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与手段的合法性悖论--张居正改革的伦理视角探讨

明王朝以伦理作为其合法性基础.张居正为了顺利实施其改革计划而采取的与李太后、冯保结盟,用人及"夺情"等手段,客观上触犯和践踏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伦理,侵蚀了明王朝的合法性基础.张居正强国富民、稳定王朝统治的改革目标,虽然能获得合法性认可,但他为达致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改革手段却不具有合法性.目标与手段的合法性悖论正是张居正改革的悲剧性所在.     

归乡与治国:以张居正嘉、万时期回乡为中心

张居正嘉靖、万历时期的归乡,与其人生及政治生涯紧密相连.嘉靖归乡,处于人生低谷的翰林院编修张居正的改革思想酝酿成型,而在此期间,张居正改革群体若干重要成员亦与张居正建立或加强了私谊.万历归乡,处于人生鼎峰的首辅张居正改革思想的雏形正逐渐变为现实,亦为其人生及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暗流涌动,潜藏着种种危机和矛盾,改革事业在艰难中推进.张居正的多次归乡,与张居正心理变化以及改革思想的形成和改革实践的推进都有密切关系.     

《张居正》:改革的辩证法

熊召政的《张居正》使我们有可能借助于一个虚构性的文本来思考关于改革的话题。对于改革家的张居正而言,何以“成于改革,毁于改革”?对于由张居正所推动的这场改革运动来说,又何以“成于张居正,毁于张居正”?这里是否包含着千百年来困扰中国改革的死结?《张居正》揭示了张居正改革最终未能完成制度性的设计,使体制有一种自我适应和调整的能力,而仅仅依赖于体制内个人的良知与威权,则难免失败的命运。     

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的隆庆内阁述论(上)

张居正是继商鞅、王安石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在明代中后期隆庆内阁斗争不已的迭次"阁潮"中的审慎表现使其在内阁中地位稳步上升,壬申政变"倒高"后他终于登上内阁首辅的宝座而导致张居正当国"江陵柄政"时代的到来。徐阶、高拱和张居正都是隆庆内阁中著名的干才、能臣和良相,尽管张居正是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在他从政隆庆内阁时先后与徐阶、高拱携手合作,在当时"丞相政治"下始终有效地推动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其安邦治国的煌煌文治武功的业绩则是值得肯定和应该大书特书的。     

近五年来张居正研究综述(2000-2004)

近五年来,出现了“张居正研究热”,有关论著明显增加,主要涉及到张居正改革、张居正的人生悲剧、学术思想及比较研究等。近年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也一些不足之处。     

从走马楼吴简看两汉与孙吴的"调"

两汉时期与财政经济政策有关的"调",主要有以下4种用法第一,表示调发、调度;第二,官府出钱采购所需物品,有时也称为"调";第三,作为赋税的泛称,"租调"、"赋调"频繁出现于史籍;第四,表示苛捐杂税.鉴于孙吴赋税的繁重程度及其对东汉赋税制度的保留,鉴于史书中并没有关于孙吴进行类似曹魏那样的赋税改革的明确记载,根据现有简牍资料可以认定,吴调也同样是汉调的延续,而与曹魏的户调不同.吴简中即使有按户或户品征收的调,也仍然属于苛捐杂税.     

波谲云诡中的同行者——东林党之于张居正改革的矛盾心态探源

张居正改革一方面延缓了明帝国的灭亡,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党争。作为党争一方的东林党人对张居正改革既支持又反对的态度,体现了其在探索济世救民道路上的矛盾心态。     

东林党和张居正——兼论东林党的发端

本文着重探讨了明朝后期东林党人与张居正的关系,认为东林党是张居正改革事业中主要方面的继承者。文章还认为,东林党形成的发端,是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事件。     

严复与亚当·斯密税收思想比较研究

19世纪末,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此,严复本着"富强"中国的目的将亚当·斯密的赋税思想引入中国。在赋税理论上,严复对英国议会掌握税收大权的税制理论赞成有加,但同时严复又用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的思想分析中国皇帝征税、臣民纳税的合理性,这显示了严复思想的不足之处;在赋税原则上,严复对斯密的"平等"、"确实"、"便利"、"节省"税制四原则大加赞赏,主张中国税制采用"平"、"信"、"便"、"核"四原则;在赋税来源及用途上,严复与亚当·斯密都主张赋税在为国家提供财政收入的同时要惠及于民,但在赋税的来源上,尤其是在对工资征税的问题上,严复与斯密的观念又不完全一致。通过对严复与亚当·斯密税收思想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严复对挽救晚清危局的贡献及其局限性。     

试论张居正对驿传制度的改革

明朝张居正改革,是封建社会后期最大的一次改革运动。这次改革发生在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间(公元1573—1582年)。此时正是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时期。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和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本文拟仅就张居正对驿传制图改革的成败得失,作一初步的探讨。一我国的驿传制度由来已久。甲骨文中的“驲”,即驿站中的专用车。随着国家制度的日     

极权政治的历史寓言

作为一部遵从现实主义原则创作的历史小说,<张居正>当然力求真实地、本质地再现明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新政"的历史,但这样的历史是不容易(甚至不可能)、也不必要通过文学的方式"还原"和"再现"出来的.作者之所以要写这样的历史,说到底,还是为了表达他对于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理解和看法.而这种理解和看法,事实上也就是作者心目中那段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熊召政写了一个历史人物张居正,不如说他是借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表达了他对于中国几千年来极权政治的一种阐释、理解和评价.<张居正>写尽了极权政治模式的种种精细微妙、机巧诡谲之处,也写尽了这种极权政治模式的种种风翻云卷、潮起潮落的机运.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把<张居正>看作是一部政治小说,是中国极权政治的一种历史寓言.作者的意图或许不仅仅是为了歌颂张居正这样一位封建时代的改革家.而是通过张居正的悲剧结局葬送那个极权政治的时代.     

近三十年来国内张居正研究综述

近三十年来,国内学界研究张居正的论著颇多,形成了新的研究热点和一定的研究群体.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张居正改革的措施、评价、思想及人物比较等方面展开,研究领域与方法有较大的拓展,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今后,应在理论与方法等方面加以创新.     

经济集权是中国数次改革失败的原因

叶檀在2006年6月10日的《中国经济时报》撰文认为:中国历史上几次著名的经济改革,本意是为了强国富民、“与民生息”,但无论是汉代的盐铁专卖,王安石变法,还是张居正重新界定田亩、廓清赋税的努力,最后无一不走向与民争利的宿命式悲惨。这些改革有预设的前提条件,如政府是公正的,而商贩是逐利无良的,把产品与销售权收归政府,可以使百姓享受更公平的价格与更合理的服务。可惜这一政府只存在于儒家的理想社会中。当政府经由官员的手真实地介入经济调控时,他们遇到前所未有的难题。在专卖制度下,官员上下其手,腐败大行其道,而且为了防止私贩,有…     

试论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不同之原因

本文从“改革策略”、“改革步骤”、“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和同僚的关系”、“改革者信念和毅力”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之不同的原因     

政治家的人格与改革的成败--论张居正改革失败之个人因素

张居正是中国 16世纪载誉明史的著名宰相。文章以改革家的人格这一主观的个人因素为切入点 ,分析阐述张居正的改革事业连同他的个人声誉在其死后遭覆灭的原因。     

走马楼吴简赋税收支记录管窥

根据走马楼吴简的赋税收支记录可知,赋税的种类不同,征收与管理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例如赋税的缴纳,有自送与代输;对于不宜分割物品,采用合户征收或折纳等方式;对赋税的账目管理,采用"莂"的形式,以便各方面互相监督;船师在不同仓库之间的赋税转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熊著《张居正》重塑"帝王师"形象的人类学限度

历史存在具有丰富的意义空间,演述历史则成为意义空间敞开的必然过程,人们由此获取人类经验的重新理解,生命也相应得到多维阐发.熊召政著<张居正>以"帝王师形象"小说历史,穿越明代史的经验重建自己对一代首辅的经验理解,并在张居正的生命阐发中抵达了历史及其演述的人类学限度,也在这一限度的可能性中完成了"帝王师形象"的重塑:以对话授言的叙事模式辅展形象、以巧设言路、微言大义、忠、情并举的个性选择细化形象,刻画出张居正以才辅政、勇担公义的帝王师形象,巧言、微言、忠言三个层次构成熊著张居正形象的奠基方式,而其文学结构的核心则为君臣之对,诗意与史性皆由此生.     

张居正的学术思想与实践初探

史学界对张居正学术思想的研究几近空白。张居正的学术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赡财富国是其学术思想独到性的品格，儒法“兼容”是其学术思想独立性的表现。提倡求实、务实的学风，反对空谈废业、言之无物的讲学注张学术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认为书院肩负着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重任，固须对教育行政人员严加审核督导；主张将做学问与做人结合起来。张居正还将其学术思想付诸于实践，指导其改革，从而取得了切买的功效。     

文学的自觉与作家的责任——《张居正》创作谈

与现实小说相比,历史小说更能体现作家创作上的自觉,因为历史小说要兼顾历史与小说两个方面,其作者首先应该是史学家,然后才是小说家.因此,"写什么"对历史小说的创作尤其重要.要想弄清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皇权统治或日国务活动家的基本特征,应该着重关注两个系列的人物,一是帝王系列,二是宰相系列.选择张居正作为研究和塑造的对象,是基于三个考虑:(1)他是典型的"士"的代表;(2)他所领导施行的"万历新政",比之商鞅、王安石推行的改革要成功得多;(3)明代的国家体制对后世影响非常之大.张居正的悲剧,不仅仅具有封建性,更具有民族性;不仅仅具有政治性.更具有文化性.张居正应是历史中的人物,更应是文学中的典型.     

张居正《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译注

[说明] 《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这封信写于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在张居正出任首辅一年多之后。这时张居正面对明王朝统治的危机,已开始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进行整顿和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稳定和巩固明王朝统治的目的。这封信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张居正富国强兵的法家路线。信中张居正提到“夫民之亡且乱者,成以贪吏剥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并而民贫失所故也”。并指出:“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针对这个根本问题,张居正提出了“杜绝贿门,痛惩贪墨”;“查刷宿弊,清理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