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文化,艺术及视觉研究

随着全球化视觉文化的增殖,对视觉文化的理论兴趣就出现了。虽然在不同的文化与历史时期人们都可以遇到视觉文化,但只是在近几十年它才成为文化的主要形式。一方面,视觉文化理论产生于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另一方面它又产生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19世纪80年代,尤其是在90年代初,在哲学、思想史、视觉理论和艺术史的汇合点,许多著作也出现了。这些著作致力于研究视觉中心论的问题,即被视、观看和凝视等。艺术史为视觉文化分析提供了一个理论起点,在这里,前者不仅仅是进行如此分析的一种工具,而且反过来也一样:视觉文化的分析改变了艺术史,使艺术史从此开始把图像作为符号进行解释,从而使我们能够将图像作为文本来阅读,图像是更广阔的社会现实的整体部分。尚未得到解决的在艺术史家与关学家之间引起烦恼的现实和理论的问题,是作为文化特殊形式的视觉文化与艺术——尤其是与在文化对立中建构的现代主义艺术——之间的关系。在1996年,讽刺时事的《十月》杂志提出重新思考艺术史的历史基础,以至于允许后者通过人类学建立一座通向视觉文化的桥梁。至少到现在,如此首创精神还未马到成功。     

视觉文化转向与晚期现代主义雕塑“自足性”问题的变迁

视觉文化研究的兴起改变了艺术史的认知模型,它将对艺术作品的语义研究扩展为语义之外的语境研究,把探求符号意指的艺术史认知模型转变为强调话语构型的艺术史认知模型。这种艺术史的视觉文化转向影响了从现代主义雕塑到晚期现代主义雕塑“自足性”问题的变迁。与现代主义雕塑不同,晚期现代主义雕塑的自足性不在于物质自足性。相反,晚期现代主义雕塑建构了一种以“剧场性”为核心的雕塑自足性话语范式。艺术家通过在剧场性中设计视觉辩证的观看结构和体制批判的观看权力,将对雕塑内部的语义探究转移到对雕塑外部的语境建构上来。可以说,晚期现代主义雕塑自足性问题的转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艺术史研究的视觉文化转向。     

图像与思想的互动——谈跨学科研究中的图像艺术

图像资料是艺术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近年来,随着考古与视觉文化材料的大量涌现,图像艺术逐渐进入到文史研究的视野之中。在人文社会学科内部,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等领域与艺术史研究之间互动频繁。本文将从艺术史学科的视角出发,分析历史研究与图像的关系,审视艺术史研究的定位与发展,讨论艺术史与思想史学科之间对话基础的扩展,并探寻中国艺术史研究如何在跨学科发展中确立自身的学术独立性与存在价值。     

版本学、校勘学与中国古代艺术类著录研究——基于中国古代艺术类著录题跋、序跋的整理

版本学、校勘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绕不开的研究"基础",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而中国古代艺术研究属于传统文化研究谱系的一支,虽有其自身的学理,但也需要关注版本及校勘问题。"版本者,研究之本也"。如果古代艺术史研究不注重版本学、校勘学研究,就可能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甚至造成学术硬伤,最终影响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本文在艺术类著录题跋、序跋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试图证明版本学、校勘学对于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悦目与鉴诫——漆绘的艺术史价值考述

对髹漆文饰的内容、技术和价值的研究不应局限于考古学的视野和方法,构建专题漆艺术史的初步理论思考,是把器物上的漆绘作为一种视觉图像材料的重要参照,从专题漆艺术史建构的角度考察得之于考古、文献以及艺术实物的认知,笔者比较古代青铜器和漆器物在图像内容和功能上的联系和差异,阐释漆绘对文学作品和生活场景的图像呈现有其道德鉴诫的目的,阐明漆器物上的图绘是一种丰富的视觉图像资源,其视觉内容涵盖社会生活、政治观念和艺术本体的阐释、宣扬和呈现.     

主持人的话

本期刊载邓菲博士的这篇论文,主要在回顾、综述和探讨艺术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之间两个领域的互动,以及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作为古代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者,她介绍了近年来西方以及中国学术界对古代中国艺术史研究在观念与方法上的变化,也讨论了观念史或思想史作为历史解读方式,如何被引入古代中国艺术史领域,使得图像与观念之间可以互相     

论宗白华的艺术史观

宗白华基于形上学宇宙论的艺术观与美学观纠结在一起,具有艺术哲学的色彩。他始终关注艺术与人生的密切关联,追求艺术的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宗白华的艺术史观也是建立在民族宇宙观和美学诠释学的基础上,虽然没有温克尔曼所期待的科学艺术史的合理原则和丰富史实,但他并未寻找一个黑格尔式的"理念"来演绎艺术史。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域中,宗白华的艺术史研究沿着"艺术精神"主导下的艺术风格的变迁以及美感类型的演进来展开的。他主要是从艺术精神、文化象征与艺术风格、美感类型、艺术境界与价值等多个向度来阐释艺术史的观念。其艺术史观和研究方法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征。     

看事物的方式:欧美人类学语境中的电影研究取向

电影作为一种视觉文化,已成为人类学者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文本.当代人类学语境中的电影研究,已成为人类学者观察社会的文化视窗.电影研究进入人类学研究视域,带来了电影研究方法论的变化.人类学者将电影视作文化系统中的文化符号与视觉表征,并采取不同研究取向展开影像研究.当代人类学电影研究已出现符号学取向、民族志取向、感知人类学取向及新艺术史取向,他们从各个不同取向的影像中观看社会的文化意义与社会结构.     

看事物的方式:欧美人类学语境中的电影研究取向

电影作为一种视觉文化,已成为人类学者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文本.当代人类学语境中的电影研究,已成为人类学者观察社会的文化视窗.电影研究进入人类学研究视域,带来了电影研究方法论的变化.人类学者将电影视作文化系统中的文化符号与视觉表征,并采取不同研究取向展开影像研究.当代人类学电影研究已出现符号学取向、民族志取向、感知人类学取向及新艺术史取向,他们从各个不同取向的影像中观看社会的文化意义与社会结构.     

原始美术的魅力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绘画是文化发展历史长河中的一条重要支流。我们祖先用智慧创造了伟大的文化,在世界艺术史上堪称是独放异彩。纵观世界艺术史,毫不夸张的说,文明传承之悠久、艺术成就之伟大、艺术观念之前卫、艺术层次之雅致等都居世界前列。绘画在漫长的艺术道路上,历经了原始萌芽、童稚、成熟到升华变化等阶段。它的灿烂、辉煌、神秘在世界艺术史     

以传统作为参照系——贡布里希对现代艺术观念的理解与批评

贡布里希对现代艺术思潮的关切与他对西方艺术传统的研究密不可分。他追源溯流,把表现主义、原始主义、立体主义等现代艺术运动联入西方艺术史的整体叙事之中;通过对个别艺术家、艺术作品的独到阐发,呈现现代艺术观念图景的复杂画面;从具体的文化传统与艺术语境入手,分析现代艺术思潮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克服与现代艺术相关的流行见解,同时也拆解抽象措辞对现代艺术进行的理论虚构。贡布里希对现代艺术观念的阐释力度源于他以传统为参照系,通过艺术史叙述,让传统思想和当下观念互鉴,使传统成为深刻理解当下和承载未来可能性的源头活水。     

视觉人类学与视觉文化研究

在人类对世界的感知中,视觉信息占了很大比重。古往今来各民族丰富的视觉文化,为视觉人类学考察提供了广阔的“田野”;人类学自身的跨学科优势,也为视觉人类学研究给予了深厚的学理支持。视觉人类学不仅可以与人类学母体的主要分支学科有机结合,对文物、艺术史、民间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开研究,也可以对语言人类学中的可视性符号、体质（医学）人类学中的“内景反观”异视现象进行探讨;而视觉人类学以影视拍摄为主要方法的影视民族志表达,已经成为人类学书写的一个重要方面。21世纪以来网络和数字媒体开启的视觉新时代,为视觉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拓展了更大的空间。     

论视觉文化形态的多维意象——混合建构的媒介艺术与影像

当代视觉文化形态及其取向具有复杂和多层面的公共精神性质的艺术特征,新的媒介艺术渗入了虚拟现实和心灵的想象,营造了具有陌生或亲历感的多维意象,广泛运用于艺术形态的影像视觉的演绎中。作为精神上的文化观念和作为形象性的审美文化,皆在一种新的审美认知中生成为视觉文化,以数字信息为基础的视觉文化形态,其影像视觉在混合建构中的弥散,使得新的媒介艺术转向与经典艺术的包容共生,实现着视觉文化的嬗变。     

论西方当代艺术的生成与视觉文化悖论——以“英国青年艺术家”运动为例

西方当代艺术是生成性的,而且它在本性上与视觉文化语境处于相互生成之中。这种相互生成,不仅与存在相关联,更发生在艺术文本的语境里。作为一种反审美的文化,当代艺术的生成与大众视觉文化既趋同又反离,并显明为艺术观念的当下发生及其在视觉文化中的沉淀。作为一种事件,当下发生表明了当代艺术的文本及其偶发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当代艺术产生了与之相关的视觉文化悖论,这也是视觉艺术的当代性与文化的后现代性的突出表征。对于当代艺术来说,其视觉文化悖论主要表征为：艺术日益普及化、通俗化,却越来越难以理喻。同时,艺术看起来既十分“自然”、熟悉,但又显得非常陌生。这种视觉文化悖论是当代艺术与视觉文化相互生成的独特体现,同时它也表征了西方当代视觉文化及其存在的根本困境。     

修辞学视野中的视觉文化研究

传统修辞学与罗兰·巴特的图像修辞研究具有局限性.在新修辞学的启迪下,视觉修辞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开放性.将罗兰·巴特的图像修辞学和2000年以来的视觉修辞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视觉修辞理论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修辞学的发展变化;而视觉修辞研究也刺激、促进和改变了修辞学的基本观念.视觉文化研究在本质上是修辞性的.视觉修辞研究体现出鲜明的后现代主义学术体系的基本逻辑:修辞对于视觉文化研究而言,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个研究框架和学术平台.     

艺术·体系·视野——“世界艺术史”与“全球艺术史”思想研究

“世界艺术”思想源自启蒙时代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对民族与文化差异的包容是其显著特征。其后,黑格尔在“艺术整体”观中再度阐释了“世界艺术”的思想,并第一次试图为艺术的世界史建立整一的历史体系,“世界艺术史”思想因此得到首度阐发。由于受到欧洲中心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立场的影响,人类文化差异性与多样性问题在“世界艺术史”的探索中被遮蔽、排斥和异化。随着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来临,在20世纪以来“世界艺术史”与“全球艺术史”思想的多维阐释和书写实践中,西方学者重新审视了人类文化的差异性问题,并在新国际主义立场上正视并认同文化差异。对待差异性的不同态度始终是理解特定时期“世界艺术史”思想与全球视野中的世界艺术史,即“全球艺术史”思想的重要切入点。     

思想史家眼中之艺术史——读2000年以来出版的若干艺术史著作和译著有感

在同样面对图像时,思想史与艺术史有不同侧重选择和不同研究进路。和艺术史主要关注天才的精彩的艺术品不同,思想史家可能更关注落入俗套的反复出现的图像;与艺术史要从审美的角度分析风格、布局、笔墨、技法不同,思想史家可能会更关注图像背后呈现的观念和知识。但是,由于近年来艺术史在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影响下,渐渐趋近追求“历史证据”的历史学,越来越注意讨论艺术背后的社会、政治、制度、宗教等因素,它和同样与社会生活史日益趋近的思想史越来越角色混融。因此,本文特别指出的问题是,艺术史尤其是中国艺术史,是否要有中国的和艺术的研究立场,以及诸如“风格”、“笔墨”、“气韵”之类的分析方法?同样,这些传统的艺术分析方法又如何可能在艺术史越来越趋向历史学的现代趋势下,使艺术史可以有自己的脉络和边界?     

合法性的重新确立——贝特森和米德的视觉人类学实践

在20世纪上半叶视觉实践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处于低谷的背景下,贝特森和米德在巴厘岛的田野工作中发展出一套系统的视觉材料的获取、研究和呈现的方案,并在方法论和观念上重新确立了视觉实践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合法地位。然而,对于他们选择视觉方式展开人类学实践的原因,以及基于实践所产生的观念性的影响,目前还缺乏系统研究。以贝特森和米德关于巴厘人性格的民族志研究为核心,以他们的学术著作、访谈、信件和传记为资料,参照二人自身开展人类学研究的脉络,本文用观念研究和实践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本文指出,贝特森和米德重新发现视觉实践对于人类学田野研究的重要价值,首先在于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对于功能主义文化分析范式的反思和对于人类文化中心理和情感要素的重视,同时在具体的视觉实践中,他们又征用了科学主义的话语,将视觉资料视作展开文化对比研究的客观证据和呈现人类学研究成果的传播媒介。本文还在视觉媒介的科学与艺术属性的争论框架下,反思了米德对视觉人类学的科学主义的建构。     

解释学视野下的《兰亭序》真伪之辨

从解释学的理论来看,郭沫若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中的考证明显观念先行,说明艺术史研究对史料的考证与风格的判断不可能脱离主观的前理解,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循环论证。前理解在艺术史研究中的影响使艺术史研究必须意识到自身方法的限度,从而更客观地探索艺术史研究的方法,更谨慎地下判断。事实也证明,古史辨派的诸多辨伪其实均非古书为伪,而只是现代人不懂得古代的书体。就中国艺术史而言,善意的前见远比彻底颠覆传统的前见更为可靠与有意义。     

思辨的与经验的研究——艺术史的两种方法

作为艺术史叙事的两种方法,"自上而下"的思辨与参照科学方法的经验研究有着不同的起点、路径和目标,体现出"阐释的"科学与"物的科学"的不同特点。"自上而下"是基于一套先验理论,将艺术史放置到既定的理论框架中,通过逻辑思辨和严谨推理来建构概念;而经验研究立足于一系列科学观念和方法论,通过搜集第一手资料,从具体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出发,归纳和总结出一定规律。两种艺术史方法既有着矛盾冲突,又不可避免地产生交集。因为艺术史方法的多样性和艺术史本身缺乏永久的有效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总会有一个占据相对主导地位的艺术史方法会产生更大影响,但是这种主导性的影响并不妨碍其他方法共同发挥作用。总体而言,逻辑推理和理论阐释在当今艺术史发展中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