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治理视角的公民社会、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关系探讨

分析公民社会、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内涵,三者的基本精神具有一致性,既自成体系又一脉相通。公民社会提倡善治,法治社会强调法治,善治与法治也应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法治社会与公民社会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社会和谐。建设公民社会与法治社会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对社会治理途径与成本分析所得出的必然结果与路径选择。     

基层民众的法治尊崇状况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向基层下移,基层社会成为法治运行的重要场域。基层民众法治尊崇状况的优化已然成为当前法治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议题。基于余杭法治指数2007—2018年12年持续调查的数据可得出如下结论：基层民众法治尊崇状况的优化提升进路包括以司法权威重铸民众法治信任、以依法行政推进民众法治认同、以诚信文化唤起民众法治意识、以共治理念带动公民参与法治社会建设。     

论公众法治信仰的培育

十八大全面开启我国法治建设的新阶段。当前我国公民法律认知不足、法治情感欠缺,公众整体性缺失法治理性精神,公众法治信仰在习惯于几千年"人治"的社会中举步维艰,直接阻碍着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培育公众法治信仰、增强全民守法意识也就成为十八大之后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政府推动高效的法律运行是培育公众法治信仰的基本途径,法治教育理念和方法的更新、媒体法治宣传的现代化,对公众法治信仰的培育也有着更为直接和重要的作用。     

建设服务型政府应正确处理的若干关系

我国行政管理模式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涉及民主与法治的诸多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主要包括:服务型政府与有限政府的关系、服务型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服务与规制的关系、服务与法治的关系。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实现我国行政管理模式和整个社会治理模式顺利转型的基础和保障。本文就有关这些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所作的研究与得出的结论均只是初步的,深度的研究和结论还有待各级、各地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经验的进一步积累。     

从市民社会看中国公民文化建设

公民文化是维持和发展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作为缺少公民意识的中国面临着建设公民文化的重任。虽然当前的公民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就,但却存在公民教育形式化、市民意识的缺失、无法回避的村民意识等问题。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兴起为公民文化建设带来了曙光,为当下公民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法治背景下的公民意识探讨

法治国家的全面进步，法治社会的整体发展，良好、完备的制度建设是必要的基础措施，然而具有法治精神的公民意识却是不可忽略的推助器。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现阶段的公民意识仍处于启蒙阶段，这对法治进程产生了不小的阻力。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公民意识以及其对法治的诸多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按照法治精神的合理内核努力塑造、推动公民意识的提高和成熟。     

论实验主义法治——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一种方法论进路

实验主义治理思想是当前新兴的治理理论,具有若干突出优势,对当前中国法治实践和理论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倡导实践、实证、实验的研究方法,提出实验主义法治新构想,即从实验主义治理理论出发,重新理解中国法治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提供新思路。中国现代治理实践中已存在实验主义倾向,当前地方治理自主性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具备构建实验主义法治模式的条件。实验主义法治以实践为核心,从目的、结构和方法三个层面重新审视中国法治实践。在目的上,以框架性目标取代理论独断;结构上,以网状结构突破层级体制;方法上,强调法治评估在实验主义框架中的核心位置,并促使其从绩效考核向路径实验转型。     

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对策探究

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当前我国的普法教育工作既取得了一定成效,又存在需要克服和破解的问题,因此应建立普法教育社会主体的补充机制、探索普法教育主观认知和适用法律能力的机制、完善普法教育宏观和微观宣传相结合的机制,倡导法的精神,运用法律思维处理和解决问题,优化社会法律环境,才能从根本上增加公民的法治观念。     

论中国公民社会组织政治参与的建设问题

通过重点介绍公民社会的社会科学涵义强调了公民社会高度组织化的特征,勾画了公民社会组织政治参与的理想图式,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得出的理论成果,说明了中国社会虽没有进入公民社会但正在向公民社会转向,并从组织的角度讨论了怎样建设中国公民社会的问题。最后,对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进行了理论上的展望。     

走向和谐--当代中国的公民社会探析

公民社会是一个原本由西方学者提出、用来研究西方社会的理论,同时也是具有不同意义和多种规范性词义的理论概念。我们可以对公民社会的理论和概念作结合中国社会实际的选择和发展。在此,公民社会是指包含了由个人、民间团体之间的自愿安排来组织的若干社会生活领域的政治共同体。我们可以从规范性的角度概括出它的若干特点;在中国存在着中国公民社会形成的动因;从描述性的角度,中国公民社会开始萌发。同时,它也面临着一些困难,法治是解决这些困难的一个重要方法。     

选举法修改的意义——推动中国民主政治进程

从选举对民主政治的影响、选举的平等性原则、选举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影响、竞争性选举等角度来论述此次选举法修改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认为城乡按照相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体现了民主理论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要求,有利于公民更大范围地参政议政,这无疑会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与人权保障

中国劳动教养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方面曾经起到过积极作用,但因其内在的固有缺陷对公民基本人权也造成一定的侵犯。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持续深入发展,劳动教养制度不仅与我国宪法法律的人权保障要求相背离,而且也与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相冲突,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并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就成为我国法治建设与人权保障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社会资本与建设生态文明的行动逻辑

社会资本理论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社会资本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联性,社会资本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然而,当前我国社会资本的匮乏对生态文明建设构成了现实阻碍。因此,培育塑造公共精神、完善政策法律体系和搭建参与合作平台,不断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环境人权在中国的法制化及其政治障碍

近年来,以厦门PX事件为代表的环境集体抗争事件频繁发生,“公民环境权”或“环境人权”日益成为我国环境法和环境政治理论与实践中值得关注的一个议题.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其相关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专门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的不断修改,我国的公民环境权利或“环境人权”正在得到更好的制度化保护与保障.但也无可置疑的是,中国的环境法制（治）建设还未达到一个历史性“拐点”,即明确确立与宣示生态环境保护的公民环境权利或“环境人权”的宪政基础.中国环境法制（治）建设的更大进展,除了法律渠道下的渐进改良,更为关键的也许是来自政治与社会的动力,尤其是来自民间基层的推动.     

服务政府财政权建构论

政府财政权作为公权力必然处于天然的强势地位,需要宪法和法律的控制;但从服务政府的角度来讲,政府作为保护公民权利提供服务的“供应方”,必须保障政府享有足够的财政权以维护自身的运转并提供有效的服务。论题主张根据新宪政理论构建服务政府财政权,即在控制的前提下合理配置各级政府与其义务或者责任相匹配的权限以保障权力。服务政府的政府财政权应从两个维度进行建构：一是政府职能;二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从市民社会视角解读中国法治建设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市民社会逐步兴起,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逐渐分离。这种分离为中国走向法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公权力制约与私权利保护、法治精神的孕育、良法的产生及市民守法精神的培育自此有了深厚的社会土壤。     

近代转型时期西欧市民的人格建构

在近代转型时期,西欧市民的人格力量对于欧洲社会发展方向和文化的价值取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文认为欧洲近代转型时期市民人格的建设,不仅是近代新经济、新文化发展的结果,同时,欧洲社会几千年历史沉淀的人文主义思想、普世的宗教观,为近代理性主义精神提供了浓厚的文化与社会基础。     

从“生活政治”到“精神政治”——评《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价值重构》

《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价值重构》通过在现代市民价值观下的种种市民想象和都市物质文化符号的重新组合,指出了现代市民小说全新叙事方式的构建,试图从经济生活的角度突围,实现现代性的追求。该书通过对“生活政治”的阐释,进一步深入到现代市民的精神内核,揭示现代市民价值驭向的转变与精神立场的转型,从而建构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城乡转型期中国市民的精神标本,以期昭示都市化进程中的市民意识与市民精神问题。     

汉英“有/Be”存在句定指效应研究

以汉英语“有／Be”存在句为例,比较了Huang、Abbott和Li等对存在句定指效应反例现象的解释。认为,Abbott的语用解释比句法或语义解释更具灵活性和解释力。“定指效应”不是从语言形式,而是从存在句“导入新信息”的句法功能角度对其动词后NP的限定：当不定指NP出现时,其所指称的存在物被导入交际话语之中,是新信息;当定指NP出现时,将其嵌入合适的语境,其所指称的存在物在新语境中也具备了“新信息”性质。因此,存在句具有“定指效应”,且是普遍现象。     

对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的思考

在国内外已有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居民政治生活的实际状况,依据生活质量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对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初步构建,提出了由民主参与、法治进程和政府绩效3个一级指标和22个二级指标构成的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从政策、理论和实践三个层面论述了对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进行评价研究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