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与魏晋史学

魏晋是中国传统史学初步发展时期,而魏晋史学的发展与玄学的兴起、影响很有关系。本文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认为魏晋史学的发展及其地位的提高、魏晋史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史家研究的领域及人物评价、魏晋时期史著体例的发展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史学思想等等,都与玄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察玄学与魏晋史学的关系,从中可以了解魏晋史学的时代特点和发展特色,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郭象玄学与魏晋风度

本文认为魏晋玄学的中心文本是《庄子》而不是通常认为的《老子》。从东汉到魏晋,玄学中心文本由《庄子》到《老子》的置换,其原因有二：其一是两汉谶纬神学的崩溃以及经学的被弃;其二是庄学是人生哲学,而老学是政治哲学。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郭象如何对庄子的《逍遥游》进行创造性地误读,从而消解了庄子逍遥游的全部神秘主义色彩和庄子逍遥游“外化而内不化”的内在紧张,从而为魏晋士人在精神和社会实践两方面的逍遥放达提供哲学上的依据。     

王弼玄学与中国美学

“中古”美学作为中国美学“大转折的关键”(宗白华语),其逻辑起点正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国内对此大体有两种意见,一说是东汉王充,一说是建安曹丕。笔者却稍有异议。从方法论上说,确定某个环节是不是逻辑起点,主要看它是否包孕了有别于前代并规定着其后美学发展趋向的理论胚胎和价值雏型。鉴乎此,笔者以为中古美学发生新变的根源在思想形式上,当是所谓魏晋玄学。正是它创建了一整套不同于汉代(包括王充,详后)的新的思维形式和价值体系,并因此成为中古美学(包括素重“玄默”的曹丕美学)奏出新响的内在动因。在这个意义上,引发和促动了中古美学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逻辑中介应是玄学思潮。众所周知,王弼     

何晏的玄学与医学

魏晋名士—何晏(190—249年)是玄谈和服药的祖师(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不是祖师尚待进一步证实,但玄谈和服药之事却是有的。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已身,周孔之业,弃之度外”。(《颜氏家训·勉学篇》)《晋书·范宁传》也说:“时以虚浮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与何晏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医学家皇甫谧就指     

玄学略论

两汉重经学,西汉主要是今文经,讲微言大义;东汉主要是古文经,讲章句训诂。不论西汉与东汉,推崇的都是周公、孔子之道。周孔之道,用魏晋人的话来说,就叫做“名教”。名教讲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义,以忠孝为核心。东汉讲章句训诂,和西汉讲微言大义一样,都十分烦琐,说一个字,往往至万言,或数万言。烦琐哲学是不会长久的,两汉人的经说,极大部分失传了。东汉末,经学有两位大师,一个叫马融,一个叫郑玄。郑玄是集今古文经学大成的人物,马融是郑玄的老师,玄在马融门下三年,没有见到过老师,后来学     

玄学人格与东晋玄言诗

古往今来,文论家和文学史家对东晋玄言诗的评价,是贬多于褒。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称之为“柱下之旨归”,“漆园之义疏”;钟嵘《诗品序》斥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时至当代,中国社科院编《中国文学史》对玄言诗的评价是“唯心主义哲学的讲...     

郭象玄学与山水诗之兴起

郭象玄学"物各自造"将本体与现象统一于"物",使得人们摆脱了形而上的运思困扰,物物无碍、事事无碍的自由兴现成为可能,山水景物为物象之自然已然进入诗人的审美视野之中。郭象玄学高标"放浪形骸"、"情寄八方",将士大夫从繁琐的经学束缚中彻底释放出来,带来了个性主义的高扬,士人的山水游赏、朝隐一时蔚然成风,为山水诗的兴起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山水诗的兴起得益于山水摆脱功利的审美目的之后与个体自觉的审美意识的契合,而郭象玄学无疑从这两层方面完满地勾画出了山水诗之所以兴起的文化轮廓。     

玄学的产生原因与分派

玄学是中国魏晋时代(公元220—420年)的主要哲学思潮.玄,出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幽深微妙的意思.扬雄的著作称为《太玄》.魏晋时代的一些思想家推崇《周易》、《老子》、《庄子》,并称“三玄”.“三玄”是玄学的经典.当时的玄学家多是所谓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当时出现这种思潮是有政治原因和思想原因的.一、产生玄学的政治原因探讨玄学产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问题.我     

魏晋之际的玄学与清谈

东汉王朝发展到后期,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腐败,外戚的专横,宦官的擅权,地方官吏的凌虐百姓,使得社会政治陷入极度的动荡不安之中。广大的农民群众忍受不了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于是不断起义,与地主阶级进行生死博斗,终于发展成为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的黄巾大起义。黄巾起义摧毁了外戚和宦官更迭把持着的东汉政权,为曹操的建立霸业创造了条件,而社会上浮现出这一批热衷于政治的文士,也为曹操的完成     

文学的自觉与玄学理论

文学的自觉与玄学理论袁峰一、魏晋人文精神及其文学与玄学魏晋人文精神高扬的是自性的自然和自然的自性。就自性的自然说，是要在人的主题中明确人的根本在于自然；就自然的自性说，是既要让人立足于自然的根本，又要让人自觉到自身的价值。自性的自然在政治上主张“无为...     

玄学三题

<正>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魏晋玄学亦不例外。玄学家们所铸造的一套新的思辩哲学的体系,开辟了一代哲学新风。这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是一次重大的转折和跃进。一、“天人之际”的新义从先秦到两汉,“天人之际”一直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被汉武帝“独尊”的新儒学,其天人关系的基本模式便是神秘的“降命”与“受命”。在这里,自然之天丧失殆尽,神灵之天耀武扬威,所谓“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春秋繁露·顺命篇》)毫无疑问,“人”是屈从于“天”的。魏晋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仍然是“天人之际”,然而它对天人关系却赋予了     

全真南宗与重玄学

重玄学与道教丹鼎派(包括外丹派与内丹派)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全真南宗理论中不仅有"重玄思维"、"重玄境界",而且其内丹心性论中的"辟中"、"粉碎虚空"、"忘忘"等亦透显出"重玄"意蕴,折射出内丹学与重玄智慧的交融。当然,由于全真南宗与重玄学分属于不同的道教哲学思潮,它们在性命观、工夫论等方面也存在差异。     

玄学与黄淮地区的区域文化

玄学与黄淮地区的区域文化刘德增儒学发展到魏晋，分化出一种变体即玄学。玄学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章句繁琐的经今文学走入死胡同，东汉名教统治出现危机，曹魏与司马氏的权力争夺加剧等。除此之外，特定的黄淮地区区域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１．...     

玄学自然观与阮籍的人生范式

自然观是魏晋玄学思想的轴心,阮籍在接收其影响的同时,又发展出独具个性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与他的人生价值定位紧密联系在一起,既是人生价值选择的理由也是选择的结果。在此基础上,他构建了自己的人生范式,为后人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效仿对象。     

嵇康玄学思想与魏晋名教政治

魏晋清谈前期,非止理论空谈;故论者玄学思想,亦紧密联系政治。汉魏政治,一转而有刑名;魏晋政治,一转而有名教;魏世思想,无脱名教世政之中心。出身寒门而党于曹氏的嵇康,在魏晋嬗替之际表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清谈论旨,不仅在于突出了玄学的转换,更在于行蕴其中的政治抗争。个中所谓“狂而刺切”,所谓“有疾而然”,皆嵇康置身司马氏篡政之政治反对派的思想催陷。要之,嵇康个性最明,倾向最明,而一归于清谈玄旨与政治之关系亦最明。     

唐代的道举与崇玄学

道举是唐代科举中的常科,在科举制度史和道教史中有其独特的地位.本文对在道举研究中的一些问题,道举设置原因、开科的时间、崇玄学与道举关系、道举的实施及其影响进行辨析,澄清一些史实.以求得对道举的研究,乃至对科举、道教的研究有所裨益.     

玄学的基本性格

<正>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潮,起着支配的作用。虽然传统经学始     

正始玄学人生哲学思想

正始玄学人生哲学思想沈顺福在王弼、何晏时代，社会思潮中出现了著名的＂正始之音＂。正始玄学不仅开辟了中国古典哲学史的新纪元，而且在人生哲学领域也为整个魏晋玄学人生奠定了基础。它以无为本，通过对老子的＂无＂进行阐述，建立了自己的＂贵无论＂。在此基础上，王...     

竹林玄学人生哲学思想

魏晋时期是中国人生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刘劭开辟了玄学的先河。王弼、何晏以“贵无论”奠定了玄学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础。继正始玄学之后,玄学史上又放一异彩:诞生了竹林玄学。竹林玄学的产生,是魏晋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正始玄学演化的必然。它对形成魏晋风度、蕴化元康玄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玄学人生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