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与脱身:赫鲁晓夫时期越南政策论析

赫鲁晓夫时期,越南并非苏联对外关注的重点。此时苏联的越南政策深受其对外战略和中苏关系发展的影响。中苏分裂发生以前,苏联的对越政策以期望越南民主共和国与其保持外交协调,通过和平统一南方。中苏关系恶化以后,加之越南战争的爆发,赫鲁晓夫对越南则采取了我们经常称之为"脱身"的政策。     

50年代苏联对世界战略格局的基本构想

20世纪50年代是苏联世界战略形成的主要时期,苏联的世界战略格局大致经历了斯大林的“积极防御”战略（指东西两线的防御,主要是对欧洲的防御）以及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政策”,并以此为核心提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美苏争霸的对外战略,同时开始在第三世界积极扩张自已的势力。但是从总体上而言,一直到50年代末,苏联的对外战略基本上没有突破雅尔塔体系的框架。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外政策演变的历史背景

对外政策对于任何国家来讲都是国内政治向国际社会的延伸，是其基本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民族利益在国际舞台上的集中体现。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要始终建立在对国内外环境的客观认识和正确把握、以及对自身发展水平和时代主题的正确定位之上，才能体现其时效性和延续性。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正是伴随着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政局的变动，在对苏联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逐步展开的。     

《赫鲁晓夫执政史》评介

《赫鲁晓夫执政史》(山东大学出版社 2 0 0 2年 7月出版 ) ,是徐隆彬先生近年来东欧中亚研究成果的结晶。作者抓住赫鲁晓夫执政期间的许多重大事件 ,诸如逮捕贝利亚、开垦生荒地、全国种玉米、“三和”与“两全”、“秘密报告”、清除“反党集团”、朱可夫被解职、2 0年实现共产主义、干部定期更换、工业党与农业党、柏林危机、皮鞋外交、古巴导弹危机、中苏反目、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等等 ,以冷峻的视角剖析了这些问题和事件的真相与来龙去脉 ,应该说很好地完成了作为一名苏联问题研究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2 0世纪 6 0 - 70年代 ,赫鲁晓…     

试论赫鲁晓夫解冻政策与宗教整肃的内在张力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国内的政教关系经历了该国历史上又一次的紧张和冲突。从表面上看,赫鲁晓夫的解冻政策与当时苏联在内政和外交上解冻和缓和的总的方向并不一致。然而,这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却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体现了当时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领导人对社会主义以及宗教问题的认识,满足了当时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并且有效地服务于苏联树立社会主义先进国家形象的战略目标。     

论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东欧政策与苏东关系

赫鲁晓夫时期（１９５３—１９６４年）苏联的东欧政策是复杂的、矛盾的,呈现出放松与控制、时而平行时而交错的特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东欧政策既有继承,也有批判。他的东欧政策及这一时期的苏东关系经常处于矛盾、不稳定的状态。大国外交和强权政治,盛气凌人和反复无常,经常在他的东欧政策和苏东关系中表现出来。他有处理好苏东关系的愿望,但未见到有解决苏东关系的成功。因此,如何认识和操作国际主义,如何处理好国际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关系,这是赫鲁晓夫留给后人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难以弥合的裂痕——苏联对中印冲突的立场及中苏分歧公开化(1959—1960)

从1958年开始,中苏之间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逐渐产生了分歧。与此同时,中国与印度在国际领域的友好合作也遇到了麻烦。1959年初,中印纠葛因西藏问题引起,苏联支持中国的西藏政策,但回避了对印度的指责。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莫斯科采取了中立态度,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赫鲁晓夫访美后来到北京,试图说服中共放弃激进政策,融入缓和进程。毛泽东对苏美亲近早有怀疑,力劝赫鲁晓夫改弦更张。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激烈争吵,会谈不欢而散。尽管事后中苏都意识到彼此团结友好的重要性,但1959年10月中印边界冲突升级进一步刺激了赫鲁晓夫,而毛泽东则不能再容忍苏联对美国软弱和妥协的政策。中苏矛盾表现在中印冲突问题上,其实质却是对苏联与美国接近及缓和政策有不同认识和立场。于是,中苏几乎同时做出决定,公开发表各自对于革命、战争、和平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的看法,中苏分歧由此公开化。     

赫鲁晓夫的对外战略思想评析

赫鲁晓夫在对二战后时代特点、国际局势认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对外战略思想观点,其中包括战争与和平思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简称“三和”)思想,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客观现实,对苏联的外交实践、国内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些观点也存在着不足,过分强调和平共处,对苏美关系过于理想化;对社会主义力量估计过高;由于对这些思想观点的不同认识,引发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特别是中苏间的论战,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     

德国大联盟政府经济政策剖析

2005年5月22日德国社民党在北威州大选失利,施罗德为了摆脱困境,化被动为主动,宣布提前进行联邦议院大选。经过种种曲折和意外之后,组成了黑红大联盟。11月11日,经过4周的谈判,两党终于提出了其联盟条约,核心是经济政策,口号是“整治、改革、投资三和弦”。作者对新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分析和梳理,以求深入探讨德国大联盟政府的经济政策。     

比较研究戈尔巴乔夫与赫鲁晓夫的国际政治思维及其实践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人们清晰地感受到在国际政治领域里正徐徐吹入一股清新的“戈尔巴乔夫之风”,那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国际政治新思维。在这些新思维中,他基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新特点,论述了现时代的和平与战争、国际安全与平和平共处、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与人道主义化、资本主义体系与社会主义体系的关系、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的多样性等,内容极其广泛,其核心思想就是和平共处。早在三十多年前,赫鲁晓夫曾提出过一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了有关国际政治的新思想。这就     

试论21世纪初中国的全球亚太战略和对日政策

如何确定中国的全球外交战略 ,并制定相应的亚太外交战略是确定对日政策并进一步改善中日关系的重要前提。 2 1世纪初 ,中国的全球战略有三个方面 :一是维护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和平环境 ,维护世界和平 ,推迟以及杜绝世界大战的发生 ;二是和世界各国发展和平友好关系 ,全面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三是为实现祖国统一、为用和平或其他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中国的亚太战略是 :维护我国的周边和平环境 ,确保正常的经济发展不受干扰 ;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有利国际条件 ,让外国可能的干涉降到最低程度 ;保证本地区的安全与和平 ,积极发展与本地区各国间的正常关系。在对日政策方面 ,一是要把中日关系放在一个重要层面上 ;二是摆正心态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中日关系 ;三是要加强对日调研工作 ;四是对中日民间交流加以引导 ;五是加强对日本各种政治势力的团结了解工作 ;六是要加强两国教育界和青少年之间的交流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回顾与反思

本文论述了我国外语教育的现状,通过对建国60年外语教育政策的回顾以及对当今英美主要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的介绍,反思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中存在的弊端,并提出了建议。     

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的民意测验

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民意测验并不只是反映民意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塑造着民意.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者对民意测验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对外交政策和民意关系的认知.他们不会盲目地遵从民意测验的结果,而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调整民意,为其政策服务.在美国外交决策制定中,民意测验有时反映的与其说是公众的态度不如说是政策制定者的偏好.     

我国电子商务标准体系研究

冷战结束后,美国与俄罗斯在南亚次大陆的先后抽身,两极对峙的基础霎时化为乌有。美国为了它的战略利益,一改过去“重巴轻印”的做法,先在南亚奉行平衡的外交政策,然后转向“重印轻巴”——“扶印抑巴”的外交格局。印度利益集团的形成促使了美印关系的改善。美国“9·11”恐怖事件爆发后,巴基斯坦的地缘政治优势再次凸显出来。美巴关系显得极为重要。本文就是要对冷战后美国对印巴外交政策的变化作一剖析,希望有助于理解美国对印巴外交政策的形成以及现状。     

费正清的中国史观及其中国学研究探析

费正清是美国人审视中国的一扇窗口。基于基督教、马克斯·韦伯、汤因比、年鉴学派等思潮的共同影响,费正清在其研究中从文化的视角来对中国历史发展、西方的侵略,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行了研究,形成了费正清中国史观。其著作与理论观点不仅向普通的美国人展示了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引领美国中国学研究模式的擅变,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     

论二战初期丘吉尔对英美联盟的构筑

二战初期,随着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英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丘吉尔为首的联合政府摒弃了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绥靖政策,战时的现实主义外交逐步展开。在英国的重要盟国法国沦陷的形势下,丘吉尔积极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推动美国援英抗德,并逐步放弃了孤立主义。丘吉尔对英美联盟的构筑,是二战初期英国现实主义外交的一个重要侧面。     

背离与回归:甲午战争爆发前的美国对朝政策

甲午战争爆发前,美国在对朝政策上最初采取了有悖于传统"中立"政策的积极参与多国联合调停的政策,之后不久,美国最终回归到反对参加一切形式的联合调停的"中立"政策.由于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和国务卿葛礼山的个人原因,美国最初采取了积极参与多国联合调停的政策.但由于美国不希望欧洲列强过多介入朝鲜事务、美国舆论对朝鲜的冷漠态度以及朝鲜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次要地位,美国最终回归到反对联合调停的传统"中立"政策.尽管一再声称保持"中立",但自回归到传统"中立"政策之后,美国采取的完全是偏袒日本的政策.     

邓小平时期的首脑外交研究

改革开放后,中国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首脑外交也随之活跃起来。本文运用描述性定量分析方法,利用可获得的数据,探讨邓小平时期首脑外交所呈现的变化趋势。通过对首脑互访在历史频数分布、地区分布和国家分布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邓小平时期首脑外交在数量上比改革开放前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其中,亚洲始终是中国外交的重点,欧洲（特别是西欧）在中国总体外交布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与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国家的首脑互访稳步增长。总体来看,邓小平时期中国的首脑外交得到了恢复并初步显现出全方位的迹象。     

联邦德国阿登纳时期对美政策述评

对美政策是联邦德国阿登纳时期对外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阿登纳政府围绕主权恢复与加入西方、重新武装、经济重建、德国的统一、核武装等领域对美国开展了大量的外交工作,寻求美国的帮助与合作,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该时期的对美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既有对美国的"依附"性,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还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它是阿登纳政府为追求本国根本利益,进行实用主义外交的集中体现。     

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同质性研究——以布什和奥巴马两届政府外交政策为例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影响力无与伦比,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美国外交史上,历届总统都会适时提出自己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政策,但无论美国哪个总统上台,其外交政策虽有不同,但都受到支配美国外交决策制定的五大基本恒律的制约,有着同质性趋向。对奥巴马和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