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梦”引领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

当前高校存在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问题,"中国梦"的提出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有效路径。在分析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原因以及传统文化与"中国梦"的关系的基础上,从文化自信、责任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三个方面提出以"中国梦"引领传统文化教育是解决当前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缺失问题的有效途径。     

中国传统司法责任制度及其现代转型

中国有着极其丰富的传统法律文化 ,司法责任制度便是其中之一。然而 ,传统的司法责任制度已远不能适应当代中国的社会环境 ,因此 ,有必要实现其现代转型。本文考察了传统司法责任制度的产生、发展历程及特点 ,并对其创造性转型提出构想 ,以期对现代司法责任制度的建立有所裨益。     

关于村庄权力扩展性的讨论

构成当前村庄权力基础的因素不再是传统社会的权力"文化网络",也不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权力"组织网络",而是权力的"利益网络".问题是"利益网络"不能构成村庄权力稳定的基础,其要害在于单纯利益关系不能构成有效的社会关联.正因为这种有效的社会关联的缺乏,致使村民失去了对乡村干部和社会地痞的抵御能力,无论是行政的村庄权力还是自治的村庄权力,都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应对当前村庄权力利益网络这一事实,如何建构村庄权力的合法性,将成为农村可否保持稳定秩序的关键.     

构建西部和谐社会的文化困境和对策

文化承担着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责任,而这种责任践行的前提在于文化自身的和谐。对文化形态多样、多元、多层次的西部来说,实现文化和谐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尤为重要。针对当前西部文化发展的困境,积极采取对策,促进西部文化的和谐与发展,是构建西部和谐社会的首要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的哲学思考及建构可能途径——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民族思维特质和表现形式的民族文化模式,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蕴含许多精华的思想,在不同的社会时期这些思想应被赋予不同的历史探讨和思考,从而实现其所承担的不同历史作用。当前,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影响日益增大,我们再也不能按照“企业非道德论”的思想来理解其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因此,我们努力从哲学的角度来吸取传统文化中有助于当前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智慧,寻求一种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构的可能途径。     

澄清责任政府理解的误区：责任政府的基本属性

责任政府是有权力的政府,并不能以权力可能为恶甚至提出“政府退出”;责任政府是承担有限能力的政府,并不能把责任无限泛化甚至发展到“全能政府”;对责任政府效力的评估事更多是基于结果的,而不是依据“动机纯正”和意图承诺;责任政府的实现更多是依靠制度监督和外在监督,“自我监督”很重要但很难自动实现。     

论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

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是一个随着跨国公司在其经营中不断出现各种信任危机而需要进行反思的热点问题。根据现实状况,可将当前跨国公司对待社会责任的消极模式归纳为三种类型:口号型、歧视型和转移型。当前在跨国公司社会责任问题上存在四种误解:把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当作一种纯粹的工具理性;把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等同于经济责任;认为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就是SA8000;认为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是其自发的道德自律。基于综合性社会契约理论,不难看出,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实质是企业利益相关者对跨国公司利益实现机制的重构。     

对推进我市民族地区农业结构调整的几点思考

由于历史原因,当前民族地区农业生产还存在诸多问题,交通、通讯、文化均较落后,传统生产方式加迷信和盲从的思想素质,制约着生产发展;贫困,仍是民族地区首要问题.在基础设施得以逐步改观的前提下,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文化素养,是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措施.     

慈善文化的变迁:从社会控制到社会责任

中国的慈善文化经历了从实现社会控制到履行社会责任的演变。传统慈善观认为慈善即扶危济困,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或手段。现代慈善观则认为财富意味着责任,巨大的财富意味着巨大的责任,慈善的目的是履行社会责任。现代社会中,慈善文化的培育需要国家、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慈善主体的合作,以推动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对中国律师职业信任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思路——以法律职业社会学为考察视角

当前我国律师职业界存在公共形象低以及公众不信任的问题,从职业社会学理论来看,公众对律师职业的信任是现代律师职业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性要素,公众对律师职业的不信任的存在将会给我国法律职业化目标的实现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该问题的产生有着文化传统、职业化发展道路、律师业结构等多方面的背景,要解决该问题,必须立足于职业信任所产生的理论基础,通过加强律师职业的职业责任来进行。     

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企业环境责任的进路选择

风险社会语境下,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处于环境风险频发的高风险时代,企业应承担环境责任已是不争的事实。特殊背景下我国的环境风险呈现出众多特点,潜在着巨大的环境危机,企业环境责任的进路选择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企业作为环境资源最主要的利用者和环境问题最大的制造者,拥有其他主体不具有的诸多技术和能力,应对环境风险更具优势。但是众多因素影响企业环境责任的实现,传统责任体系导致企业环境责任缺失,无法确保企业能就环境问题自我负责,要解决企业在科技发展、生产或盈利过程中的环境风险问题,必须认清形势,优化外部环境,培育企业文化,转变企业环境治理理念,配以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机制,使企业环境责任的进路选择成为企业自主行为。     

民族复兴语境下传统文化的转换和提升

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关注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转换和提升;全面实现现代化,需要深刻洞察西方现代文化的资本主义本质和逐利主义取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不能沉溺于传统而丢掉活力,也不可全盘西化而失去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原则,实现传统与现代的互补,进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源泉的滋养和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     

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要跨越理念之坎与制度之坎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文化建设的新要求、物质生活改善后人民群众对文化工作的新期待,以及全球化深入发展背景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呼唤着我国文化建设创新发展。未来我国文化建设要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必须跨越理念之坎和制度之坎,实现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并进一步强化政府的文化责任,着力解决文化领域存在的"二元结构"问题。     

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跨文化视角

反思传统理论研究与实践发现,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跨文化传播问题.少数民族文化的异质性是跨文化传播的原因,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品性和现代传媒手段则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可能与路径.从实现有效传播的各个组成即传播者、受众文化背景以及传播媒介看,我们需要培养大量少数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同时还需要对少数民族文化特质及深层文化心理进行研究以实现传播的针对性;还要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实现传播的日常生活化.     

司法中的文化冲突

在当前的司法建构过程中,研究司法中的文化冲突对实现司法本土化有重要意义。从广义的司法角度,传统的文化要素借由文化冲突造成了体现西方文化的司法无法成为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要解决这个问题,要采用哈耶克宽容的司法自由试验的方法,而非对任何文化及其制度附加主观的价值评判。     

谈《新教伦理》与儒学

通过对《新教伦理》主旨的探讨,指出那种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生成关系的观点让人难以理解,甚至错误,但肯定了基督教的文化性。资本主义不能在中国生成,责任不能强加于儒学。儒学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不能因一段耻辱的历史而予以全盘否定。相反,我们要大力弘扬民族文化。     

经济文化、社会责任与企业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其根源在于企业没有将社会责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来对待.在经济文化由追求利润最大化到追求社会责任转变的过程中,只有以强化社会治理为重点,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单纯以经济总量增长为特征的传统经济文化,加强经济文化的时代性与制度化建设,妥善处理企业、政府、社会三者的关系,才能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     

加强先进文化建设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

文化安全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新时期我国文化安全面临挑战 ,促进文化沿着先进性方向发展是维护文化安全的关键。在当前 ,加强先进文化建设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要处理好 :文化的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的关系 ,坚持马列主义指导的文化方向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坚持先进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 ,实现传统文化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转变     

比较中的社会转型期我国文化规范常模解析

对转型期人们行动背后普遍存在的基本社会文化规则进行解读和分析是具有时代迫切性的话题。在历史中选择和传承的社会文化规范维系着社会成员心理与行动的标准,也使各种社会文化呈现出特殊性。当前我国社会文化经历着从传统与现代之间,血缘家庭到社会责任的转变;以及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经历着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变。当前中国面临着转型期文化规范常模的多重选择,需要在思想与心理的层面上完成社会和谐与发展的社会文化常模构建。     

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A市的调研分析

加快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破解"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烟囱林立、信息孤岛"等问题,实现最大程度的利企便民,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面对政府部门间"不愿共享""不懂共享""不能共享""不敢共享"等现实问题,一是要强化约束激励,营造信息共享的组织文化;二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三是规范标准体系,明确信息共享的责任义务;四是提升创新能力,筑牢信息共享防火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