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社会治理·社会回应机制链

在全球化多元共生、开放、回应与同构的趋势中,中国社会转型与西方社会转型因社会主义制度因素的嵌入而具有非同源性,但中国因工业化、现代化的使然,仍引发了社会结构的重构和具有现代性特质的社会分化开始,并凸显出我国传统的政府与社会高度合一管制模式的内生性冲突。因而在社会转型情境中建设和谐社会,不仅需要重设动力机制、社会机制,而且建设和谐社会的新制度安排还需要建立一套不断完善的社会机制链才能持续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促进与实现社会的和谐。     

环境风险交流的法律回应与制度建构

现代社会,经济与科技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大量环境风险。环境风险交流的法制化可以增强环境风险规制的法律效力,搭建起平等理性的环境风险交流平台,消解因环境风险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提高环境风险规制的行政效能。当前我国在法学领域内对环境风险交流的理论研究存在着不足,在社会实践中相关研究也比较薄弱。环境风险交流机制尚不健全,风险交流碎片化、交流主体不平等、信息不对称、信任基础弱、救济制度缺失等问题突出。在法律框架内建立健全环境风险交流机制,有必要统合环境风险交流规范体系,完善环境风险交流主体结构,建立多元双向的环境风险交流模式,夯实环境风险交流的信任基础,健全环境风险交流救济制度,以实现环境风险的回应型法律规制。     

社会转型与治理创新——基于社会稳定风险的分析

社会稳定风险的有效化解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生态能源风险和社会风险是当前我国主要的社会稳定风险源。实践经验表明,以科学的稳定观和维稳新思维为指导,构建风险源的鉴识机制、预警机制、评估机制,完善利益均衡机制和法治保障机制,是应对社会稳定风险的根本之道。     

防范环境风险的法律对策

我国现在正处于环境风险多发和上升时期,防范环境风险是当务之急。面对严峻的环境风险形势,运用法律手段对环境风险进行防范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国在防范环境风险法律方面还存在环境风险防范专门立法缺失、政府对环境风险防范法律责任缺失、环境风险预警制度不完善、环境风险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和不足。为此,提出了制定专门的《环境风险防范法》,确立环境风险防范立法的基本原则,明确环境风险防范的管理机构和政府职责,建立与完善环境风险防范的具体法律制度(如健全环境风险监测、预警制度,完善环境风险信息公开制度,构建环境风险源调查制度,完善环境风险评价制度)等法律对策。     

社会转型期当代中国的风险治理

风险是与人类发展相伴随的一种社会现象,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无法完全避免风险。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和文化转型是产生社会风险的重要原因。当前,我们必须树立扣谐发展的理念,确立正确的风险价值观,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积极开展全球风险治理,力求以最小的风险获取最大的发展。     

基于风险分配的环境风险应对法律机制探究

环境风险分配对于有效应对环境风险和保障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发展进入环境高风险阶段,环境风险在不同地区、不同主体之间呈现不公平的分配格局。究其原因,则是中国缺乏一套以风险合理分配为主要内容的环境风险应对制度。遵循环境风险公平分配的理念要求,中国应从完善重点领域立法,界定环境风险应对的权利与义务,创新环境执法模式,促进环境风险应对成本的内部化,完善环境司法制度,保障环境风险损害得到合理补偿等几个方面进行构建和完善环境风险应对法律机制,明确界定风险责任,合理分担风险成本,充分补偿风险损失,增强公众风险意识,有效应对环境风险。     

突发环境事件下的环境风险治理研究

进入突发环境事件的高发期,必须从风险视角出发,对环境风险进行有效治理.对现有环境风险,应当遵照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采取"四 二"模式的全过程治理;对于待生环境风险,则有赖于环境风险评价.就我国当前而言,应大力落实和完善环境影响评价,保证公众和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有效参与.     

治理学视野下我国城市环境恶化的科技法律应对

我国持续发生的雾霾天气引发了社会各阶层关于如何应对城市环境恶化的讨论。在城市环境恶化法律治理模式的对比性分析中发现,科技法律治理城市环境恶化是可行的,但当下在立法价值取向、执法治理模式及守法意识三个方面存在关键性障碍。为此,应在依法治理的过程中,采用他律—自律—规范的三层进阶式思维进路,依次通过注重制裁性科技法律规范、科技政策法律化和建立科技法律行为范式等法治路径,最终建立起我国城市环境恶化的科技法律治理机制。     

金融科技的法律风险及其治理策略

数字金融背景下,金融科技在重塑金融服务模式的同时,也潜藏着系统性的法律风险。金融科技的法律风险源于其对法律规范与法律伦理的挑战,本质上是金融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失衡以对金融公平价值的侵蚀,主要表现为法律伦理风险、权利极化风险、法律侵权风险、数据安全风险与责任归结风险五种基本类型。由于各类风险的内在症结不同,因此在选择治理策略时应注重差异化,分别构建与各风险类型相应的算法伦理框架、信息平权方案、权利救济机制、数据治理规则体系与责任分配机制,以实现金融科技风险的有效治理。     

环境公私协作的法律风险识别与救济机制建构

环境公私协作是公私协作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具体运用,也是行政任务契约化的具体展开形式。由于环境公私协作运行的社会环境复杂、涉及利益主体多元,在实践中极易产生诸多法律问题。针对难以防控的法律风险及利益纠纷,必须从公私协作的目的出发,以"促进合作、防控风险"为主要导向,着力于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平衡、公权力的控制及私权利的规范,在法律风险的类别化基础上,相应地建立诉外救济机制为主、诉讼救济机制为辅的多元化救济机制。     

论中国转型期社会风险与政府治理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社会转型之中,体制转轨与结构转型加剧了社会风险的程度,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同时,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政府应从转变职能、扩大公众参与、建立信息机制、增强全民风险意识、健全风险管理制度、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提高风险治理能力,从而全面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环境行政法律责任实现论

法律责任及其追究是法的国家强制性的基本表现,也是各项法律制度得以有效贯彻执行的根本保障。环境行政法律责任在社会生活中不能得到有效实现,是我国环境违法行为高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文章阐释了环境行政法律责任实现的基本原理,分析评估了我国环境行政法律责任实现问题的现状及其成因,并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     

对加快社会管理方式转变的研究

我国现有的社会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内在要求。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社会管理主要应从重政府管理、轻公众参与向政府负责和社会参与转变;从重管制、轻协商向更加重视协商和共同治理协调转变;从重行政手段、轻法律道德等手段向依法管理和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转变。转变社会管理方式包括转变思想观念、改革体制机制、创新管理模式、转换方式方法等多方面内容。同时作者提出了加快社会管理方式转变的相应对策建议。     

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思考

目前,我国在页岩气开发的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大量的法律空白,往往只能参照环境保护法和矿产资源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规制,无法有效解决页岩气开发暴露出来的环境问题。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核心目的就是解决当前页岩气开发中的环境风险,促进页岩气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实现能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在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方面,英美两国已经探索出一些经验和制度。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努力改进和完善我国应对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对实现我国页岩气开采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的统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公共领域与社会管理创新机制研究

解决当前我国社会领域存在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只能采取非对抗性的方式,即在政府力量的主导下,引入非制度性的社会力量--社会公共领域的参与,在国家政府与私人领域之间的良性互动中调解和处理社会矛盾。从实践经验来看,社会公共领域能够通过推动社会管理模式创新、促进社会管理理念更新,从而弥补依靠正式制度进行社会管理的局限性。     

转型期弱势群体法律价值观初探

转型期弱势群体具有实用主义的法律价值观,偏重于从个人利益出发认同法律的功能价值,法律意识水平尚处于朦胧的、自发的意识阶段,权利意识不明确,法律权利价值观处于较低水平,通过法律实现其正义、获得正义的观念意识较弱。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个人正义的法律价值观,对法律的社会正义持一定的非支持态度;对法律的公正性认同感不高,对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的公正性理解也较为客观、实际。在建立社会支持和帮助网络时,要落实宪法精神,在体制内使弱势群体有正规的、合法的利益表达机制和需求表达渠道。     

论环境行政指导及其法律规范

环境行政指导区别于传统的强制型环境行政行为,它是社会现实变革、行政理念发展以及环境保护要求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行政指导是一种非强制性、以利益诱导为主的事实性行为,具有弥补法律缺陷、预防环境污染与破坏、协调各方利益的功能。现实国情下,环境行政指导法律规范的目标为规范环境行政指导权、发挥环境行政指导的应有作用,方向为界定环境行政指导的范围、规范环境行政指导的决策、确立环境行政指导的程序、提供环境行政指导违法的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