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俗”词的积极意义

北宋文人词有俚、雅之别.当始于柳永.和晏殊、欧阳修的含蓄典雅、秀丽精巧的词风不同,柳永词多用"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的俚言俗语描写中下层市民的生活面貌,为民间所喜闻乐见.柳永也写过雅词,但是他的大部分作品的艺术特色,却是令人瞩目的"俗".那独标一格的"俚词"风格,犹如布裙荆钗、淳厚健朴的村姑,即使不施脂粉,也     

柳永与商业性文学

柳永的一生仕途不畅 ,“未名未禄” ,为了生计而不得不去“奔名竞利” ,但柳永作为一个文化人 ,他的方式就是用媚俗的方式迎合大众趣味 ,以反映大众生活的词来换取自己的生活资本。这种以媚俗为特征 ,以求名求利为目的的文学 ,是商业性文学。柳永的叛逆精神和创作实践不仅对宋词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而且他还是第一个将商业性文学引入文学殿堂使之“大得声称于时”的人 ,他对商业性文学的发展以及以后的俗文学与雅文学分庭抗礼之势的形成是功不可没的     

北宋词坛的“柳永热”

柳永风流俊迈,以歌词闻天下。不仅“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①,而且上层社会也盛行柳永词。②北宋词坛的歌词作者,或模拟、仿效,或将其当作词坛(?)敌,都想与之较量一番。王安石是一位政治改革家,但对于歌词创作,仍甚守旧。他主张按照“歌永言,声依永”的传统进行创作,反对“先撰腔子后填词”③,目的就在于抵制乐坛“新声”,主要是郑卫之声。即使如此,在他为数不多的歌词作品中,仍留下了明显的柳词痕迹。例如他的《雨霖铃》“孜孜矻矻”。这首词模拟柳永而又大大不及柳永。《雨霖铃》是个“颇极哀怨”的调子,柳永以之道别言情,哀伤之中并带怨恨,声情并称;王安石以之说禅理,不伦     

秦观与柳永词风之比较

秦观的词不是诗人之词 ,而是词人之词。他的词大致有两类 ,一类是最柔婉幽微的一种感受 ,不必有寄托。另一类是他政治上受挫之后感慨身世之作。而柳永似乎也正有与此类似的两类作品。柳永更多地从都市生活摄取题材 ,他从形式上把慢词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并使中国的词上升到一个开阔的空间 ,把词中传统的“春女善怀”变成了“秋士易感”     

论欧阳修词学观与词创作的背趋性

由于欧阳修以修身从政为本、以醇儒传道自命、以倡导和实践古文名家,他的文学活动也因为身份和思想观念的约束而产生较为明显的板块分界:古文以传儒道、诗歌以归雅正、歌词以状私情.尤其在其词学观和词创作之间,存在表里不一、言行相悖的巨大反差,在理论观念上,视词为“薄技”、“小道”,将词放在轻视甚至鄙薄的地位,但又以极大的热情和心力,投身子词的创作活动中,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他都是北宋中期词体创作的代表性词家,引导了整个宋词的发展方向.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他的哲学观、政治身份及其独特的成长历程所决定的.     

有宋“倚声家初祖”——从宋词发展的历程重新评价柳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本文依对唐五代词革新程度的不同 ,将整个北宋词坛划分为“传统的唐五代派”和“革新的宋词派”。前者以晏殊为开祖 ,主要承袭唐五代词风 ,创作着“虽小却好 ,虽好却小”而“堂庑特大”的小令 ,在晏几道之后几无嗣响。后者以柳永为代表 ,于小令外大量创制慢词 ,全方位地突破了唐五代词风 ,影响所及直到南宋。人称晏殊为“北宋倚声家初祖” ,考虑到柳永对宋词的贡献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他不但是“北宋倚声家初祖” ,更当得起是“有宋倚声家初祖     

论董以宁及其《蓉渡词》——兼谈艳体词风在清初的流变

董以宁是清代文学史程上一位名气不大但人生形态、文学形态均颇特殊的人物。在其各体裁的文学创作中 ,结为《蓉渡》一集的词创作最为擅场 ,其中大量的“艳体词”作品又尤为学界所争议。然详究其实 ,董氏除在“艳词”创作多发越处、为前贤所不及之外 ,其以《满江红·乙巳述哀》十二首为代表的“悼母词”更为词史补填了空白 ,系“不可无一 ,不能有二”之佳篇什 ,而董氏之词史地位亦可由此二者结合而认知。     

汴京词都论——汴京对宋词发展的巨大贡献

汴京是座词题材的丰富金矿,更是激发词创作灵感的宝地,其特殊的环境推动、改变了词的意境、形式和方向,奠定了宋词的基础。宋初汴京对词史最大的贡献,就是造就了"千古词帝"李煜。繁荣的都市作为强烈意象涌入词中,使词人开辟了新境界,都市词应运而生,孕育了慢词和柳永。没有汴京这座城市的高峰,就没有柳永这座词人的高峰以及慢词,也就没有都市词乃至宋词的高峰。无论是风格、题材还是代表人物,汴京都可以说是宋词婉约派的根脉所在,与市民文艺"浅斟低唱"特点相一致。许多才子佳人在汴京创作出名篇佳作。汴京是词发展的圣地,是一代词都。宋词是宋代文学的时代特色和成就,也是汴京文学的时代特色和成就。     

中国小说雅俗论

文学作品分列雅、俗,这是早已有的事,而小说则不然。中国的小说在发展进程中步履维艰,它一直是高人雅士所不屑为之的“小道”。文言小说自然是由文人搜集、记录、整理的,或者是文人利用民间传说素材进行再创作的。但无论是魏晋时的志人、志怪,还是唐传奇,抑或是文言小说的典范《聊斋志异》,其作品虽难免学一学太史公笔法,卖弄一下才情,用一些典故,却终究是供文人雅士茶余饭后消遣解闷的“闲书”,书中又大量运用俗语俚词,算不得“雅文学”之     

苦闷的象徵——《洛神赋》新议

曹植是建安文学中之佼佼者,他在创作上的成就,不仅超过父兄,也超过建安七子及其他作家,这是大家所公认的。钟嵘把他比作“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这评价是很高的。刘勰虽然为曹丕抱不平,认为“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但他也承认:“陈思,群才之英也”。曹植的诗赋,慷慨多气,情思婉转,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可称得上是“建安风骨”的代表。钟嵘称他的作品“骨气奇高,     

明代台阁词的创作风貌及其成因

台阁体是明代前期文学的主要特征 ,一般以诗文见称 ,但也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词作 ,其创作队伍是以“三杨”为主的台阁大臣。从前后两个阶段来论述明代台阁词的创作风貌及其成因 ,以此表明词作为极具抒情性和审美性的文学样式是远离政治的产物。     

穆旦被经典化的话语历程

穆旦由文学史缺席者变为“经典”诗人,经历了一个“重新发现”、不断阐释的话语历程。20世纪80年代初,他以“九叶”诗人身份重新“出场”,其诗歌被策略性地赋予爱国主义、现实主义本质;80年代中后期,文学史著作将他叙述为“九叶派”代表,即接受了西方现代派形式影响的“中国民族的诗人”;进入90年代不久,其反叛性、异质性和现代性得以凸显,被列为百年诗人之首,升格为新诗现代化的“标志性诗人”。穆旦阐释史是一个富有思想史意味的文学事件,一场经典“再造”的话语活动。     

谭献的词学思想

谭献的词学思想明显体现出从嘉道时期向同光时期过渡的特点。他对张惠言和周济既有继承之处,又有改造变通之处。“柔厚之旨”,是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词之内蕴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在前人词学创作主张基础上,他提出了“潜气内转”与“一波二折”之说:“幽涩”之美与“虚浑”之境是谭献对词美感特质所作的新的归纳和总结:谭献虽然丰富、发展了常州词派的读者接受理论,但由于其浓重的政教说词观念,其词学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又限制了读者自由阅读的深度和广度,对此要客观地加以评价和分析。     

透视柳永的歌妓词

北宋词人柳永天真、浪漫深情的本性使其沉溺于谱写歌词,其结果却使他欲求仕宦的用世之志受挫。而遂于此,他更加以已之遭遇体验着歌妓们的生活,创作出内容和风格都很接近她们而与文化权威背离的词。他的政治生活是一种悲剧,而他创作的歌妓词是一种词史上的开拓与成功。     

词世界里女性形象的正面与侧面

把人的性欲冲动与创作动机联系起来研究,是20世纪弗洛伊德的新观点.就中国古典词的创作来看,在早期,女性成为花间派的写作重点,但并不关注"两情相悦";到柳永时期,他正面描写男女双方的欢爱,完成了词世界里文学与情欲的正面交集.此后,"文统"与"道统"的思想意识促使文人创作的重点转向"情致"、"诗韵".最后,在辛弃疾的词里,男女恋情成为表现他"高格"人品的佐证,从而使早期宋词关注人性的焦点渐渐向人品道德方面转移.对这种线索的梳理,不仅能够清晰地看到词世界的人文生发历程的本源与流变,还能够挖掘出词世界中女性形象正面与侧面嬗变的文化动力,其重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韩愈重“文”尚“奇”的“古文”论

韩愈写作“古文”,倡导“古文运动”,在理论上有高度的自觉性。他的“古文”论,总结了自三代、秦、汉以来散文长期发展的历史经验,又包含着自己创作实践的亲切体会,其中不少内容反映了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以明“圣人之道”为创作的基本纲领,但并不主张以儒学代替或包括文学;他在创作上标榜“复古”,却没有流于师古守旧的教条主义和模拟主义。他的创作富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艺术上的独创性;而这种独创性又与他的重“文”尚“奇”的“古文”理论密切相关。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点粗浅意见。     

中日汉字文化的互动历程

东亚文化圈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存在共同的文化传播工具——汉字,因而又称为“汉字文化圈”,中国是汉字文化圈的“直属圈”,日本是汉字文化圈的“自治圈”。在古代,源自中国的汉字广为影响日本,日本也逐步实现文字的“和风化”。近代日本在译介西洋语汇时,大量创制汉字词,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择取中国古典词翻译西洋术语;(二)利用汉语词素和汉语造词法,创制汉字新词,以翻译为洋术语。这些日制新词在清末民初大量输往中国。故中日汉字文化呈现历时性的互动过程。     

试论90年代台湾文学中的海洋题材创作

一“海洋文学”的概念探讨我注意到近年来台湾文学批评中屡屡出现了“海洋文学”的概念。我认为,这个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推动作家创作海洋题材的自觉和形成必要的文学思潮,但同时也应该防止过早用这一概念来割断与以往海洋题材创作的联系,使之完全成为９０年代社会思潮的新生儿。以我的比较保守的观念而论,任何文学创作一旦被社会思潮所利用都可能会成为流行物的符号,即使流行一时,也不可避免产生文学的异化,终究受影响的还是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价值。所以,我还是用比较谨慎的“海洋题材创作”一词来解释我所面对的文学现象。但我并不…     

简论"新写实小说"

相对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新写实小说”作为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无论从思想内涵还是叙事方式上,都给文坛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前期的“新写实小说”着重表现普通市民庸常的人生状态,着力于对现实生活进行“原生态”的刻画。后期的“新写实小说”开始把目光转向对历史叙述的挖掘。“新写实小说”虽然也有着种种不足,但它毕竟把中国当代的小说创作推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竹枝词的源流

竹枝词是一种别开生面的诗体,对于唐代七言诗和宋代词的形成均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中唐诗人刘禹锡运用这种形式,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使竹枝词从民间登上了文人学士的诗坛,给诗词创作注入了一股新风。《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武陵谿洞夷歌,率多刘禹锡之词。”《新唐书·刘禹锡传》也说:“禹锡贬朗州,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作竹枝词十一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究竟是“武陵谿洞夷歌,率多刘禹锡之词”,还是刘禹锡的竹枝词学习了“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