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是莱布尼茨神义论思想的主题

神义问题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问题:上帝的正义与世间的恶的关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说明:上帝是否存在·如果上帝不存在,神义问题因此而随之消失;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上帝有哪些属性·上帝的不同性质的属性会导致对神义问题的不同回答,甚至同样导致神义问题的取消;如果上帝是全知、全善、全能、正义的,那么世间的恶来源于何处·上帝为什么容许恶的存在,尤其容许道德的恶的存在·所有这些问题最终都是对自由的论述.在莱布尼茨那里,自由是在自身必然性基础上的自身完美性的和谐演绎.上帝的正义与上帝的自由是一致的,上帝的自由即上帝的正义,上帝自由活动的结果--最好世界--即上帝正义的体现,上帝为了最好世界而容许恶.     

善与恶:存在与非存在——圣托马斯·阿奎那神正论评析

上帝存在与恶的问题是中世纪哲学重要问题之一。恶的问题通常被用作反驳上帝存在的理由,而应对这一诘难,为上帝存在的信仰作辩护的理论,就是神正论。圣托马斯·阿奎那在《论恶》一文中对恶的本质和恶的来源问题进行了仔细的澄清。本文通过对圣托马斯·阿奎那论证思路的分析和整理,认为其神正论有两大要点:第一,将恶解释为具体的善的缺失,从而对恶作了非实体化的处理,使其不具有本体论地位。第二,对自由意志与恶的关系的解释是,上帝不能给被造物一种只可行善不可作恶的自由意志,意志自由的本质在于可选择性。因此,上帝存在与恶的问题是相容的,恶的问题并不能作为否定上帝的存在的理由。     

意志之罪:恶的根源——奥古斯丁恶理论的伦理意义

奥古斯丁是中世纪早期最重要的神学家、哲学家和伦理学家。这个世界恶的来源问题是基督教教义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之一。这个时期的相关理论都提出了意志为恶的起源论。奥古斯丁之前的神学思想家奥利金等人没有摆脱柏拉图哲学的影响,提出二元论的意志说。奥古斯丁坚持认为,造物主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一切从本性上看是善的,同时认为上帝给了人意志自由。正是因为被造物(魔鬼与初人)有意志自由,他们因为骄傲而自己背离上帝,从而才有了罪与恶。骄傲是恶的开端,而谦卑是一切德性中首要的德性。     

从“根本恶”看康德对基督教的哲学转化

“根本恶”是康德宗教哲学的轴心概念,这一概念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以此为契入点可以看到康德对基督教所做的哲学改造。根本恶是人类本性中的恶,在康德那里,“本性”是人类自由采纳某种道德准则时所凭依的原初主观根据,它在道德意义上具有先天趋恶倾向,实质在于道德秩序中的主次颠倒。基督教神学的“原罪”作为人神秩序的原初颠倒可谓根本恶的“原型”,根本恶是对原罪说的哲学转化。同原罪一样,根本恶也源自人的自由运作,通过先天推论,康德得出恶的原初主观根据出于人类先天的自由本性,并存在于“任性自由”为自己制定的准则里。“改恶迁善”如基督教新生一般,既是一场自由自觉的心灵革命,其可能性根据在于人的本性中存在不可磨灭的原初向善的人格性禀赋,也是一个通过社会伦理共同体逐渐改良、无限进步的历史过程,这也包含着对基督教教会观念的哲学转化。     

自由意志与善恶决断：论奥古斯丁的自由决断

至善的上帝所创造的整个世界都是美好的,那么为何还有恶?恶是从哪里来的?这是奥古斯丁一直思考的问题。他认为上帝所造的一切物都是好的,包括人,但为什么人会犯罪而堕落呢?为什么在善恶的决断上出现了问题?不论是“始祖”受“蛇”的“引诱”,还是“始祖”与“蛇”的“共谋”,但都是因为“自由意志”,所以在择善避恶上自趋于下流,背离了上帝的看护和嘱托,为世俗之事所累,过着肉身无法支撑起高贵灵魂的龌龊生活,上帝面对人类如此尴尬的境地,上帝知情却怨而不怒,在十字架上漠视着人类的无耻。     

从奥古斯丁宗教哲学思想看永恒的现实性

现实是变化的,永恒似乎永不可能。而在奥古斯丁看来,永恒具有它本身的理想性与现实性。首先,永恒是仅属于上帝的,是时间中的无时间者,而时间则是永恒的外在形象。其次,在现实当中人们可以通过无限地接近上帝触摸到永恒,虽然说人们得以接近上帝需要靠上帝的恩典,但从奥古斯丁的陈述看来,人的自由意志仍然可以起作用。自由意志使人们远离上帝,但同时它也是人们得以再次靠近上帝的动力因。人们因为自由意志获原罪而经受尘世之苦,认识上也受尘世之物的蒙蔽而过多地去追求可变的、有限的事物而远离常在的、无限的上帝。只有重新去认识自身,不断践行上帝对爱的要求,争取重新皈依上帝的怀抱,才能再次寻得永恒。     

从启蒙倒退到神话之后的生存哲学——论谢林中后期哲学的伦理思想

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谢林发现，自由本身无非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因而康德所揭示的“自由的因果律”蕴含着与自由相反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固然构成了康德道德律之“绝对命令性”的隐蔽根基，但也蕴含着普遍理性的道德律对个性的取缔和毁灭。谢林比阿多诺早一个半世纪便洞见出了启蒙伦理的“辩证法”。因此，谢林后期哲学转向了其早期就向往的理性的神话学上来。本文不认为谢林向神话学的倒退是对启蒙的背叛，而是对启蒙的内在悖论在更深层面的揭示。如果真正的自由对立于必然的话，那它就是任意的。因而在善恶问题上，自由永远都只是一种向善或向恶的可能性，而非是必然的。人的生存作为人的自由力量的体现，在于它必须面对恶而生存，以增强存在的力量。启蒙伦理的色彩于是被彻底改写。     

论莎士比亚的人性观

莎士比亚在张扬善的同时,也揭示善的毁灭;在颂扬和表现人高贵的理性的过程中,也展示了一幅幅人性堕落、情欲泛滥的画面,具体体现为前期创作中的各种非道德化倾向和中后期创作中无所不在的恶。这种展示表明莎士比亚是个“善恶一体”的人性论者。人性中的恶来自于哪里呢?莎士比亚戏剧所体现出的,并非完全如唯物论者们所说是社会历史的原因导致了恶,他对恶的展示也不仅仅只是为了揭露现实和批判社会。在他看来,恶源于人的自由意志。一方面,自由意志使人区别于禽兽而成为人,而另一方面,自由意志中的欲念又使人性中充满着各种罪恶。简言之,他认为恶是人性中固有的规定性。他的人性观体现了形而上的精神关注,是对人的有限性的辨证认识。     

论犹太教的善恶观

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善恶观。犹太教在对"善"、"恶"独特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其极具特色的善恶观。在传统犹太教中,善恶是以上帝作为标准的——顺从上帝律法的就是善的,违背上帝律法的则是恶的;上帝还是那个全能、全知、全善的上帝,恶的存在的根源在于人本身,因为人有意志自由;上帝总是公义的,上帝会按照自己的标准惩恶扬善,而人应该笃信上帝、谨守律法,从而去恶从善,过一种道德的生活。犹太教的善恶观虽然大多体现了宗教伦理的特色,但它同样能为我们世俗伦理的建设提供一种宝贵的资源,并能带给我们更深的思索和有意义的启发。     

浅析奥古斯丁对恶的问题的处理

恶的问题是基督教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因为它的出现对上帝的存在、上帝所被赋予的各种属性以及基督教的某些信条产生了威胁。无神论哲学家们利用这个问题攻击基督教的信仰,而神学家们则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以维护基督教的信仰。奥古斯丁就是其中的最著名的神学家之一。本文旨在通过浅析奥古斯丁对恶的问题的辩护来澄清以下观点:奥古斯丁并没有成功地说明上帝不是恶的来源。     

从"完整的人"到"全能的神"——席勒的宗教和美育思想解读

席勒的宗教观点立足于西方神人关系的传统,继承了近代康德的观点,但又把康德的道德象征的神变成了审美的神。在席勒那里,上帝只有作为审美假象的自由游戏的形象出现时才是自由和审美的神,才是值得赞美的。而“与现实和真理相混淆”的上帝则是席勒极力批判的。从人性的自由出发,席勒审美教育的第一步是通过艺术把分裂的人性恢复到其本性的自由和完整。但在席勒看来,真正的自由的人还必须具有道德修养,这是审美教育的第二步,它通过崇高来完成,人性崇高的极限就是神性和上帝。所以,在自由的发展道路上,人从“完整的人”向“全能的神”不断地迈进,《强盗》中的卡尔.穆尔正是这样的典型。     

从“自在自由”到“自为自由”——《魔鬼与上帝》中萨特的自由观

萨特的戏剧是他哲学思想的图解和具体化。他在戏剧《魔鬼与上帝》中阐述了其存在主义自由观。萨特自由哲学的核心是“自由先于本质”，他认为人实际上原来是个无，什么部不是，等到后来才把自己塑造成了想成为的那种人，因此人注定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类存在的本质。实现自由的途径是人的自由选择，人应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并通过行动担负起选择的责任。人类由于选择时无据可依陷入困惑，在虚空中孤独挣扎，终身为从自在自由过渡到自为自由而奋斗。     

中西自由观比较

中国人的自由观注重内在的精神自由 ,它与性善论相联系。即是说 ,当人达到了“至善”境界 ,他就不再受外在功利的诱惑 ,从而他也就获致了自由 ;西方人的自由观注重外在的物质自由 ,它与性恶论相联系。即是说 ,为了企达自由状态 ,人必须防止被他人强制。中国人由于对人性作了过于乐观的的估计 ,因而忽略了制度性构建 ;西方人由于被功利主义所诱导 ,因而忽略了道德自律的重要性     

善恶观:可欲为善、公意为善

善恶是人类价值的基本形态。扬善去恶是人格修养的基本准则。然而,究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认识得并不很清楚。一种常见的观点是把善恶视为一种固定不变的客观品质或属性,善即理性、利他之举,恶即欲望、自私之举。其实这是经不起事实考量的。另一种历史上流行的观点是用苦乐定善恶,认为善是给我们带来快乐的行为,恶是给我们造成痛苦的行为。其实这也经不起推敲。苦乐与其说是善恶的决定者,毋宁说是美丑的决定者。事实上,善恶是由包含私欲的社会公意决定的,满足者为善,背离者为恶。人类有超越历史和国家民族的社会公意,这就构成了善恶的普适性;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度民族有不同的社会公意,这就决定了善恶的相对性。     

论天道与人道——以辨析康德之先验自由及其与实践自由的关系

以儒家之天道与人道合一的思想看来,康德先验辩证论中的第三个二律背反之"先验自由"与第四个二律背反之"一个理知的无条件的必然存在者",两者合起来正是指向儒家所谓天、天道或天理,而康德所谓先验自由为实践自由奠基,亦是想表明人道源于天道,以及由此而进一步人道与天道为一。康德沿袭西方神人之际亦即天人之别的一贯之旨,以至于天道不能同人道贯通,人之性不能充尽圆满地体现神之性或天之性,因而在人性本善的问题上模棱两可,不能也不敢充分肯定人之善良意志就是人之本有的良知良能。即使肯定人之实践理性的意志自由,也要由理论理性所设定的先验自由来奠基。这恰是康德也是整个西方理性的最大局限之处。     

试析恶在历史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恶”的作用,不能仅仅从伦理的视角去考察,还必须将其放在社会历史中去考察。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主义对恶的作用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探讨,科学地说明了恶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对“恶”的历史作用的科学论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扬善祛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佛性与人的尊严——兼与基督教伦理中的尊严观相比较

在人的尊严问题上,佛教和基督教有各自的表述,佛教从佛性角度确立对此主题的观点,这是从人性尊严角度讨论人的尊严,由于人人先天具有佛性,人人生而具有人性尊严,因而,人与人之间也是生而平等的,所谓的社会差异都是外在的。在由此种尊严而平等的基础上,佛教提出处理人与自我关系的自信原则和处理人与他者关系时的恭敬原则。基督教对于人性尊严的讨论有两重性,一方面,人因为是被神依照其自身的形象而创造,具有神的荣耀,而具有人性的尊严,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始祖滥用了神赋予的自由意志而选择了犯罪,此种原罪又损害了人性的尊严。也许从佛教的角度,可以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但基督教有其自身的解释传统。     

柏拉图:可以到达的本体——重读《理想国》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谈论了他的治国理想。这些理想的实现既有理论上的支撑,又有具体的实施办法。在理论上,柏拉图以理式作为真的基础,以正义作为善的基本要义。在实践上,他认为人们应从小接受教育,作一个正义的人,培养良好的品性,高贵的灵魂。如果每个人都如此,城邦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人不实行正义,在灵魂转世之后,必受神的惩罚,神是保障正义得以行使的外在手段,同时神也是本源,它没有具体的形象。在柏拉图的意义上,理想国可以实现,本体可以到达。     

康德的“善人”与儒家的“君子”

康德的道德哲学和中国的儒家伦理有着某种相通性.本文通过分析<中庸>的君子论和康德在<仅论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提出的"善人"概念,指出了君子和善人的相通性.<中庸>在"诚"和"诚之"的说法中分辨了两种善,一种是本性之善,一种是善观念,并认为"诚"这种生存状态是分辨它们的基础.本性之善是与生俱来的,因而作为人的生存出发点是绝对的善;而善观念则是人在不同情境中对本性之善的把握和表达,因而是相对且有待完善的.在"诚"中,人的善观念在本性之善的推动下不断地完善自身.这便是修身养性.作为对比,康德借用了绝对自由这一概念来分析生存中的两种善.人的原始禀赋是向善的,因而在自由中是向善的.这个善是绝对的.但是,人在自由中选择自己的行为规范(有可能选择恶的准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善恶判断.在这里,善恶判断受到一定规范的限制,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可以看到,康德用绝对自由来表达了儒家的"诚".为此,本文从历史和文献的角度简略地追踪了康德在启蒙运动中接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线索,并认为,康德的"善人"概念是儒家的"君子"这一概念的西方表达式.     

牛顿自相矛盾的“上帝观”析评

科学的发展夺取了上帝(造物主)的"立足之地",不断提升和强化了无神论在认识自然中的话语权,这是历史的发展趋势。但是,至今却有人拿"科学家信仰上帝"来做文章,企图把科学的阵地再归还给上帝。通过对牛顿上帝观的内在矛盾的分析可看出这种做法的错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