和华丽词采,把诗人跳动的感情脉搏,不同的心灵感应,生动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他的歌行名作,尤其富于感情色彩。《帝京篇》早在唐代就被推为“绝唱”(《旧唐书·文苑传》)。“借汉家之故事,喻身世于本朝”。基本上是自我“抒情”之作。《畴昔篇》是骆宾王因事系狱,“出狱”后对“生平行迹”(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所作的自我回顾。不只明代高棅、胡应麟有“富丽”“赡”“极”之誉,已故文学史家郑振铎还赞为比《帝京篇》更弘伟,“是这时代中最伟大的一篇巨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     

令狐楚作品传流及散佚考述

令狐楚(766—837),字壳士,太原人,唐贞元七年(791)进士,宪宗时官至宰相,后又节度天平、河东诸镇,是中唐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同时人白居易尝一再呼为“诗敌”,刘禹锡目之为“今日文章主”,而《旧唐书·元稹传》则更称之为“一代文宗”,由此可见其当时文坛之地位。那么他倒底曾有过哪些诗、文创作呢? 综括《新唐书·艺文志》、《宋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唐以后诸家公私书目的记载,令狐楚诗文创作的结集(包括与他人唱酬的合集)总共     

论宋代闽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闽北为福建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新近发掘的古汉城遗址(在武夷山市城村附近),便以众多的珍贵文物,使人形象鲜明地想见汉代闽北文明。晋东渡后,中原文化逐渐南移。著名南朝文人江淹(444—505)曾在此任吴兴(今浦城县)令,写下了包括《别赋》在内的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名作。有唐一代,闽北即拥有剑浦(今南平)陈陶这样著名的诗人。他的《陇西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至今传诵,成为人们反对不义战争时经常引用的诗篇。到了宋代,闽北文风益见昌盛。《嘉靖建宁府志·卷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