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诗中之"易"理

作为明末清初之爱国主义诗人和经史学家的顾炎武，他的诗歌创作是他整个反清复明事业的组成部分，面烂熟于心的儒家经典又是他诗歌深厚意蕴的重要因素。旧民主主义革命家、思想家竟太炎评论他的诗：“不为叹老嗟卑语，不作流连光景词。一代耆儒侪伏郑，更留馀技到风诗”，是颇确切的。顾炎武常以儒家经义入诗，这里只说说他诗中之“易”理。《周易》虽是讲卜筮之书，但寓于诺卦中之思想却很丰富，对自然、社会发展变化之规律，时有精妙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解说。顾炎武对此有极高的评价和独到的见解。他在《与友人论易书》中说：“且夫《易》之…     

怀故悼逝之诗与文人意绪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大量以怀故悼逝为内容的诗歌。这类诗歌通常表现了生者对亡者的无限追思,以情感的悲剧性引起读者共鸣,当中还渗透了文人对人生世态的诸多感悟。本文从怀故悼逝之诗所表现出的生死观、个人身世感等方面来作探讨。     

中国古代丧悼哀毁习俗与悼祭文化

丧悼哀毁习俗将哭悼伤身毁颜与否,作为人格评判尺度,叙述模式还将丧悼主体充分儿童化.以往较多注意到儒家伦理纲常对丧亲者恪尽孝道的影响,这之中还有道家返朴归真思想,力求以古朴真淳的亲亲之情面对人生变故.叙述者在一种精心选择的框架中体现着自己的道德责任.该习俗成就了悼祭文学主题,而文学主题超文史性叙述模式经久活跃,对相关民俗心理、行为的嗣续也起到了不应忽视的作用.     

悼祭文学主题与丧悼文化的精神史意义

文学主题学探究的重点,应落实在哪些主题、母题引起了古人的偏爱,这些主题母题之间有何内在有机联系.只有将主题学与心态史沟通,才有可能更为切近历史和精神史.顾颉刚先生孟姜女故事研究的成功,昭示了民族精神史研究的广阔前景.悼条文学与丧悼文化的综合研究,当是孟姜女故事研究的延伸泛化.     

顾炎武文学观管窥

顾炎武不仅仅是大史家大文献学家,他还是大文章家和诗人。后人对黄宗羲、王夫之的诗文讲过坏话的颇有其人,但对顾炎武却没有,大家都很尊崇他,他的文章很简洁,论点很明朗,逻辑性很强,爱国主义情感很浓厚;他的诗喜欢做古体,但近体(律诗)也做得很好,理论上反对用韵,但实践上又很会用韵。由于其历史地理知识渊博,所以诗中用典确实,不同于一般的“吊书袋”。在这些文学艺术实践的基础上,他在《日知录》等著述里提出了他的文艺观点。又由于他在思想品德和学术上提出“行已有耻,博学有文”和“天下兴亡,匹     

悼祭文的文体源流和文体形态

悼祭文是祭文中的一类,特指悼祭死者的文章,与同属哀祭文体的哀辞、诔文、吊文等有所不同.其文体形成于汉魏之间,经过六朝的发展,大盛于唐宋.早期悼祭文形式自由,韵语与散语皆可用.晋、南北朝时期的悼祭文以四言韵文为主,讲究音律,句式骈俪,有一定的格式规范.唐宋时期作品和文类大为丰富,除传统的四言韵文外,还有骚体、赋体、骈体、散体等.元、明、清三朝承继唐、宋,诸体均有发展,其中散体悼祭文的创作最为出色.     

顾炎武的“耻德”观与当代荣辱观建设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他较少谈论“上达天德”之类的高妙话头，而是致力于探讨“耻德”，认为它是做人、立身之本。顾炎武还提出了一系列培养“耻德”的方法。顾炙武的“耻德”观对当代荣辱观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清物”“情物”“孤物”“活物”——钟惺、谭元春的诗歌理论述评

钟惺(字伯敬,公元1574年——1625年)、谭元春(字友夏,公元1586年——1637年)是晚明风靡诗坛的“竟陵诗派”的创始人。他们论诗“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一时间,“闻者皆为所摄”,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他们评点的《诗归》问世之后,曾令纸贵一时,人们“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其影响达“三十余年”。然而,清代以后,对钟、谭却贬多褒少。钱谦益、王夫之、顾炎武、朱彝尊、     

“沉重”的潜压与“唯美”的诉求——论彭燕郊诗歌创作主题的双重变奏

彭燕郊的诗里有两类基本话语：沉重的话语和唯美的话语。尽管在不同时段，“沉重”与“唯美”话语的内涵有所衍变，但它们始终相互渗透、相互纠缠，共同合奏出了彭燕郊诗歌的创作主题。这些诗篇不仅充分呈示了彭燕郊以诗的方式对于时代的担当，更见证了彭燕郊对于个性与气质的坚守。     

“清”官出差吃喝自理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旅中》诗自写旅况，有“釜遭行路夺，席与舍儿争。混迹同佣贩，甘心变姓名。寒依车下草，饥糁鬲中羹”等句，这是古代社会一般人行旅生活艰辛的真实写照。     

金石气同■桂气——谈顾炎武和吴嘉纪的诗歌风格

清初学者周亮工评论当时诗坛曾说:“国朝诗,推宁人、野人二家.”此说到乾、嘉时,被常州诗人洪亮吉推而广之,他在《北江诗话》中具体地指出:“顾宁人诗有金石气,吴野人诗有姜桂气;同时名辈虽多,皆未能臻此境也.”在《更生斋诗·论诗截句》里,他更进一步加以称颂:“偶然落笔并天真,前有宁人后野人;金石气同姜桂气,始知天壤两遗民.”宁人是顾炎武的字,野人是吴嘉纪的号,他俩都是生活于“天崩地解”的明末清初动荡年代中的杰出诗人,现存的《亭林诗》和《陋轩诗》是他们的思想和人格的具体表现.     

论运河与梅尧臣诗

梅尧臣少年至老年皆有通过运河四处辗转的应举、宦游、会友、省亲等经历,还做过“监永济仓”这样的漕运官,一生中的运河行旅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在宋初诗人中并不多见。他了解漕运的日常经营,其现存诗歌中有百余首关涉运河。运河行旅增加了梅诗的创作量,扩大了梅诗的创作题材,影响了梅尧臣的观察和体验,锻炼了他的诗艺。梅尧臣运河行旅诗除纪行诗、“悼亡诗”“悼子诗”、悼念友人和嫡母的诗外,还有多首深刻犀利又不乏理性评价汴河漕运的政论诗。运河对梅诗“平淡邃美”风格的形成有显著影响,运河行旅进一步促进了梅诗的散文化、口语化、议论化、讽刺化风格。梅尧臣的运河行旅诗批评了部分统治者借汴河进行的掠民和奢侈活动,他认为汴河主要是利河,他呼吁统治者厉行节俭,主张在汴京的就近位置开辟粮源,以减轻东南百姓的负担。运河行旅影响了梅尧臣作诗的观察和体验,在北宋初期的诗文革新运动中,运河行旅客观上使梅尧臣加快了“以文为诗”而“革故鼎新”,引起了宋诗相对有唐一代,从内容到形式和观念、审美情趣的巨变。     

中国古代自挽自悼诗文及审美价值

两晋南北朝时期 ,“以悲为美”时代审美情趣和现实际遇 ,为特定文学主题的繁盛注入了生机。自悼与文人感悼英雄志士失意结合 ,成为后世持久绵延的文化心理定势。临终诗则带有被迫性质。 1 这类诗是古人自挽自悼的一种特殊形式 ,主要情感指向偏重于顾恋今生 ,表明一种镇定或超脱、不平和激愤的态度。 2 文学人物的伤感自悼 ,每多带有无法回避死亡的悲剧意味 ,同“乐极生悲”模式结合起来。 3 临终之咏和相关情状描绘 ,多作为突显薄命女子不甘于命运摆布 ,借此进行控诉和抗争。 4 临终留诗具有不甘就死的抗争意味 ;而临终不留什么 ,更表明弃绝一切的否定态度。 5 临终表露出对人生、爱侣的眷恋 ,表现了人物美德及其人性至情。自悼和临终诗文 ,将丧悼文化、悼祭主题同个体对于死亡的情感表现 ,加以结合融汇 ,极大地丰富了个体生命的人生悲剧意识及相关情感心态的呈露方式 ,为后世叙事文学拓宽了情感表现疆域     

略议《诗本音》对《诗经》中虚字是否入韵处理的矛盾

清代学者顾炎武对《诗经》韵例的探讨集中反映在他的《音学五书》之《诗本音》中。而《诗经》中虚字是否入韵的问题正属于《诗经》韵例的研究范畴。在《诗本音》中,顾炎武一方面认为虚字不入韵,另一方面又认为虚字可以入韵。从现代音韵学的角度来看,顾氏的观点有得有失,值得后世学者加以深究。     

在司空见惯的东西中发现出美来——略论黄仲则诗的魅力

“一生未遇庸非福,半世能狂亦可哀”.这是清初诗人黄仲则评论他朋友的两句诗。移用于黄自己是再恰当也不过的了。他四岁丧父,艰苦备尝,才华出众。二十四岁在朱筠主持的有当地名流参加的太白楼宴会上,当众赋诗,“年最少,著白夹立日影中,顷刻数百言,十数人皆缀笔,八府士子竞写,一日纸贵”。但不阿权贵,三十五岁的壮年就在贫病交迫中去世。他多才多艺,散文、词、书法、篆刻、画都精,著名诗人洪亮吉、袁枚等均与之为友,甚赞其诗,认为不是才人之诗,也不是学人之诗,而是诗人之诗(万黍维)“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包世臣)。他的诗还得到后世很多     

试论俾斯麦统一德国的纲领

德国的统一是在悼斯麦的领导下实现的，德国的近现代历史也深深地打着傅斯麦的印记．因此，若想更好地理解近现代的德国，则必然要研究件斯麦，研究他统一德国的纲领．悼斯麦，这个在19世纪德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这个用“铁和血”把德国几代人的统一梦想化为现实的宰相，因其使德国“出乎意料”的统一而倍受当时德国各界的推崇，并成为历史名人；又因其统一的方式是“铁和血”而遭到史家的唾弃，悼斯麦因而成为世界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他功劳卓著；使一个崭新的民族屹立在世界强国之林；然而，关于他的非议也屡见不鲜，因为德国的统一…     

悲金悼玉女儿诔——论《红楼梦》中贾宝玉之诗及其意义

《红楼梦》中,贾宝玉的诗文创作以歌咏女性为中心,以创新为特色,表达出“悲金悼玉”的主题,从而与《红楼梦》重要主题之一——反映“金陵十二钗”为代表的女性悲剧关联起来,体现了为作者代言的功能。同时,通过贾宝玉的诗文,作者批判时人为功名而写作的异化心态,提出“尚古”的文学主张,主张回归士之精神本源,标立出对儒林传统的唾弃以及对文苑传统的回归。     

中国文论的诗性言说

国传统文论的诗性言说,可以归纳为“以诗言诗”——以诗的语言、诗的思维、诗的情感来讨论文学对象。在具体的文论话语中,则主要体现为文论范畴的经验性,以及言说话语的文学性。     

读白居易的《琵琶行》

自居易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又一伟大诗人。自居易的诗在当时就发生极大影响,被称为“元和体”而竞相摹仿。他的诗流传很广,“二十年间,禁省、寺观、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特别是他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不但歌妓们争着演唱,_由此增价;就是一般人也诵不绝口。白居易死后,宣宗皇帝为他写的悼诗曾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这两篇作品当时流传之广和人民喜爱之深。     

浅论钱谦益及其悼明诗

清代文学史上,钱谦益是个颇为复杂的人物。政治上,他“以中朝大老,身事二姓”,入了没有骨气的文人之列,但在诗歌创作上,却写出了数百首“系心宗国,不忘欲返”的悼明诗。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的现象?进而言之,钱氏之作究竟是“以人情恩宗国”,象游国恩等先生评价的“企图掩饰覥颜事敌的耻辱”,还是真出本怀,“惨怛而思反本者”?本文旨在对此谈谈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