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结构范式——沃尔夫林“五对概念”的内涵及其对美学的影响

沃尔夫林在《艺术风格学》一书中用概念对举的形式提出了“五对概念”,借以表明文艺复兴和巴洛克艺术的风格差异,以及人对艺术风格和形式知觉方式的变化.沃尔夫林的“五对概念”对视觉形式美学的发展、对艺术研究范式的建构都意义重大.同时,由于兼具“纯形式”与文化精神的内在特征,它成为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从视觉形式美学到视觉文化的演进的中介.     

从对立走向融合——从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反思教育社会学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长久以来社会学研究一直壁垒分明地划分成宏观分析与微观探究,两者在研究方法、研究主题、研究目的等方面呈现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始终无法统整合用,教育社会学的发展也陷入了这种纷争之中.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试图将结构与行动两者统整在连贯的理论系统中,主张过去有关结构与行动、个体与社会、主体与客体等概念之间的关系都应该重新组织,两者不再是二元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吉登斯虽然并未直接论述其理论在教育情境中的应用,但是他所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却对教育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元对立与文本的开放性

文章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二元对立概念为起点,阐述了二元对立原则对语言学研究的深远影响,以及二元对立原则在索绪尔后的一些发展,论述了伊泽尔的文本开放性的概念和结构组成。文章将二元对立原则与文本的开放性联系起来,论证了二元对立原则与文本的开放性的关系及其对文本开放性研究的实际意义。     

双性同体诗学观照下《觉醒》与世纪之交的“新女性”

美国女作家凯特.肖班在其代表作《觉醒》中通过男女主人公形象与性格的对比以及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意象运用,以"双性同体"的创作方式解构了男女二元对立的父权制的概念,体现了"双性和谐"、"二元融合"的女权主义创作思想,反映了20世纪之交美国"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摆脱父权制社会赋予传统女性的角色、追求独立与自由的精神诉求。     

现代国家的伦理建构——伦理法治国的历史、逻辑和前景

实证主义的兴起导致国家的去伦理化,国家成为中立的法治体系。从历史上看,法治国表达了将统治形式予以理性化的理想,并且分别完成了与道德和政治的分离。法治国若缺失道德与政治的维度,单纯立足于"国家—个人"二元对立形式的自由主义取向,现代国家建设难以完成国家团结和价值整合。检讨施米特和黑勒的法治国理论,法治国必须同时完成与政治和道德再次综合,也就是应该和伦理概念相结合。利用实证的法语句和伦理性的法原则两个概念方能将社会伦理在法治国中予以合理安顿。中国因其拥有深厚伦理传统,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应尊重伦理性的法原则对法治国的构成性作用。在结合伦理和法治国的前提下,现代国家才能完成其伦理建构。     

结构化理论:吉登斯超越二元对立的探索

面对传统的二元对立研究方法,吉登斯在继承与批判的基础上建构了结构化理论。他以行动者为逻辑起点,在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强调社会互动,超越了传统的"二元对立"。吉登斯看到了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重视结构对于行动的约束性,他提出的结构化理论为解决整体论和个体论之间的分歧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他在把结构看做行动媒介与行动结果的基础上,引入时空概念,为研究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提供了依据,为分析人类实践活动提供了新视角。     

论俄罗斯形式主义的文学形式观

俄罗斯形式主义的文学形式观是这一文论流派的理论基石.形式主义者最早将形式概念作为文学性的同义词提出和使用,目的是使文学研究真正成为一门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的独立的科学.形式主义有关内容与形式、材料与程序、自动性与陌生化等概念的论述对传统文论作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深刻地影响了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等20世纪重要文论思潮.由于没有发展完备的文化和社会理论,形式主义未能对传统的文论以根本性的颠覆,反而逐步陷入了形式决定论的泥潭.形式主义有其明显的缺陷,但更有作为当代文论之滥觞的积极意义.     

从西方艺术史研究模式看丹托"艺术终结"的悖论

生物学模式、进化论模式、形式主义模式是对西方艺术史研究的主要理论模式.这三种模式的嬗变形成不同历史时期对艺术与非艺术的评判体系,其体系内部发展的逻辑动力促进了艺术的终结.文章通过梳理传统艺术理论模式的构造,分析其历史意识与艺术本质的关系,说明由于传统模式中艺术边界的设定,使艺术史概念的外延狭窄化,导致了"终结论"的产生.同时,针对丹托的"终结论"话语系统,分析"后历史"叙事的矛盾性,揭示出:艺术史边界的扩张仍然不能把握艺术的本质,相反,艺术在新的概念中迷失了方向,超越了历史的边界,成为不可言说的"观念".因而,"后艺术史"陷入了无效写作的困境.     

以性之名——评卡米拉·帕格利亚《性面具》

卡米拉·帕格利亚的《性面具》一书围绕“性”这一话题,通过强调自然与文明、女性与男性、大地崇拜与天空崇拜、异教与犹太———基督教、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二元对立,试图证明西方文化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虽然不失其新颖和特别之处,然而,自然主义的生理特征决定论让《性面具》陷入简化论的泥潭;以性之名将女性与男性、自然与艺术二元割裂让帕格利亚的整个理论构架存在绝对论的危险;对其他学人相关研究的忽视以及在文本分析对象选择上的随机性和跳跃性,又使《性面具》一书陷入相对论的狭窄视野。     

语言层次观——从索绪尔到韩礼德

语言符号的层次性是现代语言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虽然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没有直接提出层次性的概念,但他关于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形式与实体的二元对立、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以及能指的线性原则等思想为叶姆斯列夫、兰姆和韩礼德等人的层次理论提供了共同的理论背景。在对这三位学者有关层次的分类、层次的内容以及层次间和层次内部关系的描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探索并评介语言层次理论在他们之间的传承模式和发展概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语言符号的本质。     

“数据主义”滥觞下的新技术人文：智能时代算法传播的价值转型

智能传播时代,算法和数据技术成为社会基础设施和底层逻辑,并在广泛应用中带来数据主义思潮的盛行。数据主义的哲学渊源来自古希腊时期的毕达哥拉斯主义,主张将万事万物皆转化为算法可以计算的数据,从而根本上消解了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人不再被视为具有独特性与丰富个性的主体,引发深刻的人文危机。基于技术哲学的思考发现,经典人文主义过于强调主客体的二元对立,不可避免陷入决定论的困境。技术与人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关系,而是具有同构性,且内在于人的主体性之中的存在方式。因此,体现和呈现人性、维护人的主体性和独特尊严成为智能时代算法技术应然的价值导向。但是,智能传播时代需要对传统人文主义进行超越与突破,构建以“人-技”和谐共生为旨归的新形式。     

从二元对立走向多元价值:教育目的生态价值观

传统教育目的的研究受近代以来“二元”对立哲学思想的桎梏 ,在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上陷入“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非此即彼的两难困境 ,造成教育实践中的“钟摆”现象。本文依据生态哲学的价值观 ,对传统教育目的观“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二元对立进行分析批判 ,提出教育价值合理性建构的方法论 ,并据此提出教育目的生态价值观。     

福柯的异托邦哲学及其问题

福柯的异托邦概念在哲学乃至非哲学领域运用广泛,但福柯真正提到"异托邦"这一概念的文本数量极少。基于对这些文本的分析,福柯"异托邦"概念显现出与"乌托邦"概念既相对立、相差异又潜在同内涵、同功能的特点。"异托邦"概念不仅道出了"乌托邦"的"希望"本质,还弥补了其乌有的缺陷,即异托邦是求异性、批判性的实存本身,具有不可化约的多样性。异托邦普遍存在但不是普适概念,它是概念性的非概念存在。福柯哲学的主旨可以通过"异托邦"概念体现出其强烈的批判功能,但对这一概念的滥用则暴露出哲学学说的固有问题。     

新形势下高校道德教育中交互主体性的建构

在高校道德教育中，由于受传统的主体性理论的影响，要么强调教师的权威，要么强调学生的中心，师生关系存在着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高校道德建设的低效化。在新的形势下，高校道德建设应该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做到以人为本，加强道德教育途径与机制的研究。后现代主义通过对传统主体性的批判，提出“主体”的有机性，即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倡导主体间性，以消除人我之间的对立。这种主体间性的理论对克服传统的师生关系模式，建构一种新型交互主体性的师生关系模式，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论马克思对西方哲学技术价值困境的超越——基于文化哲学的视角

西方哲学关于技术价值问题的争论,形成了技术中性论与技术价值负荷说的对立及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的对立,造成了技术的正价值与负价值、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现实价值与理想价值的割裂,陷入不可克服的理论困境,其原因在于西方哲学以二元对立的知识论方式抽象、孤立地看待技术价值。马克思从人的现实历史存在出发,将技术价值问题的思维向度从封闭的"技术本身"扩展到广阔的文化空间,通过文化价值系统整体来考察并完整揭示了技术价值的丰富内涵。     

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女勇士》中的“花木兰”

受福柯、德里达等人学说的影响,女性主义的最新发展形式克服了传统女性主义的弊端形成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其推崇的权利—话语观、反二元对立,并对男女差异的新的阐释,深层挖掘了女性受歧视、受压迫的根本原因,从而为女性主体建构拓展了新的空间。《女勇士》塑造的新的"花木兰"形象虽然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花木兰形象,但它在建构女性话语权、颠覆男/女二元对立范式及以女性自身体验来建构女性主体等方面体现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论要旨。     

社会资本理论对社会学方法论二元对立的消解

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解释范式,消解了社会学方法论中的整体和个体、行动和结构、微观和宏观之间的二元对立.它强调关系的首要地位,反对整体论或个体论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先在性,从而超越了整体论和个体论的二元困境;它既承认社会结构的制约性又承认个人行动的能动性,强调结构和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克服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状态.社会资本理论把社会资本区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分析层次,强调它们之间的连续性,避免了宏观理论和微观分析的二元关注.     

从农民工到城市新移民：一个概念、一种思路

城乡二元结构视野中形成的农民工研究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一定的局限性。在回顾国内外有关人口迁移研究的基础上,我国移民研究的新思路在于以城市新移民概念为核心,摆脱城市-农村二元对立的思维,将移民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方式来看待,重点关注城市新移民通过社会融合所引发的城市社会重构,从而带来城乡二元结构消解,最终实现城乡和谐社会的过程。"城市新移民"研究思路的转变对理解我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的进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对策意义。      

再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兼答刘林《新实践美学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误读》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具有感性性、总体性、革命性。这是毫无疑问的。新实践美学正是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双重意义上来理解“实践”概念的。新实践美学把实践概念分为多层次、多层累的解释,并不影响实践概念的总体性,把多层次和多层累与总体性对立起来,恰恰是唯物辩证法所反对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超越了二元对立的西方传统美学的思维方式,从审美关系和关系本体论出发来研究美学问题的新实践美学,恰恰是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这种超越性的坚持和发展。我们既不能误读马克思,也不能误读新实践美学,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为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打破“结构-能动”的二元对立——比较吉登斯与布迪厄的理论尝试

结构与能动的二元对立问题是社会学理论界始终试图突破的重要问题。对此,吉登斯与布迪厄分别提出了结构化理论与实践理论,通过概念创新和实践视阈下的理论构建等途径,对打破这一对立做出了重要尝试。两人的理论在建构核心、理论倾向、理论外壳和理论色彩等方面均有所区别,但又统一于对社会实践的深切关注及打破二元对立的总体目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