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桂系从“反蒋抗日”到“拥蒋抗日”的政策转变

早在1933年,新桂系就表示了反对妥协,抗日到底的政治态度。从“两广事变”到“七七事变”,新桂系的抗日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拥蒋抗日的转变过程。研究新桂系抗日政策几经变化的原因,对于我们正确评价新桂系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及作用是很有益处的。     

从反蒋抗日到促蒋抗日再到拥蒋抗日--论冯玉祥在蒋介石和抗日问题上的思想演变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在处理蒋介石和抗日问题上,走过了从反蒋抗日到促蒋抗日,最后拥蒋抗日的曲折历程.力图实现其发展个人势力与救国救民的双重目标,是这一串复杂变化的思想动因.     

中国共产党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方针转变原因试析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这次合作“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在重谋国共合作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表现了很大的主动性,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其中从“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方针的转变,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完成抗日大业,奠定了基础。我党这个方针的转变,是几方面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安内攘外”与“反蒋抗日”

“安内攘外”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方针；“反蒋抗日”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基本方针。这两个方针是两党在同一历史条件下所做出的不同的历史抉择，这既是由各自不同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也是由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的，反映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互以对方为主要敌人的基本思路。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共两党都在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并率先放弃“反蒋”的口号，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国共两党在抗日的大前提下，重新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并且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蔡廷锴民主革命思想的历史演变

蔡廷锴民主革命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九一八"事变前,蔡廷锴民主革命的行为意识体现了崇拜旧民主主义革命、排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导致其不自觉地充当了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九一八"事变后,以"联共反蒋"为特征,以抗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使蔡廷锴在实践中成为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政治盟友;抗日战争胜利后,蔡廷锴逐步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信念,最终走上了追求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实现了由爱国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性转变。     

1930年代初期中国致公团体内的派别及政治趋向

1933年,党魁陈炯明病逝,致公党实际领导人缺位,组织内部的主要势力为谋求出路,呈现出不同的政治趋向。美洲洪门致公堂欲推举淞沪抗战与“福建事变”中的蔡廷锴作总理,借蔡之声势推进“抗日反蒋”;香港中国致公党内存在拥护蒋介石、成为受蒋介石秘密领导的别动队的倾向。致公团体内部政治趋向之分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民党内派系纷争的政治生态之影响,不同派别或借“拥蒋”寻求出路,或借势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呈现出组织内部的巨大分歧。但差异间亦存在共性,即寄望于借助外部力量的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致公党等中间党派组织孱弱的基本面相。     

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浅析

本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灾难,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成为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作为中国主要政治力量之一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创导和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的策略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从下层统一战线到抗日反蒋策略方针的提出,接着转变为逼蒋抗日,最后发展为联蒋抗日的策略总方针,构成了“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时期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基本框架,同时     

“九·一八”事变后新桂系政治态度的变化

新桂系军阀集团是国民党中较大的一支地方实力派,它曾一度统治过广西、安徽、湖北等省,其势力所及近半个中国。这支反共反人民的地方势力,在“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关头,曾逐渐改变了其政治态度,朝着抗日、团结、民主方向迈进。抗战爆发后,新桂系踏上了民族解放的疆场,积极参加抗战,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斗争做出了贡献。     

论十九路军的重建及影响

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对十九路军进行整编。十九路军番号被取消，部队被编遣，已有研究视其为十九路军的终结。然而，蔡廷锴、蒋光鼐等将领一直没有放弃重建十九路军的愿望，两广事变为十九路军重建创造了机遇，并一度付诸实现。虽然不久再次被取消番号，但此次重建对宣传抗日、两广事件和平解决以及壮大抗日军事力量都有重要影响。同时使我们认识到“抗日”与“反蒋”旗号下南京政府、十九路军、两广政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薄弱军事联盟基础上的不稳定性与多变性以及反蒋与抗日的无力与失败。     

为“福建事变”捐躯的徐名鸿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因上海抗战而被蒋介石驱赶到福建剿共的十九路军将士,在秘密同红军达成谅解后,公开揭出抗日反蒋的旗帜,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就是著名的"福建事变".担任十九路军总部秘书长的徐名鸿,是这次事变中重要的文职人员之一,他为蔡廷锴将军在福建自创局面做了许多具体的     

张学良是"逼蒋"还是"反蒋"?--也谈张学良"联共"之谜

有关西安事变发动过程中 ,张学良对中共的态度 ,以及对蒋介石的态度 ,究竟如何 ,是张学良率先提出“逼蒋抗日” ,还是共产党影响张学良最终在事实上走向反蒋 ,近十年来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尽管已有学者依据扎实的史料 ,提出了明显不同于以往的解说 ,但时至今日 ,相当多的西安事变史和张学良生平历史的研究者 ,仍旧因循前说 ,即相信个别当事人并不完全一致的回忆 ,和前西安事变史编辑组组长张魁堂先生对此的解说。面对事隔几十年后的个别当事人的片断回忆史料 ,和历史学家从历史文献档案中发掘出来的史料对比出现明显矛盾的时候 ,我们究竟应当相信前者 ,还是应当相信后者呢 ?     

李烈钧等与冯玉祥在30年代初的反蒋抗日活动

察哈尔抗日，是本世纪30年代初中华民族抗日潮流起伏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但对于活跃在上海地区的李烈钧等反蒋派与该事件的关系，学术界迄无研究。本文依据历史资料揭示，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军侵略的深入以及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李烈钧等上海反蒋派与冯玉祥频繁接触，酝酿反蒋抗日活动。冯玉祥移居张家口后，李烈钧等积极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冯玉祥筹备举兵抗日。     

从“反日”到“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日口号的变化（下）

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中共的对日口号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化，主导的趋向，就是从“反日”转向“抗日”。“抗日”与“反日”两种口号，均出现于1928年济南事变触发的反日风潮中。日本占领东北，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中共针锋相对，以“反日”为号召，并与反蒋联动。经过承认东北、华北及上海民众士兵的“抗日”，到逐渐对党外使用“抗日”的名义，进而打出“抗日”的旗帜，两种口号内外有别，长期混用，分际日见淡化。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调整以及中共领导权的易位，中共中央针对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危局，顺应舆情民意，从坚决反日反蒋的国际阶级路线逐渐调整到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党派合作抗日的民族战争的轨道上来，使得全面抗战来临之际全体中国人集合在“抗日”的旗帜下，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九一八”事变的影响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九一八"事变及其后日本制造的一系列侵华事件,使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逐渐转向了抵抗日本侵略,捍卫国家民族利益。在此过程中,国民党经历了由"攘外必先安内"到"合同团结,以自效于国家"的转变,把整合不同政治力量参与抗战与民族复兴大业联系起来;共产党着眼于民族复兴力量的思考,相继提出了建立"下层的统一战线""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以"实现真正广泛的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主张,目的在于凝聚全民族所有爱国政治力量共同抗日;中间力量在呼吁国民党"取消一党专政"的同时,提出了"建立民族阵线"的主张,强调各党派团结抗战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和前提。三支政治力量对民族复兴的艰辛探索和不懈追求及其对御侮图存手段方式认识的一致性,形成了全面抗战爆发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局面,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何应钦与“史迪威事件”

约瑟夫·华伦·史迪威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驻华军事全权代表、中国战区参谋长。1944年10月19日,出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目标由争取战胜日本转向抗战胜利后扶蒋反共的需要,又迫于蒋介石、何应钦与史迪威之间矛盾已不可调和,史迪威被召回。这就是台湾及国外一些史学家所讲的“史迪威事件”。 “史迪威事件”是抗日战争后期中美关系史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美国对华政策战略目标发生转变,也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的又一次暴露。但长期以来,人们只注意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冲突,认为蒋史矛盾是对日作战的战略方针之争,却忽略了何应钦在引发“史迪威事件”中的重要作用。本文拟就何应钦与“史迪威事件”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对事件本身及何应钦在其间的作用有所揭示。     

近三十年来“逼蒋抗日”方针研究述评——兼及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近三十年来“逼蒋抗日”问题的研究随着恩想解放和文献刊布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其中大量回忆录资料的引用使得研究争议频频,回忆资料既有在一些问题上的众说纷纭,也有在个别问题上的高度一致,但都不能保证其真实性。近年来该研究中的一些争论突出了档案文献的重要性,强调对回忆资料利用的谨慎态度,这些都是值得深刻总结的。     

反蒋“扩大会议”述评

一九三○年八月,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阎锡山、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互相联合,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下简称“扩大会议”)。后因局势变化,迁往太原。“扩大会议”以“整个之党还之同志,统一之国还之国民”为号召,反对蒋介石“蒋即是党,党即是蒋,蒋外无党”的个人独裁专制主义;组织“国民政府”,成立约法委员会,草成《太原约法》,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相     

“西安事变”前后我党对杨虎城部队的统战工作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党在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战略决策。这一次决策及其实践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论从党的认识和实践来说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它由单纯的下层统一路线再发展到全民族的统一路线;由反蒋抗日发展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在这一过程中党在一方面要清除自己内部根深蒂固的“左”倾关门主义,同时必须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作坚决斗争。为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的目的,我党根据当时的情况,把统战工作的重点首先放在了杨虎城部队。     

蒋阎“国是”之争电文史料

一九三○年二月到四月,国民党反蒋各派系和各军阀代表云集太原,策划倒蒋之时,阎锡山和蒋介石之间电文频繁,双方各执一端,展开所谓的“国是”之争。二月十日,阎锡山首先发     

对新桂系黄绍竑“离桂投蒋”的若干再思考

黄绍的“离桂投蒋”,就个人而言,由军事兴趣日减而转入政治领域,由军阀而从事政治。在蒋府担任要职期间,其政治能力日渐增长,个人能力不断焕发。就新桂系而言,他的离去不仅消弭了已经存在的黄白矛盾,而且其由于“在野”、“独立”的地位及国府要员的身份和“肆应”之才而在蒋桂矛盾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且通过“助李竞选”和“劝白就职”为新桂系日后的“逼宫”奠定了基础。要之,黄绍的“离桂投蒋”对新桂系来说是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