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考查维度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动物叙事”这一特殊叙述方式与表达形式成功地介入到“底层文学”当中,无疑给“底层写作”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陈应松的努力与尝试就是一个很好的表征,他的《太平狗》很具有说服力,也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完备的写作范式。当然,还有诸多优秀的作家参与到该题材类型的创作当中,并呈现出了底层“动物叙事”所可能达到的向度。作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重要考查维度,“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显示出了其特有的题材优势与价值诉求。     

人类情理世界的潜文本:《狼图腾》的叙事价值

《狼图腾》作为新世纪出现的动物叙事文学,以狂飙突进的方式引领了中国当代文坛。作者以对描写对象狼这种草原动物和对文学的双重真诚情感,获得了巨大成功,而叙事背后的理性思考也使得小说超出了一般动物小说的消遣娱乐层面,形成了内置的巨大的文化张力。但是,在过于密集的文化叙事中,对动物生命力张扬的同时,对暴力的过度诠释也带来了作品令人担忧的审美迷茫,给受众出了一道理性思维选择题。     

新世纪文学婚恋叙事的研究态势

近年来新世纪文学婚恋叙事的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概观:一是对新世纪文化语境、研究方法的探究;二是从性别、身体与女性自觉的视角切入婚恋叙事研究,凸显新世纪婚恋叙事的政治意义;三是观照新世纪文学婚恋叙事的"欲望化"的研究及其伦理、道德考量。研究视角的进一步丰富、婚姻伦理的探究以及不同地域、空间文学的婚恋叙事研究,是当下新世纪文学婚恋叙事研究的进一步开拓和深化的有效路径和方法。     

试析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题材特质与叙事优势

中国当代文学动物叙事创作在众多当代小说叙述类型当中具有突出的题材物质与特殊的叙事能指,其叙述手法在表现策略、类型特质、民族性交融和思想深度等多个向度表现出其独有的优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确证了当代动物叙事所特有的叙事深度极其重要的伦理价值指向.     

颠覆与重构:新世纪动物叙事形象模型的审美重塑

从模型的划分入手,对新世纪以来动物叙事形象的审美重塑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追求本真特质的动物形象模型,看到这个时代文化追寻的审美价值;从超越惯常伦理的动物形象模型,窥见生态意识带来的文化重构;从超现实的动物形象模型,体察到生态理想映照下的文化镜像;从影视维度的动物形象模型,领略到文学传播中的能指狂欢。通过对以上动物模型的考察,可以看到,新世纪以来的动物形象,不仅包含了深刻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而且具有很强的艺术重构表征,是对我国几千年的文学形象宝库的一种创新、丰富和发展。     

“动物与人”：叙事伦理、悖反性与双重困境指向——论“抉择之痛”作为功能指涉的效力边际

对初始情境中受难者“陷困”功能的探讨，是“动物叙事”叙事语法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其中贯穿了一个最为基础的叙事功能指向——“抉择之痛”。强调“动物与人”两类受难者角色在身体、心理抑或情感维度陷入某种矛盾与纠结的状态，并且彼此间时常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悖反性。这一角色身份由动物形象与人类形象分别或共同承担，均指向一种叙事伦理层面的现代境遇的表达。在题材范畴方面，这一功能指涉涵盖了家养类与野生类“动物叙事”各自的叙事范畴。其效力边际已不仅仅局限在单纯生态视域与人性指涉的层面，而是凸显现代语境下人类所面临的共通性的伦理困境：一种挥之不去的矛盾、困惑与不安的情感和心境的写照。     

论莫言小说中动物意象在叙事中的流变

提到《白狗秋千架》,相关研究者知道这是莫言受《雪国》影响而创作出的短篇小说,却很少有人重视白狗意象在莫言小说动物意象的转折点处所承担的重要作用。白狗意象是莫言小说动物叙事的一个新起点,之后才有《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蛙》等作品对于动物意象的扩展,甚至以动物指代人类进入小说故事、推动情节发展,体现了莫言文学的魔幻主义。在动物意象的创作上,秋田犬的启示意义固然不可忽视,但也不能否认莫言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这是莫言的动物叙事具有批判精神的文学来源,是莫言文学动物叙事的特色。基于川端康成的影响,白狗和秋田犬的意象关联作为其切入口,展示了莫言文学中动物意象从神秘性到魔幻性再到批判性这一流变的具体过程,同时也为解读莫言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中国文学动物叙事的历史传承与类型衍生

对中国文学中的"动物叙事"创作进行类型学意义上的考查,应该包括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按照历时的线性发展,对动物叙事的资源谱系与类型衍生加以系统梳理与有效论证。动物叙事这一特殊的叙事类型,其漫长的历史传承与自身类型繁衍、演进的不断完善进阶的过程,可以通过几个标志性的历史时段来进行考察,分别为先秦两汉时期、晋唐宋时期、元明清时期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段,它们共同见证了中国动物叙事由最初的初创雏形期到渐趋繁荣发展、趋于平缓稳定并最终向完备的叙事学意义上的现代小说样式有效过渡的发展历程。而包括《山海经》《庄子》《搜神记》《太平广记》《西游记》《聊斋志异》《狼图腾》等诸多中国动物叙事历史上的代表性著作或合集皆纳入到论题的论述范畴之中,这也将有利于从历史与发展的维度对当代动物叙事创作的来龙去脉做出清晰而醒目的认证,进而把握与探询中国"动物叙事"的流传与演变的内在肌理。     

新世纪海峡两岸女性小说弃妇母题的叙事策略

作为新世纪海峡两岸女性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母题,弃妇母题在叙事策略方面有三个独到之处:一是弃妇形象:非完美的反传统女性成为主流;二是情节模式:以弃妇复仇和再觅幸福为主;三是叙事类型:欲望叙事和暴力叙事交织.这不仅反映了女性作者对女性命运的关切和思索,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和传递出女性读者心态的变迁.     

论新世纪乡村小说的碎片化叙事

新世纪的诸多作家强烈感受到当下农村生活的混乱与破碎,他们运用了非常态视角、荒诞与狂欢等叙事策略来表述时代变革中的乡村,不再对农村生活进行整体性的叙述,这在贾平凹、阎连科、林白与莫言等作家近些年的乡村长篇叙事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从而,表述混乱的新世纪乡村小说形象地展现出支离破碎的乡村图景。     

文化视域中的慧远报应思想

慧远主要站在佛教的立场,对中土报应思想进行了改铸,从而建构起一种全新的报应思想体系。慧远报应思想具有一些特殊的文化意蕴。     

"承负"与"轮回"——道教与佛教两种果报理论的比较

道教的"承负说"和佛教的"业报轮回说"都强调因果报应,在劝善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两说在产生果报的原因、接受果报的主体、判定善恶的标准、解脱果报的方式及果报作用的范围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宗教的特质。     

浅探唐人小说的因果报应模式

因果报应是佛教主要教义之一,它于东汉末年随佛学东渐,登陆中土,与中国固有的因果报应意识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因果报应观。这种新型的观念逐渐为广大民众所接受,至唐代,在唐人小说中出现了人世、冥间、畜道及天界四种主要的报应模式,影响波及后世的文学创作。     

中国肉刑的废除过程对死刑废除的启示

肉刑从五帝时代产生,到清朝完全废除,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肉刑在历史中有其特有的预防犯罪和实现报应的功能。肉刑的产生,实现了肉刑报应和预防犯罪的功能;肉刑的反复过程,是寻找肉刑的替代刑的试错过程;肉刑的废除,是肉刑的功能被社会成本更小的刑罚所取代。从刑罚预防和报应功能的角度来解释肉刑产生、反复和废除的过程,这对当前处于困境中的死刑存废问题有所启示。     

“承负”与“轮回”——道教与佛教两种果报理论的比较

道教的“承负说”和佛教的“业报轮回说”都强调因果报应，在劝善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两说在产生果报的原因、接受果报的主体、判定善恶的标准、解脱果报的方式及果报作用的范围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宗教的特质。     

论刑罚正当性根据及对我国刑事政策的影响

刑罚正当性根据是整个刑罚理论的基础,直到目前最有影响的有三种学说:报应正当论、预防正当论和报应与预防一体论。本文在评析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的观点:科学的刑罚正当性根据应坚持以间接一般预防为中心,兼顾报应与特殊预防的要求,即在间接一般预防基础上的报应与特殊预防的有机统一。这一观点可以为我国刑事政策的调整提供理论依据。     

情欲的调控与伦理的张扬——“三言二拍”报应类婚恋故事探析

"三言二拍"有大量涉及因果的婚恋故事,这些婚恋故事在张扬情欲的同时,也在张扬传统伦理道德。借助于因果,小说家巧妙地将情与理结合起来,调控情欲,张扬伦理,使情与理达到和谐相融的状态,也是小说创作的主旨。这些因果报应作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对量刑幅度负效应之评估与适度刚化之对策

量刑幅度存在着负效应。由于语言表述不能所导致规则缺失因而缺乏必要的制约,容易出现权力滥用。由于犯罪人在犯罪前无法知道具体的量刑幅度,因而很难对犯罪行为的选择构成制约,,难以据此降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必要适度刚化量刑幅度范围内的量刑权,建议采取如下立法措施：法定量刑基准,在量刑基准的基础上创设狭窄的通用量刑幅度,单独规定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的条件,积极构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机制。     

敦煌变文“不具来生业报恩”校议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中的＂不具来生业报恩＂当作＂不惧来生业报因＂。＂业报恩＂不可理解,＂业报因＂是佛教经论中的常见搭配,且变文中旁证甚多,故＂恩＂当作＂因＂。＂具＂虽可与＂业报因＂搭配,但不合上下文意;上下文多说地狱之可惧,且＂惧（畏）因（果）＂是佛教经论中的常见搭配,故＂具＂当作＂惧＂。     

论社区刑罚的根据

社区刑罚的根据应当是报应论限制和制约下的以教育刑论为核心的综合论。具体说来,社区刑罚应当以报应论为基本的规诫,以满足正义和秩序的要求;社区刑罚应当以教育刑论为核心规诫,以满足矫正犯罪人的要求;社区刑罚应当适当考虑剥夺犯罪能力论的要求,以争取社区群众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