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是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证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从“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是依法行政的关键所在。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所谓依法行政 ,就是国家行政机关必须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 ,既不失职 ,又不越权 ,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     

从兴民权到开民智——梁启超的两次湖南之行

梁启超在1897年放弃上海《时务报》的工作前往湖南,是从时局的角度出发,抱有推动湖南独立维新实验的目的,但是在时务学堂时期,他逐步由政治上的争独立、兴民权的理想,转入教育领域开启民智的实践,并培养了唐才常、蔡锷在内的一大批新式人才.1922年,梁启超作为联省自治理论的提倡者再次来到湖南,在长沙的几场演讲却多涉及新文化运动和国民性问题,继续为近现代湖南的民智启蒙做出努力.     

邓小平"以民为本"思想初探

文章概括和分析了邓小平以民为本思想及其基本内容 ,即发展民主 ,保障民权 ;关注民生 ,实现民富 ;集中民智 ,反映民意。     

从政治文化视角探讨“民本位”与“官本位”思想

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以"官本位"政治文化思想为主要特征的。金观涛先生在《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一书中全面刻画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制度环环紧扣所形成的超级稳定的、保守的封建制度。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本位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在政治活动中产生并通过后天学习和社会传递形成的反映客观政治过程的观念意识,是客观政治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     

透析谭嗣同的政治哲学

谭嗣同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其思想中有很多闪光之处,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在他的话语中随处可见。文章从民主、民权的角度来探讨谭嗣同的政治哲学思想,谭嗣同从反对封建制度和伦理纲常来倡导民主和民权,并在议会中建立民主共和政体。     

"造神"?抑或"请神"?--关于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的探讨

"大共同体本位"和"小共同体本位"是当前概括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的两大基本观点.然而在解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建构时都陷入了困境之中.研究农村基层组织必须关注国家与地方相互关系的变化(互构与博弈).这样有利于研究村落外部国家政权对村落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同时从家与村的结合原理研究村落内部农民生活价值秩序和村落内发发展的动力机制,最终达至寻求影响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动因的规范性解释和当代中国农村组织建构的合理性原则之目的.     

论高校民主管理实践的问题与对策——兼论教师公民意识培养

论文对中国高校民主管理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认为民主管理建设必须遵循破立结合与循序渐进的辩证统一等三大原则.继而重点阐释改革行政本位的管理体制等应对高校民主管理实践问题的对策.     

关于破产清算中财产变现涉税问题的探讨

在企业破产清算中 ,破产清算期间发生应税行为时 ,应计提相应的税金 ;破产期间计提税金与破产前欠交税款的分配顺序必须一致 ;与税款相关的各种处罚也应当列入与税款同顺序的分配程序。     

政治文化的教育功能初探——基于军事文化视角的分析

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在政治体系中持有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观,包括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对于政治的感受、认识和道德习俗规范等。政治文化所包涵的丰富内容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文化手段、文化氛围和文化支撑。军事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特殊表现形式,是军队政治文化的高度凝练和集中体现,在     

政治文化的历史演进及其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笔谈)

编者按:政治文化是近代以来提出的概念,它的提出不过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情,但是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却历史久远。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中存在的政治主观因素,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传统、政治意识、民族精神和气质、政治心理、个人价值观、公众舆论等,其作用在于赋政治系统以价值取向,规范个人政治行为,使其与政治系统保持一致。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政治文化一直被视为维系统治阶级执政地位的主流思想,而世     

试论民法之平等原则

平等观念源于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 ,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完善。民法之平等观念主要体现在民事主体资格的平等、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地位平等和民事主体合法权益平等地受法律保护三个方面。要实现民法之平等原则 ,必须按程序平等观的要求加强以主体行为为出发点的立法 ,尽量杜绝以主体身份为出发点的立法模式     

论传统社会平民礼俗的文化特征

传统社会是家族的社会,家族社会以岁时礼俗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团聚宗族,联系乡里;以人生礼俗塑造家族传人,保障宗法文化的传衍。中国传统文化的绵长与家族力量的深厚有着密切关联。     

人工智能的民事法律主体地位及民事责任问题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传统民法人物二分的体系受到挑战,学界对是否赋予人工智能民事法律主体地位存在较大争议。以创造者、生产者能否控制人工智能为标准,可将人工智能划分为弱、中、强三个层次,在此基础上解决人工智能导致的一系列民事责任问题。弱人工智能可视为物,不赋予其法律主体地位;对于中人工智能,生产、创造者以能够控制的范围为限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或者监护责任;强人工智能能够完全摆脱生产者和创造者的控制并自行创造新的人工智能,法律应赋予其独立的主体地位,将其视为拟制人或者一种特殊的法律主体。     

论法治文化的作用机理

法治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其力量是巨大的.其作用原理体现为法的作用、法治的作用及法治文化的作用三个层面,分别对应着"书本中的法"、"运行中的法"与"生活中的法"等法治文化运行的"三步曲"."三步曲"由浅到深、由易到难、由外到内.法治文化对于人们思维方式的作用特性主要表现为隐蔽而非公开性、彻底而非肤浅性、持续而非短暂性、曲折而非顺利性、感染而非无情性等五个方面.     

用现行民法规则解决人工智能法律调整问题的尝试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带来了一系列需要民法解决的问题,如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法律地位,其行为的性质、责任归属和危险防范等。对于这些问题,究竟是采用新的民法规则解决,还是在现行民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规则的范围内寻求解决方法,存在不同看法。以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民法地位和自动驾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规则为例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在现行民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规则的范围内尝试解决上述问题是可行的。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所提出的问题,现行民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规则都是可以应对的,不必改变民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规则而另去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招魂:楚人精神自我的巫化复归--楚人招魂的文化学探析

楚人招魂的内容和形式、语言和意向都有着强烈的地域性色彩.楚人招魂的传承性、民俗性特征较为鲜明,是楚巫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态.     

浅析行政审判方式的改革

改革行政审判方式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使其适应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认为,发扬民主、弘扬法治是行政审判方式改革的方向,合法性审查原则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心,规范庭审方式是行政审判方式改革的关键。行政审判方式改革的具体内容主要应当围绕推行直接开庭、注重合法性审查、强化被告举证责任、落实合议制度和摆正法官位置等五个方面来进行。     

腐败成因论

公共权力论、道德败坏论、成本—收益论,是对腐败成因进行单因素追溯的三种典型语境。事实上,腐败的发生,需同时具备公共权力、超过基本生活需要的私人利益和利益交换空间、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的连接通道、寻租成本小于收益、官员自利的经济理性等五个条件。腐败现象的蔓延,是渐进式体制转型期各种条件综合地形成并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总体上看,腐败在以下两大因素的相互作用中蔓延:一是公共权力或政府功能的畸变,二是组织伦理的错位导致“官德”蜕变和社会道德底线下移,二者的交互作用,逐步形成了许多官员“经济人”的需求偏好和腐败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势或环境。     

论理论复杂性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有一种倾向，即过于注重理论的世界观类型，而不太注重理论所涵盖的信息复杂性。这就导致了一种奇怪的格局：一方面，我们认为拥有马克思主义而掌握真理，另一方面，又如邓小平同志所言，就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也落后西方发达国家许多年，更不用说自然科学领域了。实际上，全部的问题就在于，认识的深化和理论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世界观的类型，而且更主要地取决于理论所涵盖的复杂性。     

市场概念研究

市场的起源、内涵和外延是市场概念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市场的起源是一个过程,是诸多条件和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市场的内涵涵盖了场所、活动、机制、组织、制度、结构、关系和文化等内容,是极其复杂的,每种都不可能冠盖其余,市场的内涵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变化。市场的外延包括市场的类型和市场的边界,而市场的边界又有地理边界和社会边界之分,政府、企业与习俗是界定市场社会边界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