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的宪法保护——以中国宪法第26条为中心

生态环境保护是宪法学的重要议题。中国宪法生态环境核心条款为第26条,此条文具有其特殊意义,应将其置于特定理论架构下予以解释。德国"制度性保障"理论可资借鉴为释义基础,据此理论,古典制度性保障与基本权相区分,保障效果是"核心不可废止,边缘可以限制",现代制度性保障属于客观价值秩序,国家须"积极形塑制度"。环境作为一种制度,受宪法保障,宪法通过制度性保障的消极和积极之二元结构,课以国家义务,促成环境保护之实现。     

中国宪法在香港特区的实施问题刍议

香港社会流行的我国《宪法》只有第三十一条适用于香港特区的观点属于误解,在我国《宪法》138条中,至少有74条适用于香港特区,这些条款涉及到了国家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作为我国"主权"之表述的《宪法》,必然在总体上适用于香港特区。虽然我国《宪法》中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条款不在香港特区适用,但香港特区仍负有不得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不作为义务。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香港基本法》是一个全国性法律,它不是联邦制下成员单位才拥有的香港"小宪法"。     

家庭权及其宪法保障——以多元社会为视角

法学理论中基本权利的功能分类为我们解读宪法规范中家庭权的内涵提供了分析框架.对应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和“客观的法”两个属性,家庭权首先意味着公民除可要求国家遵守不侵犯义务外,还可请求国家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税收优惠等措施履行对公民的给付义务;其次,“客观的法”属性的家庭权意味着公民可要求国家建立系统完整的家庭法律体系,以维护社会的客观价值秩序.国际人权文件中的家庭保护条款为我们框定家庭权的宪法保障范围提供了国际法上的参考;公民在组建家庭、维持家庭存续、维护家庭和谐和维持家庭成员亲属关系上的权利应受宪法保护.因应社会现实,拓宽家庭的内涵,让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家庭权,这也是我国家庭权保障中有待完善之处.     

国外宪法基本权利的效力实现及对我国的启示

大部分国家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条款成为控制国家公权力对私权侵害的有力武器。宪法的传统公法性质限制了其适用对象,一些国家宪法在原则上不能直接适用或者有限地适用于公民之间的私人侵权行为。现代宪法理论逐渐关注基本权利在私人主体间的效力问题,以拓宽基本权利条款的实现路径。美国"国家行为人"理论新发展、德国间接第三人效力理论以及其他国家的宪法实践逐步区分出基本权利条款实现的不同模式。比较其他国家基本权利的实现路径,可以为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的效力模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生育权的宪法变迁、规范依据与保护范围

《宪法》婚姻家庭的国家保护条款中，明确夫妻的生育权行使受计划生育义务限制。回顾宪法中生育权相关条款的变迁，生育权应作为未列举基本权利，纳入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体系。宪法上的计划生育义务并不影响生育权作为基本权利的认定，而是在肯定国家负有婚姻家庭保护义务的基础上，强化计划生育的功能发挥。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应围绕生育权保护展开，明确生育权基本性质、保护范围，为构建科学有效的生育制度提供法制支撑。优化生育政策，应强调失独家庭的再生育保障，回应因恪守国家人口规划义务而陷入生育困境的家庭需求；还应有限放开生育权主体限制，保障公民生育意愿的充分实现。公权力对生育权的干预应以理念转型为先，在实现国家人口目标路径选择上从强调权利限制转向权利保护。     

中国宪法实施的形态变迁

宪法实施的要义在于基本权利能得到实践。基本权利的"客观法"面向为政治共同体设定了两项义务,即以其内在价值为运行规则以及为基本权利的实现提供条件。在民主国家,公权力的基本运行规则是由法律来确定的,那么宪法审查制度就成为检验上述两项义务是否得到落实的试金石。目前,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尚没有得到良好的运行,即第二项义务的实践脱离了第一项义务的约束,宪法实施仍具有保守色彩,而这正是"革命宪法"和"改革宪法"背后的"进步史观"与施密特式制宪权理论在现实中的影像。然而,改革的持续推进不断消解着上述观念的物质基础,且与之相伴的则是公民基本权利"主观面向"的夯实,而这又有助于第一项义务约束力的回归。于是,物质上的变迁和理念上对"制宪权"规范性的注入最终使得宪法实施具有了现代性的契机。     

论我国宪法文本中的人权逻辑

从我国宪法文本观察,基本权利的发生、成长和实现体现出独具特色的逻辑。宪法文义所体现出的人权的历史性和阶级性与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意识形态理论具有一致性。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缺乏一种内在的一以贯之的逻辑自恰性,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相关条款与宪法适用的逻辑存在落差。如何弥补我国宪法文本中的人权逻辑缺失将成为宪法适用的重大课题。     

论德国宪法学中的“客观价值秩序”

“客观价值秩序”理论是德国当代宪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以德国基本法中“人性尊严”和“自由民主基本秩序”原则为基础，拓展了基本权利的功能；同时将人民主权等原则转化为国家机构的具体义务；并且将宪法基本权利和国家机构有机联系起来。该理论是战后德国宪法学在价值领域的重要理论：同时也在方法论上受到批评。“客观价值秩序”理论既要防范国家公权力过度侵入私领域，同时又促使国家履行其作为义务。     

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笔谈)

编者按: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众法之母.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最能体现对民权的保护和对权力的制约.有学者把 2003年描绘为"公民权利年",孙志刚一案的出现是我国现有法律体制和"法治"状态对生命价值等公民权没有给予高度重视的综合性的社会现象,虽表现为个案,但使我们反思现实中国法治的制度缺失,在法治社会中宪法如何保障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鉴此,我们刊发周叶中、韩大元等著名学者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研究论文,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论我国宪法对文化基本权利的保障

我国现行宪法中的公民的文化基本权利并不包括教育权和宗教信仰自由。我国现行宪法对于公民文化基本权利的保障,不仅在"总纲"部分确立了国家的文化政策,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对于自由权性质的文化权和社会权性质的文化权分别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也在"国家机构"一章中确立了国家完成文化任务的组织体系。在我国目前的宪政体制中,具有自由权性质的文化基本权利,尽管法理上具有主观权利的规范效力,但其司法保障还存在一定的障碍。具有社会权性质的文化基本权利,尽管规定在我国现行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但其仅具有宪法委托的效力。     

我国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立法具体化之必要性分析

我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欲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效力,实现其所蕴含的价值的第一步是立法的具体化。文章以我国宪法文本规定的基本权利条款为样本,简要分析了基本权利条款立法具体化的现状,从基本权利的类型、效力、保障、救济等角度出发,阐述了我国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立法具体化的必要性。     

论基本医疗服务国家程序给付义务

基本医疗服务国家程序给付义务对应于健康权的程序保障功能，具有社会法和客观法性质，是基本医疗服务国家给付义务的基本构成要素。基本医疗服务国家程序给付义务的适当履行，是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保障。现行基本医疗服务国家给付实践中，存在给付程序缺位和错位导致的公权力行使恣意、给付对象基本医疗服务获得感不足等问题。应构建国家给付基本医疗服务的义务性程序、保障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性程序，以及基本医疗服务给付过程中的参与程序等为基本要素的国家给付程序体系，以完善基本医疗服务给付制度和确保该制度的可操作性。     

论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宪法依据

依据宪法制定行政程序法,可以丰富行政程序法之价值内涵,提升行政程序法的合法性,创新宪法实施的路径。我国宪法中的人民主权条款规定了公民参与权,公众参与制度的内涵与之契合,为此行政程序法应设置公众参与程序;密切联系群众条款要求国家机关与公民保持充分的信息交流,交互式行政程序的机理与之相符,为此行政程序法应建构协商程序;精简原则要求国家机关之组织与程序的精简,与简易程序追求的便民、效率价值一致,为此行政程序法应设置简易程序。     

论社会权可诉性的宪政之路

社会权作为基本权利,不仅具有主观权属性,也具有客观法属性,这为社会权可诉性的"司法与准司法"路径提供了宪法依据。宪法诉讼是社会权在宪法层面可诉性的本源路径,我国宪法诉讼应采用"最低限度主义",通过运用宪法明示性条款直接保护社会权、通过审判发现宪法中的默示性社会权等方式缓慢稳妥地促进社会权的司法保护。宪法解释是中国语境下社会权可诉性的路径,我国宪法解释宜采用"原旨主义"解释方式。在宪法层面,通过对宪法条文涵义与国家政策的宪法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民法层面,通过对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的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行政诉讼法层面,通过肯定性行政救济手段与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来保护社会权。     

教训与警示:前苏联修改宪法第6条的宪法学反思

宪法在形式上是国家根本大法,在实质上则是组织政治共同体的根本规则,是反映特定政治法权关系的一种政治决断,政治性和法律性都是宪法的根本属性。社会主义宪法的五条"根本大法"是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现代化建设、基本权利保障。其中,"共产党的领导"是"绝对宪法,"是"第一根本大法"和"根本大法的根本大法。"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体制改革时通过修宪的方式取消宪法中有关共产党领导权的规定,把共产党的政治法权地位置于一般社会政治团体的层次,就很可能像前苏联那样陷入民族分裂、国家解体的灭顶之灾。     

论宪法在私法秩序内的意义

宪法基本权利具有防御国家的主观性权利和客观法规范的双面性,其效力亦扩散于私法领域.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围绕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不同特性与法理联系,司法适用过程主要从三个结构层面上展开.但对于我国在私法领域中直接适用宪法权利规范的合理性需要进行反思,确定宪法介入私法领域的方式,在本质上是要明确宪法价值的取向.针对我国法治进程,主张应在司法实践中致力于通过对私法概括性条款的合宪性解释,来促进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在私法领域的生效与遵行,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和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     

论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私法效力的确立和实现

在传统宪法理论中,宪法只以国家权利作为约束的对象,宪法基本权利条款不能适用于私法领域,但是,现代德、美等国家宪法理论将宪法效力逐步向私法领域拓展,反映了现代宪法发展的普遍趋势.在我国,长期以来由于受两个司法解释的影响,宪法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一直没有得到重视.随着宪政的发展以及宪法价值理念的转变,宪法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才开始在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发展.这些为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的实现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同时也给我们的司法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之法律保留原则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众法之母。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最能体现对民权的保护和对权力的制约。有学者把2003年描绘为“公民权利年”,孙志刚一案的出现是我国现有法律体制和“法治”状态对生命价值等公民权没有给予高度重视的综合性的社会现象,虽表现为个案,但使我们反思现实中国法治的制度缺失,在法治社会中宪法如何保障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鉴此,我们刊发周叶中、韩大元等著名学者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研究论文,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中国宪法学应当关注生命权问题的研究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众法之母。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最能体现对民权的保护和对权力的制约。有学者把2003年描绘为“公民权利年”,孙志刚一案的出现是我国现有法律体制和“法治”状态对生命价值等公民权没有给予高度重视的综合性的社会现象,虽表现为个案,但使我们反思现实中国法治的制度缺失,在法治社会中宪法如何保障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鉴此,我们刊发周叶中、韩大元等著名学者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研究论文,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公民基本权利的性质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众法之母。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最能体现对民权的保护和对权力的制约。有学者把2003年描绘为“公民权利年”,孙志刚一案的出现是我国现有法律体制和“法治”状态对生命价值等公民权没有给予高度重视的综合性的社会现象,虽表现为个案,但使我们反思现实中国法治的制度缺失,在法治社会中宪法如何保障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鉴此,我们刊发周叶中、韩大元等著名学者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研究论文,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