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尔关于家庭对孩子需求的理论

<正>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和腾飞,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已趋于稳定,其人口数量的自然增减变化就主要取决于生育率。由于生育决策最终是在家庭内部做出的,因此,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些学者开始热衷于有关生育率的家庭经济决策的分析研究,他们以家庭为考察对象,争相探讨家庭收入与家庭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影响,从而促成了具有“新家庭经济学”之称的当代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的产生。作为一派学科体系,与宏观人口经济学相比较,当代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在对生育率的家庭经济决策方面确实做了较为深透的分析研究,其中不乏一些颇有价值的理论。如加里·S·贝克尔(Cary S.Becker)的家庭对孩子的需求理论就是其中之一。该理论最早出现     

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分析理论框架

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西方主流的人口经济学理论，都把经济发展作为生育率下降的决定因素，尽管双方对“经济”的理解不同；还有不少西方学者否认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因为许多国家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论点。本文同意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但又是间接的，而且影响的路径和中介环节是复杂多样的，它决定了生育率与经济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也是复杂多样的，而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但并不能依此否认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本文总结了有关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分析理论，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说明了这一框架的基本内容，并运用这一框架对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作一简要说明     

孩子的价值及对孩子数量、素质和性别的选择

一 引言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人口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方法探究和分析生育率的经济决定因素,提出了“生育率经济学”或“生育率经济理论”。最早运用这种研究方法的是列宾斯坦。50年代,他借助纯理论的简单模型第一次阐明决定生育率水平或降低生育率的机制。他认为,夫妇之所以决心生育孩子,只是由于孩子的边际效用大于边际负效用。得自孩子的效用有三种:一是直接得自孩     

对三个影响人口增长因素的定量分析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微观单位,社会人口变化过程是每个家庭人口变化过程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家庭角度看,影响生育过程不外是三个因素,即结婚年龄、生育间隔及生育子女个数。这三个因素对人口变化过程影响是否相同,差别有多大,哪个应是控制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很需要进行一些定量分析。 人口统计学中,某年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个数,一般用总和生育率(记为β)表示。平均生育子女个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两代人的替代水平。更确切些要用人口净再生产率(记为R),表示女婴与母亲两代人之间的替代水平。总和生育率与人口净再生产率有着线性关系,即:     

21世纪以来欧洲生育率反弹成因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1世纪以来欧洲生育率在经历了持续低迷后开始出现反弹。本文基于西方“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和“低生育率陷阱”假说,从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对欧洲生育率反弹的成因进行剖析。研究发现国际人口迁移、文化嬗变作用下的个人主义思潮、宗教弱化、非婚生育观等是欧洲生育率反弹的重要影响因素。欧洲国家多年来通过现金补贴、税收减免以及完善公共服务等政策强制降低了“低生育率陷阱”的自我强化机制,阻止了生育率的持续下滑。由于欧洲各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存在差异,所以在制定促进生育率反弹的政策时具有不同的思路和侧重点。文章通过数据分析总结欧洲各国总和生育率反弹的方式和程度,并对欧洲典型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的效果进行简单评估。研究发现以减轻女性照顾家庭的责任,保障女性在职场的权益为出发点的“去家庭化”政策比主张传统的家庭分工,女性照顾家庭的“再家庭化”政策更为有效。而兼顾“去家庭化”与“再家庭化”政策的国家生育率反弹最为明显。     

论家族文化对农村人口控制的影响

国外生育率转变理论认为,经济因素,特别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影响人口发展过程的主要因素,经济的现代化是生育率革命和人口革命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了,生育率自然而然地就会发生根本性转变。也有的学者把“财富流”在父代和子代之间的流动方向和数量,作为决定生育率高低的根本性条件。我认为,这些以西方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为基础的理论,很难诠释我国农村的生育率转变过程,尤其不能解释我国农村生育率水平下降至更替水平后遇到的硬性约束,即在男性偏好支配下的超生行为。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家族文化对农民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文化因素对我国生育率转变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经济因素,这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     

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微观经济分析

生育率转变,即生育率下降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影响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微观经济因素主要有家庭收入、家庭经济类型、家庭消费模式和生活质量等。     

家庭资源对子女离家的影响：抑制还是促进？

离家事件直接引起家庭户数量、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子女离家通常伴随着结婚、就业和求学等重要事件的发生，家庭资源是影响离家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5期整合数据，应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研究家庭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亲子关系及居住环境等）对子女因婚姻、升学、初次就业等不同原因离家的影响，并分年龄、性别、城乡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子女离家的高峰是在19-25岁，之后逐渐趋缓。总体上家庭资源对子女离家起到抑制作用，其中家庭经济资源对较年幼子女初次就业离家及较年长子女婚后离家有抑制作用，这与西方国家相关研究发现家庭经济资源对子女离家有促进作用的结论截然不同。家庭社会资源对较年幼子女的升学离家有抑制作用，对于较年长子女离家的影响不明显。与男性相比，家庭文化资源会提高女性升学离家的可能性，而家庭居住环境良好会降低女性婚后离家的可能性。与城镇相比，农村家庭文化资源对子女升学离家和就业离家存在比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亲子关系和谐会抑制子女因就业而离家。在当前我国人口和家庭结构发生深刻转变的背景下，文章基于家庭资源的视角为理解我国青年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其与西方国家的差...     

非政策因素对我国生育率影响的量化分析

以西方生育率变动理论为依据,利用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省区截面数据,采用路径分析法对影响中国生育率的非政策因素进行量化分析。目前对生育率直接效应最大的非政策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妇女的受教育状况次之,避孕节育对生育率的影响已经减弱;同时还发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直接或通过教育因素间接对综合生育率产生影响,而教育对综合生育率的影响除了直接或通过避孕节育间接发生作用外,还有一些影响是通过模型以外的其他要素来发生作用的。     

家庭子女养老与个人养老“互补替代”效应：理论与实证

依据生命周期均衡收入分配原理,构建家庭子女养老和个人养老收入分配适度水平及其"互补替代"数理模型,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家庭子女养老和个人养老经济结构优化。研究发现:(1)家庭子女养老和个人养老收入分配存在"替代"关系,而在退休年龄延长的条件下,二者存在"互补"关系;(2)家庭子女养老和个人养老替代的均衡点是家庭有2个子女,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家庭子女养老与个人养老边际替代率递减;(3)伴随老年人寿命的延长,家庭子女养老收入再分配系数下降,个人养老收入分配系数上升且上升幅度大于前者下降幅度;(4)家庭子女养老与个人养老之间的"互补替代"效应呈现为"倒V形"曲线,且其替代的均衡点与总和生育率2.1的更替水平存在契合效应。     

子女离婚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CLA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婚姻稳定性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预示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会经历子女离婚,然而子女离婚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老年父母健康尚缺乏研究。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从老年健康的角度出发,强调来自家庭层面子女离婚的影响,并从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等方面分析子女离婚如何影响老年健康及其发生的机制,探索家庭内部影响因素间的作用与联系。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分析子女离婚对老年父母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当前我国老年人而言,子女离婚仍是少数,但子女离婚会对老年父母健康带来冲击,表现为有离婚子女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评身体不健康、慢性病患病数量显著更多、精神健康水平更低;子女离婚对老年父母的健康负面影响具有持久性;相较于儿子离婚,女儿离婚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觉身体不健康;子女离婚对父母健康的影响具有性别异质性,离婚更易影响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水平是一个重要原因。     

生育率经济学(一)——贝克尔的创见及其先驱者

50年代以来,死亡率稳定在低水平上,人口动向主要取决于生育率。因此人口增长的理论研究,大多是探索生育率的经济决定因素,这就形成了“生育率经济学”。 生育率经济学所采用的是价格理论。夫妇生孩子的意愿取决于家庭的最大效用。作为家庭经济的意志决定,生孩子与消费、储蓄、就业等属于同一类,也存在供需关系的问题。但作为行为主体的夫妇对孩子既是需求者,又是供给者,因此在孩子的供需关系上不存在供求不均衡的市场,不存在标明的价格。     

也谈总和生育率

读了《人口与经济》1983年第五期《必须正确理解和运用总和生育率指标》一文,感到有若干值得商榷的地方,在此分三个方面提出我们的看法。 一,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生育率指标 该文认为,总和生育率“只是分年龄生育率的一个综合表现形式,本身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生育率指标”。总和生育率难道只是反映年龄别生育率相加之和,而没有自己独立的意义吗?不,总和生育率虽然是根据某一年年龄别生育率累加计算的,但它的涵义不再局限为年龄别生育率之和。众所熟知,总和生育率的涵义是:刚进入育龄期的妇女,如果一直按照某年的年龄别生育率生育,则她们一生平均生育的子女数,将为该年年龄别生育率之和(即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     

伊斯特林有关生育供给与需求分析理论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人口经济学在阐述有关家庭规模经济决策理论时,往往运用边际效用分析和消费者需求理论,尚未涉及生育的供给和需求分析。80年代,美国人口经济学家理查德·A·伊斯特林①(Easterlin)提出了有关生育的供给与需求分析理论。伊斯特林和克里明斯在1985年出版的《生育率革命:一种供求分析》一书中,结合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的进程,运用生育的供给和需求理论(简称供求论)来分析生育率变动的原因和变动趋势。本文简要评述这种供求理论。     

诺特斯坦人口思想的一个重大变化——“人口转变论”札记

《人口学辞典(未定稿)》关于“人口转变论”的辞条认为:西方“转变论”者将出生率的下降看作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他们反对将避孕和现代节制生育运动看作是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因素.该辞条说;“人口转变论”的基本观点认为,人口过程不是一个独立自行运动的过程,而是与社会经济条件变化密切相关的过程”,“诺特斯坦把自己用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来说明出生率的下降的做法称为标准解释”,他“不同意把现代避孕技术的发明和推广看作是出生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他认为出生率下降应归因于经济因素的变化”.我认为:这种提法只反映了诺特斯坦或大多数“转变论”者的早期思想,事实上本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后,包括诺特斯坦在内的大多数“转变论”者都经历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变革,即从反对用避孕来     

中国家庭养育关系中的“逆反哺模式”

<正>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作为社会的组成要素,其内部关系也相应变化着。家庭结构关系中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方式,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不同特点。费孝通先生曾从居住条件赡养方面,提出了两种著名的模式。一种在西方,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抚育丙代,那是一代一代接力的模式,简称“接力模式”。用公式表示就是:F_1→F_2→F_3→F_n(F代表世代,→代表抚育)。另一种在中国,是甲代抚育乙代,乙     

农村人口控制的社会学思考

农村人口控制的社会学思考刘尔明一、人口控制理论的社会学思考西方国家人口发展的现实验证了一百年前法国社会学家阿森·迪芒提出的“社会毛细管”学说。迪芒从社会学观点解释了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关于个体发展同种族延续成反比的观点，认为人口生育率的转变是现...     

中间生育变量对生育率的影响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很多。通常,生育率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同时,一定的观念形态及环境条件对它也有影响,所有这些影响生育率的因素都叫做独立变量或自变量。尽管这些变量对生育率水平起着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但它们对生育率的作用却并不表现为一种直接的形式,而常常是通过一组中间生育变量作用于生育率,即通过中间生育变量的那些行为和生物因素来影响生育率。这种情况尤其在人口政策的有力于予和宣传教育的强大影响,以及医学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节育措施广泛传播的今天,更是如此。例如:当家庭人均收入发生变化时,不一定就直接地即刻引起生育率的显著变化。然而,如果妇女哺乳期普遍缩短,则生育率往往就会随之上升(因为妇女一般在哺乳期无生育能力)。相反,当避孕措施被普遍采用时,生育率又会显著下降。总之,这些中间生育变量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它可以直接地影响到生育率。     

中国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运用西方的社会护航模型(SCM)和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ST),并结合中国本土理论对中国老年人的社会网络进行分析,以此揭示老年人社会隔离的相关因素.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将社会隔离分解为家庭和朋友隔离两个维度,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老年人陷入社会隔离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衰老并非仅为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带来消极变化,增龄伴随着老年人朋友隔离的风险上升,但是其陷入家庭隔离的可能性却出现下降.家庭特征是老年人陷入家庭隔离的主要预测因素,健康状况是导致老年人产生朋友隔离的主要因素;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参与和社会环境也对他们的家庭隔离和朋友隔离产生重要影响.     

后家庭生育计划

河北大学人口所王洪春在来稿中介绍了发达国家的“后家庭生育计划”。所谓“后家庭生育计划”(Post-Family Planning)是指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之后所采取的家庭生育计划。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1)宏观生育政策由控制生育转向稳定或适当鼓励生育。这是因为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后可能会续续下降,为防止人口规模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