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的被行政化、自行政化与去行政化

高校"行政化"是我国教育体制长期存在的顽疾,并已成为我国高校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适应时代发展的桎梏。大学作为国家行政体制的一部分,政府以行政管理方式将其作为行政组织机构加以管理,高校自身又以官僚科层制的行政管理体制管理大学内部各项事务,因此具有双重"行政化"的特点,即"被行政化"和"自行政化"。"被行政化"令高校按照教育和学术规律自主办学的空间越来越小,"自行政化"使追求大学精神和学术创新的不俗人才越来越被边缘化。只有厘清高校的"行政化"之弊并找出"去行政化"之路,我国高校才能恢复作为学术性单位的独特属性,按照人才培养规律和学术成长规律自主办学,并逐步形成"高校法人,办学自主,教授治学,专家治校,党委保障、行政服务,各具特色、差异发展"的高校生态化发展格局。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阈下哈萨克斯坦的国家治理及其评估

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以新的国家价值理念为指导,在国家的行政、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改革与重构,在政治领域确立了以总统为核心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高效而富有活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在经济领域里倡导分步骤的、有计划的私有化改革;在社会领域重视包括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大众传媒,政党、民族宗教团体等组织的规范与培育。当前,从国际评估机构的各项指标看,国家治理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指数都取得持续的进步。实践表明：虽然制度设计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点内容,但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中还须关注自身国情、民族性及其所处时代的特点。     

论农村基层自治的政治价值和伦理生态

作为"草根民主"的农村基层自治,已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基层政治生态,有效地促进了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具有多种政治伦理价值.从政治层面看,农村基层自治既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逻辑起点,又是中国农村社会和谐的稳定器;从伦理层面看,农村基层自治是基于道德秩序的传统自治态的延续,也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分离的政治伦理生态使然;农村基层自治在其发展过程中展现了它强大的政治魅力与伦理魅力.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创新的经验、反思与新常态——对38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分析

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社会治理到底应在哪些方面对已有社会管理实践经验予以继承和超越却较少有人系统回答。为此,以全国38个社会管理创新试点为样本,运用文本挖掘和文献分析法,发现社会管理创新集中在价值理念、社会资源整合机制和政府职能整合机制三方面,在行政化推动、项目化运作、网格化管理、机构规模扩大、创新均衡性等方面问题突出。这些经验和问题是社会治理进入新常态的动力和提升方向。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进入实践创新的新常态,要正确界定和处理国家与社会的角色及关系,有效规避社会管理创新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策略的均衡性。     

独立23年：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构及其评价

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以新的国家价值理念为指导，在国家行政、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改革与重构，在政治领域确立了以议会为核心的国家政权，行政管理体制日趋优化与高效；在经济领域里倡导分步骤、有计划的私有化改革；在社会领域重视包括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大众传媒、政党、民族宗教团体等组织的规范与培育。当前，从国际评估机构的各项指标看，该国家治理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指数都取得了持续进步。实践表明，虽然制度设计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点内容，但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中还须关注自身国情、民族性及其所处时代的特点。     

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政治解读

大众传媒对政治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和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众传媒于其"喉舌"功能之外,还应发挥其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将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就是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事实上的单向传播(灌输)模式,使双向对称传播真正得以落实,从而真正成为公民与政府、政权政治与政权外政治互动的桥梁.     

认真对待知政权——论知政权的正当性与有用性

知政权作为公法领域的知情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石和具体体现。知政权的确认和实现,满足了民众了解国家事务、参与国家管理愿望的需要;知政权的保障有利于民众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从制度上根治腐败;有利于过渡转型社会的和谐发展。     

县权、县政和县域治理的逻辑关联与进程

中国县级管理从学术讨论到县级管理改革讨论存在三个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分析视角：县权、县政和县域治理。县权的权力结构、县政的政权架构和县域治理的公共协商取向存在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特征,体现为制度合作方式的不断演进。县级管理制度创新可以探索县级管理变革的制度合作复合形态,核心环节是权力结构和政权架构的整体设计,这是县级管理改革有序发展的基本保证。     

再造“中心”:元治理视域下的国家在场及其治理策略——基于S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实证研究

源于西方语境的治理理论谱系呈现出从“统治”到“治理”再到“元治理”的过程,基于国家中心的“元治理”对研究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国家“再造中心”具有较强解释力。研究发现,在S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中,国家并非直接实行自上而下强制性动员或行政命令,也并非依靠去国家化多中心治理,而是实施间接性、影响性控制行为,通过科层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的策略性组合,经由国家引领治理全局和国家治理中心地位,经由治理权力集中和多治理主体合作的“双轨政治”,实现元治理下国家在场与“中心”再造,实现管理有效与治理民主兼顾。在搬迁阶段,作为国家基层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受目标管理责任制和搬迁锦标赛驱动,经由“文件政治”“会议政治”与“战时化叙事”,重建科层内部权威秩序;在治理阶段,则通过“去行政化”激活居委会,以“服务治理”促党建引领,经由物业与居民矛盾的“强制性协调”、生产空间政治化及居民自组织依附式发展,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国家在场和“国家中心”再造。     

“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文化逻辑

借助现象史学的方法,根据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模式生成和演进的机理,可以将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模式概括为"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是以社会的一个中心力量为主导发展形成的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经过历史的沉淀,"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已凝结成为中国人稳定的政治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制约着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近现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选择的曲折道路证明,当代中国必须自觉地立基于"中心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创新和优化"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     

清代州县治理的区域特色、实施路径与基本策略——基于顺天府宝坻县的考察

在皇权下县遭遇巨大困境的背景下，州县治理成为清王朝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重要基础。清代的州县治理在基本制度设计上具有普遍共性，然而在疆域辽阔的传统中国，区域特色鲜明的生态环境以及人文背景深刻影响着县域治理的开展。就京畿地区而言，县级政权地处统治中心地带，又居于国家行政体制的底端。如果从基层民众的视角来看，县级政权统辖数百村庄，在民众看来它就是乡村社会之顶端。清代“皇权不下县”的行政特色以及简约治理的理念决定了县域治理的多元特性，清王朝将县级政权建设作为实施基层治理的核心任务，在此基础之上，国家意志与国家权力借助县级行政机制以及半官方、民间治理资源，形成了官民协同治理的基本策略。     

改革开放40年统一战线参加国家治理的成就、经验、启示

统一战线参加协商建国,确立起了我国统一战线性质的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统一战线成员参加国家治理,是我国统一战线性质的国家政权的内在要求和外在实践。改革开放40年来,统一战线参加经济治理,夯实"中国之富"的物质基础;参加政治治理,夯实"中国之治"的制度基础;参加文化治理,夯实"中国之力"的价值基础;参加社会治理,夯实"中国之和"的内在基础;参加祖国统一治理,夯实"中国之合"的人心基础;参加对外治理,夯实"中国之同"的外部基础;参加政党治理,夯实"中国之廉"的主体基础。党领导统一战线成员参加国家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内在机理,形成国家治理的中国方案。     

资源下乡、行政化与基层治理困境

在国家治理转型过程中,资源充裕地区通过强大的资源能力推动村级治理行政化、进行村庄公共品建设,但却出现基层治理能力弱化、资源使用低效的现象。以人居环境整治为例,从制度、管理、资源、统计四个方面对村庄行政化路径及其表现进行分析,展现行政化对村庄社会的吸纳过程。研究结果发现:村干部受职业化身份、上级强考核监督、规范化资源使用程序的三重约束及村内网格管理体系对村组双层治理结构的取代,村级组织缺少能动空间,村级治理逐渐保守化、消极化,基层治理陷入困境。因此,要探索村级治理中行政化的限度,使其形成与自治的均衡关系,以实现基层善治。     

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治理实践逻辑研究———以豫北 N 社区为例

基于文化治理理论分析框架以豫北 N 社区为例,从乡土文化延续和公共文化嵌入两个维度系统阐述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 首先,作为自治型自我治理机制的乡土文化延续,通过乡土文化的历史延续和民间信仰的乡土传承,有效应对了社会空间转型和文化空间消失导致的本体性不安和个体化焦虑,从而实现了社会空间的文化自治理;其次,作为他治型行政治理机制的公共文化嵌入,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构和“文化下乡冶实现了社区文化公共领域和社会生活公共空间重构,并基于隐性技术运作的柔性治理再生产出国家—农民关系的施恩回报逻辑,从而促进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形成,最终奠定了国家政权合法性的社会基础;最后,社区公共意识匮乏和认同感缺失正是当前社区文化无法有效发挥引领作用的重要原因,因此,唯有通过自治和他治的机制衔接,形成乡土社会本土文化与现代公共文化的功能耦合,才能真正能实现文化治理、政治治理和经济治理的多元善治。     

习近平网络社会治理思想的三个维度

信息社会的到来对传统的威权管理模式产生了空前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治国理政新理念,并将其应用于互联网治理,提出了一系列网络社会治理新思想:一是从"互联网时代的全球化"的历史高度,提出了"网络地球村"与"国家治理新疆域"的网络空间观,这对我们重新认识现实空间秩序和人类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二是从国家主权以及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了建设"网络强国"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网络安全观,这是对互联网时代国际关系与国家战略理论的重大发展;三是创造性地提出走网络群众路线、发扬网络民主、接受网络监督、培育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的网络人民民主思想,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创新。     

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社会政策之维:依据、路径及提升

当前我国社会政策建设滞后所引发的系统性经济社会发展风险,凸显了从社会政策维度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紧迫性。从理论维度看,现代社会政策所蕴含的托底与共享机制,使其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软实力、提高经济发展的内生能力、强化政治发展能力以及社会秩序建构能力。从实践维度看,在国家治理中,化解公平正义欠缺难题、保障民众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促进国土空间的均衡发展与空间正义、推进新常态下经济顺利转型升级,都需要发挥社会政策体系的支撑作用。着眼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应增强社会政策体系的包容性,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持续推动社会政策决策与实施体系现代化。     

民族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地理空间问题

国家转型将直接的物质利益和抽象利益叠加诉诸于政治权力主体,而国家利益外溢和全球化的深入“呼唤”着治理空间的转向。从国内层面来看,国家治理需要更加关注政治地理空间的社会属性,深入探讨空间生产带来的正义问题、权力—权利问题、秩序问题是实现国家治理全面性和精准性的本质要求。从国际层面再看,国家发展应有自己的利益边疆。既要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吸取外部先进经验,更要参与构建世界体系,贡献本国世界治理方案,不断适应国家利益形态的空间转向。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是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地理空间问题的两个基本面向,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县域整合论——以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为例

县域,是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同时又是城市与农村的衔接点、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汇点。古人云:“郡县治,天下安。”因此,县域政治是安邦定国的根本之策,县域经济是安邦定国的经济支柱。武义县新农村建设的模式,体现了县域整合的特点,有助于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不断地推动新农村建设逐步走向城乡融合,构建新乡土中国。     

当代县级政权与县域社会研究述评

本文主要从学术回顾与评述的角度,指出将当代县级政权与县域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学术与实际应用的双重价值。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当代县级政权和县域社会,既能拓展乡村社会学的研究空间,也能从一个特定的视角,丰富当代中国史的研究。     

社会治理:从理念到方法的变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任务,为我们积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在经济全球化、利益多元化和各国民主化进程的时代背景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必须始终秉持"以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秩序;必须切实厘清政府的职能边界,建立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必须充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实现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共进。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