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界革命:超越唐宋诗之争,主张觅求新诗界

本文从唐宋诗之争的角度,重新审视"诗界革命".基于开创诗界新纪元之目的,诗界革命派反对分唐界宋和诗坛的泥古之风,主张继承一切优秀的诗学遗产,包括诗学史上两种诗学典范--唐诗和宋诗,泯灭唐宋诗之争.更为可贵的是,他们采纳民歌民谣入诗,是对唐宋诗两种既有范式的超越,而从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来看,对唐宋诗之争也影响巨大,客观上终结了这场长达千年的诗争.     

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唐宋、才学之争的消弭——乾隆间性灵诗学引发的焦点话题

袁枚性灵诗学整体上颠覆传统诗学的基本观念后,在诗学理论中产生强烈震动,促使学人对传统诗学的一些基本问题重新加以思考.其中与唐宋诗之争、传统和个人才能相关的论争是当时诗坛最关注的问题,许多重要诗人都参与到讨论中来,形成乾隆诗学的焦点话题.由唐宋诗之争入手,分析其诗学话语背后的诗歌史和诗学史背景,以及传统的才学之争在学人之诗、才人之诗和诗人之诗三个理论层面上展开的过程,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乾隆朝诗学的历史展开和发展趋向.     

论汪懋麟与施闰章、徐乾学唐宋诗之争——兼论清初翰林院内外诗风差异

汪懋麟与施闰章、徐乾学之间关于唐宋诗之争是清初诗坛令人关注的事件。清代翰林院诗学重唐,而反对宋诗。汪懋麟和施闰章之间的诗学争论关涉到历史上翰林与主事诗歌主张的矛盾;汪氏和徐乾学之间的诗学论争则关涉到翰林院的＂玉堂家数＂与失意文人＂不平则鸣＂思想的对立。总之他们之间的诗学之争深刻反映了清初翰林院内外诗风的巨大差异。     

清人编宋诗选本动因初探

有清一代,学宋蔚然成风,宋诗总集的编选亦随之兴盛.考其编选动因,盖可分为四种:对唐宋诗之争的回应、弘扬诗教以改变颓靡的诗风、指导初学、辑存文献,这与当时的世风、诗风、学风都是有关系的.清代宋诗选本,如实地记录了宋诗文献的原貌.有些选本,尽管没有提出明确的诗学主张,也没有蕴含指导创作的具体法则,但只要它们能流传至今,客观上即对宋诗文献的保存发挥了重要作用.繁多的宋诗选本、多元的选录标准、不同的诗学价值,正是清代宋诗运动兴盛的最好注脚.     

陈衍"诗不分唐宋"观及其诗学超越

自南宋始,关于唐诗、宋诗孰优孰劣的问题就一直争执不休,论者各执一端.近代,陈衍提出"诗不分唐宋"的观点,不仅从表面的继承关系,也从内在风格上将唐宋诗笼为一路,因而从学理上为唐宋诗之争作了一个总结,实现了对前人诗学的扬弃和超越.     

1917年南社唐宋诗之争原因探微

唐宋诗之争,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直聚讼不已的公案。1917年,发生在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之争,不仅结束了这场公案,而且凸现出同光体与南社之间深层次的分歧。在诗学风格上,同光体诗人多关注诗歌的终极性关怀,而南社注重诗歌的当下性意义。在诗学理论思想上,同光体诗人则多倾向于以儒学经典为其诗学根柢,因而多尊孔,而南社内部宗唐诗人许多倾向于墨家思想。因而,在1917年,在新文化运动与张勋复辟等事件的影响下,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之争,由最初的诗学论争,逐渐演化为一场带有政治色彩的事件。     

宋代诗学批评中的唐宋之争

唐宋之争超出了对唐宋两个特定历史时期诗歌创作与欣赏的争辩 ,具有普遍的诗学批评价值。从这一论争的逻辑起点来看 ,宋代诗学批评中的唐宋之争缘起于宋诗有别于唐诗自成面目 ,铺展于南宋前期诗坛对江西诗的论说申辩 ,衍化于永嘉派与江西派的对垒 ,最终在一定程度上拓展、深化于严羽依据其独特的诗学批评原则的分唐界宋之论     

吴伟业与清初唐宋诗之争

吴伟业诗学主张推尊唐诗,不废宋诗.其诗歌创作主要取法唐诗,但艺术上又与宋诗有相似处.清初在吴伟业的直接影响下出现太仓十子,形成娄东诗派.其叙事诗的成就,影响了有清一代的诗歌创作.吴伟业不仅以其诗论,而且以其诗歌创作的广泛影响力参与到清初唐宋诗之争中.     

论方东树及道咸年间姚门弟子的唐宋诗观

桐城派既是一个散文流派,也是一个诗歌流派。道咸年间姚门弟子继承了先贤姚鼐的论诗宗旨,在唐宋诗之争中采取无分唐宋的诗学策略,评诗不轩唐轾宋,方东树的诗论是其典型代表。他们论诗强调创变,反对摹拟,务去陈言,化古生新,因而对善于创新的宋诗代表人物苏轼、黄庭坚极为推崇,于拟唐的明七子、"诗文浅陋"的性灵派及好用僻字、僻典的浙派持批评态度。在性情与学问的关系上也主张二者相容,化学为才,体现出他们唐宋兼融的旨意。但在某些情况下,则有偏重唐诗美学趣味的倾向。     

清初唐宋诗之争与“性情”论

唐宋诗之争是诗史上的一大论题,也是明清之际诗坛的一个焦点。与别人纠缠于唐宋优劣不同,黄宗羲、钱澄之等人引入"性情"理论来否定唐宋诗之争,希望诗歌的写作能跳出模拟的窠臼,在抒发个人性情的基础上书写世运。在清初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中,黄宗羲、钱澄之等人的思考与他们曾长期从事抗清复明运动有着密切关系。     

王昶诗学观的兼容性

王昶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朝廷重臣，同时又是领一时风气的诗坛祭酒，其诗学观不是以观点鲜明引人注目，而是兼容并蓄、陶熔百家，体现出极大的包容性。王昶将“性情”纳入“诗史”的范畴，极大地拓宽了传统“诗史”观念的内涵。他从史家立场出发，弱化了诗歌艺术手法的要求，论述了诗歌发挥教化功用的不同路径，为其兼容的诗学观念提供了又一重要支撑。此外，王昶对诗写艳情、学问入诗及对立风格的诗作都持包容态度。然而，面对唐宋诗之争时，王昶固守宗唐立场，他对宋诗只是兼容，并不兼宗。     

明代诗坛唐宋之争的演进

作为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唐宋诗之争在明代大致可以分为初期、中期、中后期三个阶段。初期完全为尊唐主张所笼罩。中期尊唐主张推向极致,但同时为宋诗张目的主张开始较多出现。中后期既尊唐音,又给予宋诗极大的肯定,显示了人们的认识开始呈现出两面性的特点,说明明人开始认识到唐宋诗乃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两种不同审美特质的诗歌范型。这种演进为以后清代崇宋诗歌风气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八十年代以来清代诗学研究述评

八十年代以来,清代诗学的研究工作开始得到了一定的关注,如诗学资料的整理、诗学史的写作、诗学理论的研究、研究视野的转换等,均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清代小说、戏曲研究相比,诗学领域的研究仍显单薄与不足。呼吁新世纪应注意在基础研究与综合研究上加强力量,并注重研究视野的拓展、研究方法的转换,力争把清代诗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南社解体原因新探

南社解体,论者多把唐宋诗之争看成是主要原因。事实并非如此。南社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三个方面:1.民国建立和袁世凯毙命,南社民族主义和几社复社的文化精神已完成了历史使命。2.新文化运动的冲击。3.柳亚子等人文化一元论的思维方式是南社解体的最深层原因。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决定了南社的"诗争"不能正常进行,也影响了以后对南社的评价。     

严羽、刘克庄唐宋诗之争认知差异的原因

刘克庄、严羽分别作为南宋末年的文坛宗主和诗论大家,对唐宋诗之争的认知存在明显的分歧.与严羽论诗旗帜鲜明地“扬唐抑宋”形成鲜明对比,刘克庄论诗“厚唐亦重宋”,造成这种差异主要是与严羽的“盛唐情结”和刘克庄的“隆宋气骨”密切相关,追根究底,便是严、刘二家各自的家学渊源、师承关系的不同.     

“肌理”说与清代诗学转向

翁方纲的"肌理"说作为清代四大诗说之一,不仅以一种特殊的风貌为清代多彩纷呈的诗说添上一抹别样的色彩,更以其对诗歌、诗歌史的独特理解和把握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清代中期一次十分重要的诗学思潮转向,从而在诗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苏诗创新小议

本文针对历代对苏氏诗歌创新特点的指责,从题材、立意、构思、用事等方面全面考察了苏诗创新的优长,并且对唐宋诗之争作出了初步的合乎历史观的检讨,认为:宋代是唐代后最有成就的诗歌朝代,宋诗的成就在于没有学唐诗,后代所有学唐诗的唐诗派比起宋诗的成就相去甚远,所以苏轼不是使古代诗歌倒退的祸首,而是创造唐诗后又一座高峰———宋诗的功臣。     

蜕变与革新中的古典唐诗学研究

古典唐诗学的演进至清代进入总结阶段,实际上也就是其终结阶段.尤其是清中叶后,随着主流诗坛诗学趣尚的变化,一些具有革新意识的诗人和诗论家开始从新的视角来观照古典诗歌(包括唐诗),"诗界革命"诸子将解读唐诗的视阈指向域外,王国维初步引进近代西方美学的观念来观照唐诗,这一现象说明古典唐诗学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契机,昭示了古典唐诗学研究发生变革的路径与方向;至于民初柳亚子等在南社重新挑起唐宋诗之争,鼓吹振兴唐音以发扬民族精神,亦只是"旧瓶新酒",昙花一现而已,这一切都表明唐诗学史的传统路径已走到尽头,新的变局正在来临.     

清代诗人边连宝著述考

边连宝为清代北方著名诗人,其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在清代中期都独成一家。边连宝一生著述颇丰,除诗、文集外,还有诗话、诗文选本以及史部著作,今传世多为稿本、抄本。边连宝著述的搜集与整理,对研究清代北方诗学与诗论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