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察哈尔蒙古的过去和现在

“察哈尔”,原是蒙古族的一部。明代时,居住在辽东边外,至清代,迁徙到张家口外的宣化及大同一带,清政府把他们编为八旗。“察哈尔”是蒙古语的“边外”之意,这部分人因此被称察哈尔。一、新疆察哈尔蒙古的由来清中叶乾隆皇帝平定新疆后,立即在全     

辽东边墙今昔

明朝推翻元朝后,先后修建了东起鸭绿江西止嘉峪关的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太原、榆林、宁夏、固原、甘肃九镇边墙。史称“九边”。这就是明代修建的万里长城。本文根据史书记载结合踏勘明代辽东边墙遗迹,作简略记述。一正统七年(1442年)开始修建的辽东边墙,历时三十九年,直到成化十七年(1481     

孙隆、孙龙和孙从吉

明代著名画家孙隆,和孙龙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历来有争论,苏兴钧同志根据上海博物馆藏孙龙《花鸟草虫图册》与吉林博物馆藏孙隆《花鸟草虫图卷》,论定孙隆就是孙龙,“两件作品,出自一人手笔”,解决了久悬的疑案,这是正确的。但他说孙隆和孙从吉也是一个人,那就值得商榷了。孙隆有二人,史书早有记载:其一为毗陵(江苏武进)人,字廷振,善用“没骨”法画花鸟虫鱼,宣德(1426—1435)年间的宫廷画家。其一为浙江瑞安人,字从吉,善画梅花,永乐(1403—1423)中与夏(日永)齐名。     

大同之梦:康有为与谭嗣同的社会构想及其局限

说起中国人近代的大同理想,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康有为和《大同书》,这也在无形中减弱了对谭嗣同大同思想的关注。其实,谭嗣同与康有为一样对大同社会津津乐道,并且对大同社会提出了种种畅想。两人的大同思想呈现出诸多相同之处,一起推出了近代大同形态的第一阶段。比较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的相同点,有助于领略戊戌启蒙思想家的大同思想的共同特征,进而深入了解戊戌启蒙思潮的主旨诉求和历史局限。     

论孙中山、康有为的社会理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近代中国,孙中山与康有为的大同社会理想都是放眼世界的,然而又都以本民族的传统为基点,从而必须面临大同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及其解决.21世纪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同样面临着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从道德、知行、民族与国家三个方面对孙、康二人的社会理想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作考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理解传统文化.     

洪秀全、康有为大同理想之比较研究

19世纪的近代中国相继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大同理想,一种是以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为代表的农业社会主义,建立在绝对平均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一种是以康有为的《大同书》为代表的工业社会主义,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两种大同理想在继承古代大同、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和对平等思想的追求方面有相似之处,同时,由于两人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和西方思想渊源,两种大同理想在基本观点及对未来的设想存在明显的不同。     

清代“辽东三老”新论

"辽东三老"之说起于清朝乾隆年间,陆续形成三种不同说法,李锴、戴亨、陈景元、马长海、梦麟五人名列其中,且向来不被东北学术界所认可。依据近年出版的韩国文献与中国史料记载证明函可、戴梓和林本裕三人,长期生活在辽东地区,从事文化、宗教和艺术活动,创作并留下了许多与辽东地区相关的诗文著作,不但获得了辽东人的敬重,而且声誉远播朝鲜半岛,他们才是当之无愧的"辽东三老"。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与孔学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虽然就整体而言是他本人的独立创作，但却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有所本的。特别是与孔学的大同太平之道有着明显的前后相承的渊源关系，带有浓厚的孔学色彩。《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和《礼记·礼运》篇的大同、小康说，给康有为以重要的思想启迪。康有为认为，孟子的性善说的根据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心推而广之即为“仁政”，故此心实在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切根”、“一切源”，因此，“不忍人之心”成为他设计大同理想的逻辑起点。康有为还认为，人的本性是去苦求乐，“好进化而恶退化”，这是人道进化的原动力，有此原动力，人类社会就会自然遵循必由之路，循序渐进而至于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这是他坚信大同理想一定会实现的基本理由，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表达了人类诸多美好愿望，尽管它即使到了遥远的将来能否实现还是个未知数，但它自身所固有的价值却是永存的。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是近代中国出现的一种具有孔学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     

辽东公孙政权与东亚诸族的关系

汉末三国,随着统一帝国的崩溃,分裂割据势力纷纷崛起。对东亚世界而言,既有的秩序中心已不复存在,东亚诸族开始谋求各自发展。乱局之中,辽东公孙政权的崛起成为这一时期左右东亚局势变迁的关键。作为一个汉族割据政权,公孙政权隔绝了东亚诸族与中原政权的联系,成功获取了本属于中央政权的无上权威。公孙氏三代在处理与东亚诸族关系时,着眼点始终在于获取现实利益,这一切都是由其割据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公孙氏与高句丽、夫余、乌丸鲜卑三族的关系既否定以汉魏为中心的既有国际秩序,又不具备真正的实力来规划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从历史发展来看,辽东公孙政权在处理与东亚诸族关系问题上是不成功的。     

遗忘42年的存款

1965年，上海市民孙喜悦将120元钱存入了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回到家里，他将存折藏在一个很少使用的抽屉底部，没有告诉妻子。5年后，孙喜悦与妻子感情渐淡，两人协议离了婚。离婚后，孙喜悦离开上海，搬到了其他城市生活。而那张工商银行的存折，     

论中国近代人道观的价值变革：以康有为人道主义思想建构为例

康有为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在继承传统人道观和批判吸收西方近代新的人道主义思想观念中形成的。他用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等人道主义观念对中国传统人道观进行了重新批判和创新并从博爱仁学、自然人性论、大同梦幻等方面进行了思考而形成其人道主义思想。     

熊廷弼冤狱述略

明朝戕杀臣僚如草芥。熊廷弼就是被冤杀用封疆大臣之一。熊延弼(1569—1625年),字飞百,江夏(今湖北武昌)人,万历进士。他曾三次主持辽东军务,在抗击后金的斗争中功绩卓著。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熊廷弼首次巡按辽东。他刚正秉直,不畏权贵,勇于弹     

人类之劲气直与天地同其不可磨灭——怀念煦良兄

煦良兄是我亡夫许思园在大同(大同是个重理轻文的学校)读书时候同年级的学友。与我则是先后同学,三十年代成为至交。他曾与我同车从南京去北京访问名流。由我介绍他认识沈从文先生,后来他们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在北京的岁月里,他常与我探索人生意义并研究学艺。     

论孙可望

一孙可望,本名可旺,字朝宗,延安人。年轻时为商贩。因借债被告入狱。知府戴东冥看了孙可望狱中的上诉书,又见其机灵,遂捐银为他还债后释放出狱。后孙可望经商赚了钱,曾带着一千两银子去东阳县感谢戴东冥时,戴已罢官回家。不久,孙可望在经商途中被张献忠俘获,在回答张献忠询问时,十分灵活,“形容短小,而力甚大”,被张献忠收为义子,得到信任和提拔。由于他领兵作战,“每遇敌,可旺率所部坚立不动,号一堵墙”,很快就被任命为农民军的军师。“奉为谋主,一军皆听之”。戴东冥担任郧阳巡抚时,张献忠正率领农民在鄂西一带作战。而孙可望从个人恩惠出发,置农民革命利益不顾,竟写信给戴东冥说:“恩府在郧,不敢一日犯境也”。一六四四年,张献忠在四川成都建立大西农民政权时,孙可望已被升到仅次于张献忠的重要地位。但他汉中战后返回成都时,欣然接受两百多士绅在成都郊外的迎接,严重违犯了大西军关于不准迎送将领的规定。在张献忠的严厉追查下,孙可望被迫将这批欢迎他的人签名单交出。正由于孙可望这一系列表现,使张献忠断然将他调离领导核心,“献忠据蜀僭     

大同学说与清末民初社会主义的传播与评说

清末民初,思想界在介绍和评说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古代的大同学说受到了广泛关注,以至于经常有人将社会主义与大同学说相提并论。出现这种文化现象,不是偶然的,其主要目的是要从大同学说中汲取构建新社会、新世界的思想源泉。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大同学说成了中国人最初认知和接受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基因,推动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五四后期,伴随着国人对社会主义了解的深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开始将社会主义与大同学说区别开来。     

孙中山和儒家“大同学”

孙中山在论著和讲演中多次提到“大同”,他还亲笔写了《礼运》中有关“大同”的词句.孙中山论述的“大同”,和传统儒家“大同”有何关联.和他同时代写有《大同书》的康有为所言“大同”有无异同?本文准备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金天会六年进士辑补(一)

薛瑞兆教授在《金代科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列该科进士13人,其中赵洞、孙九鼎、孙九畴、孙九亿、王仲通、李范、麻思诚、赵会、雷发应加以考证。高某是金初进士,但不一定是本科进士。而马讽不是本科进士。需要补充的有苏保衡、石诩、李聪、韩懿四人。赵洞与孙九鼎为本科状元,《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第7页):“天会十年……赵洞为诗赋第一人,孙九鼎为经义第一人,并补承议郎……”孙九鼎,字国镇,定襄县青石村人,元好问说他是“天会六年进士第一人”(《中州集》乙集第二,第11页下,“丛书集成初编”本)。孙九畴,《三朝北盟会编…     

理论战线的创业者孙连成

我和孙连成素昧平生,但我早已认识了他——在他的文章和他所编的刊物中。在我的想象里,他是一位具有学者风度和睿智思维的人。但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却那样的平淡无奇:不高的个头,略畔的身材,磨破的西装袖口上挂着线头,细小的眼睛却射出摄人的目光。他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理论专家、《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当我对他有进一步的了解以后,我惊异地发现,他朴素无华的外表下蕴藏着如此博大精深的精神世界。 “吾将上下而求索” 1936年的2月早春,孙连成出生于江苏省淮阴县一个叫周桥的风光旖旎的小村镇。在一个兄弟姊妹较多的大家庭里,做了一辈子农民的父亲唯一把他送到学校,把希望寄托在年幼的     

孙中山大同思想综论

自孔子提出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之后,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民为寻求这种大同之世进行了种种探索。孙中山在领导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斗争中,锲而不舍,坚韧不拔,在他的学说中对大同理想进行了新的阐释,形成了他具有时代特色的大同观。     

王船山对《礼运》大同与小康的理解

《礼记》的《礼运篇》提出的大同与小康,是中国古典思想中极为重要的概念,但它常被视为道家、墨家等的思想,王船山指出这样一种看法是没有真正理解《礼运》。《礼运》以大同、小康开篇,通过五帝与三王时代的比较,引出政教秩序的两个典范,即德的典范与礼的典范。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同有德而无礼,小康才是礼的起源;大同虽无礼事与礼名,但却是上下同于礼意。在五帝三王之后,只能在小康的语境中重回大同,所谓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正是小康之后的"大同"的真正内涵。这一新的大同不同于五帝之德的典范,也不同于三王之礼的典范,而是仁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