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与持续发展

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涵盖了省域内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以及古建筑村落、自然生态村落和民俗风情村落。历史文化村落是中国乡土文化遗产的博物馆,是“乡愁”记忆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国国学的思想宝库,及时保护利用功在当代、惠及子孙。对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利用,树立正确的观念、科学规划和严格执行最重要,持续而有保障的土地、资金和传统技艺投入是关键,正确处理各利益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保障。     

宗族与地方社会的文化认同——基于民间宗谱的文本分析

宗谱反映的历史是潜在的、无形的,宗谱把历史变为传统,而族规则通过意义的在场与抽离使传统道德化,如此,地方共同体得以有效地建构。这种建构主要通过建设村落、巩固社会团结、强化血缘意识、家乡观念、吸收外部因素延续宗族生命力等方式得以达成。在世代层累的群体意识中,出现了一种"心灵的内卷化",对宗族精神的过度张扬某种程度上销蚀了个体存在的意义。     

道教享乐观念的分析

道教是中国文化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宗教意识和精神生活。享乐观念是道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一个十分突出的方面。解释和研究这一内容有益于我们了解中国人的宗教观念的独有本质．有益于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殊性。本文搜集道教理论和实践发展过程中的相关事实，对道教这一价值观念进行分析评判，并把它置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追踪这一观念产生和衍化的根源．说明这一观念对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影响。     

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在空间意识上的异同

中国山水画作为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审美方式之一，不仅代表着华夏民族的空间意识与精神空间，从技法和意识上传达的乃是对宇宙自然的无止境感悟与“天人合一”式的永恒探索精神。山水画空间并不是一个纯视觉空间，而是由视觉探寻引向精神体验的空间，亦即通过画境的可行、可望、可居和可游的心理模拟探寻。这种对宇宙人生之道的精神领悟和理想追求，赋予山水画家运动、开放、多维和无限性的空间意识。     

论宗族依附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

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现象的大量出现不是简单的历史重现。现代宗族现象不仅体现着封建社会传统心理的影响,而且体现着社会转型期间,农民利益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中国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对宗族、公社等权威体系的认可在当代农村改革过程中面临着最终的瓦解。个体农民自立意识和自立能力的薄弱与社会竞争机制中生活的艰难共同构成了当今宗族现象的社会历史基础。宗族现象反映着改革中存在的某些问题,是一种因改革而引起的社会政治现象,所以当代宗族现象只能通过改革的深化,而不是重新树立宗族的权威来解决。     

“孟姜女哭长城”中的共同体意识

“孟姜女哭长城”作为中国民间四大传说之一,是探讨长城意象的经典个案,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从“哭之哀”“哭变国俗”到“哭夫崩城”,“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历经三次重要的演变。同时,“孟姜女”的主体形象经历了由统治阶级意志向民间转向的塑形之旅,蕴含官方思想与民间意志的双重叙事维度。家庭视角下的长城意象既笼罩着悲剧色彩,又彰显出大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体意识。可以说,“孟姜女哭长城”既映射人与自然彼此互动和感应的生态文明观,又渗透有融合发展的宗教观念。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和多元发展的宗教观念一起构成“孟姜女哭长城”的共同体意识。     

浅论伊斯兰教对回族审美心理的影响

民族审美心理结构是一种民族的审美历史积淀的产物。宗教教义作为信教教徒的至高无上的信仰规范,总是支配其意识形态领域,是其个体精神世界中的主宰。作为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审美活动,就不能不受到特定宗教观念的影响。伊斯兰教作为支配回族精神世界的主宰,使回族在对世界的观照、人物的评价和艺术的创造和鉴赏中都无不受到影响,表现出不同于其它民族的审美特点。这种审美意识特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沉淀到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潜意识层,构成整个回族审美心理结构的特殊面貌。     

中国近代天主教民信仰研究

本文从分析中国近代教民的“天主”信仰入手，探讨了他们的文化心理和信仰特色。近代教民以传统的“天”的观念、本土的宗教意识和生活经验为心理基础，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天主创世说，其信仰重心表现为企求世俗需要的神功崇拜，并由此导致对“天主”形象和神性的独特的理解。这种信仰在总体上没有超越传统的“天命”观。抱有政治侵略和文化同化目的的外国教会未能在近代中国造就成一批西方式的信徒。     

试论中国宗族政治文化的历史特点

宗族政治文化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人们对政治生活的观念、态度、心理、认识、情感等主观取向的集合体，萌芽于原始社会的血缘宗法观念。宗族政治文化在我国历史上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并在时问和空间上体现出不同的历史特点。另外，宗族政治文化在内容上表现为法古主义、德治主义、家族主义、专制主义四个方面，并体现出深刻的专制主义本质。     

明清江苏和福建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比较研究

明清以来,福建宗族血缘观念相对淡薄、家族、乡族意识浓烈、闽东南地区整乡为族聚居、宗族的外植和迁移频繁、风水观念浓郁、宗族信仰祭祀成为民俗。江苏宗族更为重视血缘的纯洁性,宗族聚居但人口数量并不众多,没有形成浓郁的乡族观念,宗族的外植也不常见,风水观念相对薄弱,也未形成一定的民间信仰的“祭祀圈”。两地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的不同是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也是两地宗族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生态面相的具体体现。     

略论“中国宗教”的两个思想基础

中国是多宗教的国家，形成了“和而不同”的宗教格局。本文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论述“中国宗教”的两个思想基础：一是阴阳五行，这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表达了“天道和谐”的思想；二是礼乐文明，这种人文主义的人生观，表现了一种“人情和谐”。中国人的宗教意识缘此具有崇尚和谐、重视人文的特点，对于外来宗教或新兴宗教的取舍标准，主要取决于它们是否灵验可信。儒释道的三教合流、民间信仰的多元混杂，颇能体现中国人追求“和谐实用”的宗教观。在宗教冲突时有发生的当前世界，中国宗教的历史经验，尤显珍贵。     

身体与家屋空间的构建——红瑶身体的空间性及其象征研究

［摘要］“身体小宇宙”观念在中西文化中非常普遍，身体与自然空间的象征对应关系是身体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向度。红瑶以身体为基点营造生活空间和想象宇宙空间，家屋的构建基于对身体生命特征和空间性的认知和类比。身体与家屋相互构成，家屋空间的构建界定社会秩序，后者也对身体进行了象征建构。     

生命,在仪式中皈依文化——论余秋雨文化散文营造的仪式

余秋雨文化散文的艺术追求从仪式出发再回归仪式。仪式以独特的气氛唤起人类整体感性直觉， 它追求西方古典戏剧崇高宏大的审美形式， 营造类似人类原始仪式和原始宗教的神秘气氛。作家志在借助原始祭仪和宗教的神貌构建集体意志对个体意志的精神递交仪式，致力铺排个体与文化祖先展开对话的心理、精神场面。“我”贯穿于每一个“找寻”的过程， 演绎个体由放逐走向回归的生命必然、历史必然以至文化必然。仪式是作家从艺术感性走向历史文化理性、挖掘民族集体深层心理即深层文化心理根柢的通途     

论《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空间叙事

时间与空间共同构成了文学叙事的两个维度,两者和谐统一,不可分割.在以往的文学叙事研究中,论者多从时间的视角进行解读,而空间视角却在有意无意之中被忽视.地域空间、生活空间和心理空间是文学叙事中空间视角的三个层次.从地域、生活和心理空间三个方面对《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一书的空间叙事进行试析,以解读小说中蕴藏的文化无根性和精神漂泊感.     

中国古典绘画表现语言的哲学意味

中国古典绘画的美学思想及理论框架，是在中国古代哲学观念影响下而逐渐发展成熟的。同时，它又是在本民族整体文化诸多因素渗透下所积淀的产物，其超越自然的理念，富于浪漫色彩的表现语言与注重内在精神品质的创作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绘画宏大而深邃的艺术境界。“天人、物我谐一”、“大象无形”、“虚实相生”等哲学的思辨在传统绘画形式上无不打上深刻的烙印。因此，只有加深对中国民族的深层意识、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结构的理解，才能站在较高的视点品味中国古典绘画艺术。     

《说文解字》門部的文化学阐释

汉字的形体构成中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理据。这种理据是意识、制度、民族心理、社会习俗以及思维方式等文化取向的阐释，它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历史时代性。《说文解字》中的门部字不仅反映了在中国古代“门”这一建筑结构的具体形制，而且还体现了中国古代具有内敛特性的文化观念在建筑形式永久性上的深刻反映。     

华北宗族的弱化与基督教在乡土社会的发展 ———以豫西李村为中心的考察

历史考察表明,宗族组织的控制和宗族观念的影响,是阻碍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原因。对豫西李村的研究发现,随着社会的分化和专门化进程,宗族的部分功能被市场代替,宗族组织与宗族观念亦随之弱化。从历史考察与现实的个案来说,宗族的弱化有利于基督教的发展,反过来,基督教的发展也进一步弱化着宗族的力量。这一双向互动的过程,慢慢地改变着中国文化与社会结构。尽管如此,笔者并不认为基督教是宗族的功能替代项。     

乡村振兴背景下宋代义庄保障制度的文化诠释

宋代义庄保障制度在我国民间保障历史上具有突出地位。对该制度进行文化探源,剖析了儒家“仁爱”思想、宗族观念、推恩精神等构成制度的文化基因;解析该制度的文化形态,揭示了其在物质、制度和精神等三个层面构筑的协同的文化结构。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因素是宋代义庄保障制度发生、发展的深层根源,其文化建构过程可以为当下民间保障制度发展提供历史参鉴。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积极推进乡村民间保障事业发展需要唤醒国人基因中的“道义关系”,重构“道义秩序”,从而达到“文化自觉”。     

沈从文与“五四”新文化精神

作为镜像的“五四”新文化对沈从文的理想生命形态与人格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沈从文的新文化观是一种动态发展观,其依据则是从“五四”时期科学理性精神与现代病理意识所衍生出来的“健康”意识。“健康的文学”观念是对“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观念的继承与发挥。从“健康”出发,他提出了“工具重造”与“国家重造”的观念。他始终把改造国民性、重造民族国家的重任系于文学一端,这既彰显了其纯粹不凡之处,又体现了其思想的局限性。沈从文及其创作是“五四”新文化的产儿,它们本身又构成了新文化“历史建构”的重要一环。     

神话就是巫话──三论神话

神话就是巫话──三论神话黄惠焜神话不是作为文学创作出现于历史。神话首先是作为原始宇宙观出现于历史。恩格斯指出：“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象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①恩格斯又说：“宗教是在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