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红利”与“制度竞争”

<正>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在"制度红利"基础上的改革。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就,与其说是经济成就,不如说是"制度"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因为制度的变迁,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硕果累累。部分经济学家把中国改革称之为地方政府之间竞争性的改革,认为正是由于各个地方竭尽全力制定优惠措施,不断吸引     

“后危机时代”的地方政府变革

"坏经济"会让政府"变好"吗?2009年初,我们曾有过这样的担忧:经济好的时候,地方政府缺乏改革动力;到了经济修复重整的"后危机时代",面临"保增长"压力的地方政府,恐又无力顾及改革。     

政府补贴、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

以2005年~2014年中国内地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政府补贴政策下企业资本投资取向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显著负相关,股权投资不具备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效应,而技术投资却能够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质量;2)相较于中央和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与股权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不利影响最大,尤其是获取了高额度补贴的地方国有企业;3)适度的政府补贴才能最好地释放企业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效果,补贴额度过高时,地方国有企业的技术投资未能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显著提升;4)地区市场化水平不仅能够强化政府补贴政策下企业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削弱了地方国有企业固定资产与股权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负面影响.以上研究结论有助于从政府治理角度来理解导致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失衡的企业资本投资活动成因.     

我国地方政府官员激励机制困境的成因及消解——基于“政治晋升锦标赛”的视角

<正>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行政分权使地方政府官员在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拥有更广泛的权力空间,这也被认为是推动我国自转型时期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核心要素。因此,对我国地方政府官员在行政分权后的激励问题研究与分析愈加显著与强烈。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便是由周黎安提出的"政治锦标赛"激励模式。这种模式在地方政府官员的工作激励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唯"GDP论英雄"及各种以推动经济     

我国经济自主增长的发展态势

<正>一、经济自主增长的形成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企业活力不断增强,市场调节下的经济自主增长日益活跃,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199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受需求不足的制约,经济自主增长明显减弱,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政府政策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通过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深化改革,我国经济自主增长能力重新增强,并推动国民经济进人了新一轮增长周期。     

以政府行为转变推动要素市场改革的路径机制

一、要素市场改革的内容及趋势 30多年来,产品市场改革为中国经济增长释放了巨大的“改革红利”,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储备了规模基础。与此同时,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明显滞后,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受多重因素影响,尤其是地方政府意志及短期行为的干扰,价格发现机制而难以正常发挥作用。我国要素市场扭曲主要表现为价格负向扭曲,即生产要素的真实价值被低估了。要素市场扭曲尤其是政策引致型的要素市场扭曲,会造成国民财富的非正常分配、转移甚至消散,阻碍经济系统的整体效率和发展质量提升。因此,我国必须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扭转“非对称改革”的困境。     

时事政策

凝聚共识、放权让利、尊重市场、还富于民、转型发展、收入倍增、公平正义、美丽中国,是十八大开局的突破口和中国经济发展新"红利"的源泉。当今中国面临全球经济大局之乱、国内既得利益羁绊,改革难度不亚于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之际。"没有水分的增长"关键靠政府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上下结合"     

科学把握“稳”与“进”的辩证法

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推进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关键是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科学把握"稳"与"进"。一是以政策和经济的"稳"推动改革与转型的"进",以稳推进。要以政策的"稳"促进经济增长的"稳",只有增长稳,才能保障就业稳、财政稳,才能保持各经济主体对     

误判下的转型阵痛

抓住了金融这个核心,无疑就抓住了推动地方转型的"命门"。新一届中央政府意图以金融之手,从源头上控制地方的投资冲动,通过市场调节,推动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这就是误判!"在接受《决策》采访时,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一再警告说。今年以来,面对经济不断下行的压力,各地又使出惯用的"投资牌",希望用新一轮大规模投资来维持经济的高增长。但是在中央新的政策框架下,地方上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过去的路似乎已经走不通了。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红利及其生成机制——以行政审批流程为中介变量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政府职能转变能够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完善政府自身建设、减少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形成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红利,进而优化政府的治理体系并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运用系统化、定量化工具探索政府职能转变制度红利的理论框架、实现效果和生成机制,对于降低市场风险、提升变革成功率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欧盟通用评估框架(CAF)背景、内涵及中国适用性基础上,提出基于CAF的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红利及其生成机制分析框架,进而编制了具有较高效度、信度水平的测量问卷。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制度红利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东部地区表现更好,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各因素对制度红利生成的作用机理表明:(1)领导力是持续释放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制度红利的决定性因素;(2)行政审批流程更多影响着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3)公民参与在释放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制度红利方面作用明显;(4)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相关的保障性资源的绝大部分影响力必须通过行政审批流程等配套措施实现;(5)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改善,能够显著提升政府自身运行的经济性、效果性、效率性和公正性。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的方向包括完善面向职能转变的领导力提升机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一体化标准化改革、强化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力度、构建流程为中心的职能转变保障体系等。     

经济视角下分析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走向

人既是资源消费者,同时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资源。本文通过对将近四十的计划生育历程的概述,肯定了计划生育取得的良好效果。进而从中国面临的"未富先老"的现状出发,通过改进的李嘉图模型和人工红利论述了老龄化问题将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建议政府将"双独"政策放松为"单独"政策,然后经过过度时期,在放松农村的"一胎半"政策,完全实行"二胎",限制"三胎"。     

警惕“妖魔化”党政干部

现在有一股很不好的思潮,这就是“妖魔化地方政府领导”。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诉求,对体制改革的诉求,对引进外资和对外开放的诉求,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巨大内在推动力。这是一个无论如何也不能抹煞的事实。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形成大气候的真正的转折点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它有两大作用。第一个作用是把开放政策和引进外资从局部地区一下子推广到全国;第二个作用是由于把深圳经济特区以及其他开放地区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地,对各地政府起到了极大的启示和示范作用。各地方政府都看到了这…     

关于我国税收增长和减税的主张——以个人所得税为例分析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政府的政策转向保持经济增长,减税和增支的选择矛盾之下,改革个人所得税,逐步建立"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的可持续发展的合理税制,有着可行性与必要性。本文认为应该采取减轻中低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税负,提高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税负的结构性调整,从而保证尽量不减少税收收入,有效的支持政府投资,也为增值税的改革提供了财政收入上的保证。减税和增支的平衡,才能真正保证我国经济与社会的稳定、持续、和谐发展。     

财政分权与“土地财政”制度改革

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体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大降低,但地方政府的事务并不因财政收入的降低而减少,相反有增长的趋势。地方政府为筹措财源不得不采取"土地财政"的策略。"土地财政"带来的负效应的蔓延呼唤"土地财政"制度的改革。规范化的财政分权体制,尤其是赋予地方财政自主权,是"土地财政"制度改革的关键和核心所在。     

地方政府行为与财政分权增长效应的地区性差异——基于经验分析的判断、假说及检验

分税制改革后,各个地区的地方政府都拥有更加强烈的激励扩大预算外收入,加大对地区经济的攫取。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经济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地方政府行为在不同的地区也表现各异,并最终导致财政分权的增长效应呈现出地区性差异。本文通过构造反映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和地区经济结构的计量指标,运用1997￣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们的推断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的主要的结论是: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越发达,地方政府"攫取之手"就越少。因此,在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则相反。本文认为加大对预算外收入的约束、改革转移支付体系和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将会逐步扭转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的不利影响。     

改革红利·民生红利·生态红利·开放红利

"红利"的本意是利润对投资人的回报,引申为某方面或发展要素对发展的贡献。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开始面临传统要素红利逐步消褪的严峻挑战。今后,我们必须挖掘新的发展红利,才能保持经济快速平稳的发展态势。2013年的省级地方两会,适逢中共十八大之后的换届之际。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总结过去工作的同时,也瞄准了未来五年的战     

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变化下的政府公司主义现象研究

文章通过分析中国改革以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税关系的变化,引出了目前经济生活中广泛普遍存在的政府公司主义现象。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利弊分析,得出结论:政府公司化既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力量,也是中国经济存在诸多问题的渊薮。政府与企业各自扮演各自的角色,优势互补,我们的市场经济才能成为既充满活力又井然有序的市场经济。     

土地财政转型,房地产税是关键

正推动土地财政转型,确立以房地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体系,形成稳定的地方税收体系的收入流量,是对分税制改革的一次重要补充和完善。目前不少地方政府患上"土地财政依赖症"。最新财政数据显示,第一季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达到1.08万亿元,同比增长40.3%,第一季度地方财政55.4%靠"卖地"。《中     

河南省产业集聚区招商引资问题思考

在当前河南省产业集聚区建设中，各地政府为加快本地经济发展，解决当前经济落后局面，实现经济总量增速加大目标，纷纷出台了一系列加强招商引资的政策，其中不乏以招商引资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功典范，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因招商引资引发的各种问题。本文研究认为政府行为是产业集聚区建设的关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利于招商引资的政策，那么政府作为产业集聚区建设的主体，在制定招商引资政策时的依据是什么？招商引资的目的是什么？能够给地方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通过研究问题产生的根源给出合理建议。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

经济分权同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紧密结合是中国式分权的核心内涵,本文在此背景下讨论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偏向的激励根源,并通过构造财政分权指标和政府竞争指标、利用1994￣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们的推断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是: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造就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并且,政府竞争会加剧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的扭曲,竞争对支出结构的最终影响则取决于分权程度,而1994年之后包括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在内的现行重大政策并没有缓解这种状况。这意味着,中国式分权在推动市场化和激发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同时,与之伴随的成本可能正在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