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评哈贝马斯的形而上学批判

形而上学批判是形而上学之后现代思潮的中心任务，也是哈贝马斯建立交往行为理论的基本前提之一。哈贝马斯在厘定形而上学概念的基础上，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后形而上学情景，并试图以一种新的哲学理论对之加以超越。笔者认为，形而上学、后形而上学以及交往行为理论是不同的哲学范式，形而上学向后形而上学的演变过程是一种范式转换，两者之间存在断裂性。哈贝马斯的新的哲学范式──交往行为理论，正是在同一性和差异性之间寻求一种由沟通行为获取的新的统一性，给从形而上学中发轫而在后形而上学中又倍受质疑的现代性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     

后形而上学时代的理性与民主--论韦默尔的现代性理论

本文主要探讨后形而上学时代理性与民主这一核心问题.韦默尔认为,后形而上学现代性是"第二现代性",是一个没有终极基础与和解梦想的现代性,一个不可避免地带有偶然性、不确定性、只有靠解释学的反思才能继续前进的现代性.理性批判需要抛弃绝对主义和先验主义立场,回到日常交往的生活世界.只有借助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反思,才能走出自我意识的囚笼,找到通向"他者"的道路.后形而上学理性观为民主的思考确定了新的哲学坐标.政治现代性是个人的否定自由和人类共同自由的历史和解,民主既不是一个确定的乌托邦,也没有一个先验的基础,它只能依赖于后传统的民主伦理生活形式.现代民主既依赖保护个人自由的法律和市场经济,也依赖公共自由的政治实践和制度,如公共辩论和民主决策.这一政治思想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因为它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传统.     

理性启蒙与现代性道德的重建——后形而上学视域下道德的“第三条道路”

人类理性的启蒙过程被康德诠释为个体从受监护的不自由状态中走出，进而恢复自我决断与规定他者之能力的解放过程。康德这里的假设十分清楚，那就是理性乃是人先天具有但却被蒙昧与懒惰遮蔽的能力。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经过语言学洗礼的现代性社会已然步入后形而上学语境，在此时代背景下，理性诉诸整体性诉求的人之能力观念不可避免地分化为不同领域的合理性论证，理性的宏大叙事再也无力肩负起为“良善生活”进行奠基的使命，圣者与智者的道德生活也因而失却其典范意义。但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并不代表经验道德的渐盛与理性道德的式微。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下，理性依然可以凭借其超越能力为道德提供一个普遍性答案。只是，理性在这里再也不是那种自我设定以及规定他者的超验能力，如此一来，道德也就在改铸之后的理性概念之下重新回归生活世界，从而在共识意义获得一个基于语言沟通的、主体间性的后形而上学道德结构。     

哈贝马斯的基本权利重构理论夏宏

哈贝马斯用"理想的言说情境"取代"自然状态"或"无知之幕",以它作为论证现代基本权利的出发点;用"交往合理性"代替传统的"实践理性",以确定相互主体的参与者建构基本权利的能力;以话语原则取代道德原则,并以它作为建构权利的基本原则.从话语原则与法律形式的相互渗透中可以获得基本权利的逻辑起点.哈贝马斯的基本权利重构理论为现代祛魅化、价值多元化的社会重新依合法性的法律进行社会整合提供了一个新的基本框架.     

现代性社会的伦理命运与道德困境

现代性社会以世界祛魅、个人主义、价值多元、未来主义为主要特征,这导致其伦理命运是价值神圣性的丧失、人伦共同体的失落、道德相对主义的无能、合理的传统资源的抛弃.其"道德谋划"也因对道德形而上学的拒斥、对伦理制度化的过分钟情、对美德伦理的遗忘而陷入困境.     

本体、价值与境界：论中国哲学中“情”的内涵

“情”是中国哲学中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在中国传统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与西方哲学侧重形而上的理论追求不同，中国哲学更主要关注的是现实的人，关注的是人的生存。而对于现实的人来说，情感则是其基本的属性。因此，“情”理应成为哲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情感问题，中国哲学历来非常重视，传统中国哲学对于情感的问题作了非常详细的探讨，涉及情感的本源、发生、内涵以及意义、价值等诸多方面。主要从基本的中国哲学文献出发，试图对“情”所具有的哲学意蕴做一个概观性的把握，认为“情”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所具有的内涵包括本体义、价值义和境界义三个方面。     

消费主义的伦理困境及其超越

消费伦理是指人们在消费水平、消费方式、消费环境等问题上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消费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内在包含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三重维度。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消费价值观念，引导大多数人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把这些当作生活目的和价值，其结果引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重伦理困境。超越消费主义，一要树立生命共同体理念，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二要发挥制度优势，超越资本逻辑；三要扬弃消费异化，构建健康消费方式。     

试析伊斯兰教伦理体系的形上结构

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建立都仰赖于内在逻辑结构的圆通,寻求道德最终的根据是伦理体系建立的形上前提,道德何以可能又何以能确保其实现是每一个伦理体系都必须解决的问题。伊斯兰教伦理体系的形上结构以此三个基本问题为轴得以确立。作为宗教伦理体系的一个支系,伊斯兰教伦理体系也以寻求惟一神为道德的最后根据;真主赐予穆斯林前定下的自由意志使道德成为可能;末日审判保障了德福一致的实现。     

论哈贝马斯的理性观

如何获得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对于这个问题,哈贝马斯从对理性的重新阐释入手,提出“交往理性”,以补充“目的理性”的不足,力求拯救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局限于单一的目的理性即工具理性而导致的异化现状。本文主要对上述问题作出分析。     

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

哈贝马斯（Ｊｕ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１９２９─）所建构的交往理论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商谈伦理学（Ｄｉｓｋｕｒｓｅｔｈｉｋ）在其交往理论体系中，占据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要地位：从理论上讲，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商谈伦理学的建构完成他的以理性为基础、视语言为主体间相互理解的中介和交往行为相互协调的机制的交往理论的理论论证过程；从实践上讲，哈贝马斯试图以商谈伦理学的建立，将理论的交往理性扩充到实践的交往理性，完成他在哲学上所进行的“范式转换”。它无疑为走出传统伦理学的困境提供了可供选择的途径。     

形而上学基本态度中的人与存在——论海德格尔与“自身意识”传统的关系

海德格尔对近代欧洲哲学传统的“自身意识”问题的思考具有独特的视点和方向。他实际上预先含有对自身意识及其历史进行解构的意图 :他不想从自身意识本身或从孤立的人之为人出发 ,而是从一开始就试图在人与存在的关系中来把握人的基本结构。此在 (人 )与存在的关系因此而被放置到了近代传统的人的自身关系之前。人的自身关系惟有从他与存在的存在关系出发才能得到理解。海德格尔相信通过这种努力 ,可以对自近代笛卡尔以来的思想发展歧途起到纠偏的作用。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和话语伦理思想

理性是哈贝马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哈贝马斯一方面对传统理性展开了深刻批判,另一方面又力图以交往行动为基础进行理性重建,涉及到交往行动的涵义、背景因素、在社会行动系统中的地位、语言的地位及其职能,以及“交往行动”的合理性与合理化等问题。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把对理性的考察放到社会实践中去,阐述了交往实践活动中的话语伦理问题。哈贝马斯的上述思想,既具有进步意义,也有其局限性。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视野

哈贝马斯现代性视野的确立,与他对现代性问题意识的反思和对现代性之反面话语的批判密切相关。一方面,哈贝马斯分析了黑格尔现代性自我奠基理论的严重失误,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又对尼采之后的两种现代性批判话语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批判。哈贝马斯发现现代性哲学话语出现所谓“穷竭症候”的原因在于,它陷入了意识哲学范式不能自拔,从主体中心化的理性出发不可能真正实现对中心化主体的突破和超越。因此,范式转换、理性重诠是现代性重建的根本与基础。     

网络伦理建设探

网络伦理建设是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文从目前存在的网络伦理问题着手,剖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网络伦理建设的对策。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与翻译研究

哈贝马斯对先验理性、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对实践理性的提倡使我们对传统翻译研究中的很多标准进行反思和质疑。其中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可使译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实践理性的提倡使翻译观念能随社会、语言的变化而变化,使翻译研究奠基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批判和汲纳可使译者注重翻译的社会影响,使译者在其无意识向意识的翻译过程中注重社会规范的遵从。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争有助于译者在翻译时注重与作者、文本的对话和交流,并使译者在翻译时通过反思与传统对话。     

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探析

合理性问题是哈贝马斯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了探讨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思想,通过对韦伯理性观的分析,指出了传统合理性的局限之所在,并在以“生活世界——体制”的双重构架论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基础上,阐述了哈贝马斯以语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动去构建其交往合理性的必然性。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下的生活世界概念

回顾20世纪的西方哲学走向,生活世界的重新阐释已成为多元主题中的重要一维。这其中,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的阐释是独具特色的,它以社会哲学为视角,将生活世界作为与交往行为相辅相成的概念,在交往理性下重建生活世界,使生活世界成为交往实践的背景和视域。文章试图从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的理论来源、意蕴及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等问题的阐述入手,系统地分析哈贝马斯交往理性下的生活世界概念及其生活世界理论对于批判传统意识哲学和建立新的哲学基础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