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精神对第一代"落地生根"华人的影响 ——以孙炳炎为例

陈嘉庚先生致力于新加坡的华校建设、华文推广,他的精神和行为影响了一代代的新加坡华人华侨.孙炳炎是新加坡第一代"落地生根"华人华侨的代表,对新加坡华人教育在式微中得以保存、华人文化得以存续发展有自己的贡献.他是嘉庚倾资助学的受益者,也是嘉庚精神的追随者.他践行嘉庚精神,不仅继承了陈嘉庚先生兴资助学传统,更继承他的中华意识和对华人话语权的维护,对促成海外中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武"的退隐和"侠"的张扬:论老舍与侠文化

作为一个出身于下层民间并为民间文化所深深浸染的作家,老舍好"武"崇"侠",由此又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面对着古老中国被迫进入世界殖民体系之后的不可避免的现代化进程,老舍为"武"这种前现代技能唱了一曲深情的挽歌;同时,他又试图将"侠"的气质作为国民性改造的一种精神资源,通过激活、改造传统文化中"侠"的因子实现新民强国.老舍与侠文化的关系,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和武侠文学的发展轨迹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再说"失语症"

自笔者于1995年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一话题以来①,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学者指出:"三年前,曹顺庆先生提出文学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失语症’.……     

竺可桢与浙江大学的“求是”校训

“求是”是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的院名 ,也是竺可桢校长 1 93 6年到校后制定的校训。这种源远流长的“求是”精神 ,伴随着学校成长壮大的历程而愈益发扬光大 ,已成为今天推动浙江大学探求真理、改革创新、忘我奋斗的一种精神力量。竺可桢校长到浙江大学任职后不久 ,在一次讲话时曾这样说 :“浙大的精神可以以‘诚’、‘勤’两字表示。”“学生不浮夸 ,做事很勤恳 ,在社会上的声誉亦很好。”为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校风 ,竺可桢于 1 93 8年在广西宣山定“求是”为校训。“求是”在当时的解释取的是王阳明所谓“君子之学 ,惟求其是”之意…     

周济本于立意的"词史"新说

周济"词史"新说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他能从词的艺术特征出发,以艺术审美的眼光来总结词的创作和批评,将词的研究从经学复归于文学本位中来.……     

妙在"隔"与"不隔"之间——试析中国古典诗词的朦胧美

清代诗歌评论家王国维曾经在《人间词话》中提出著名的"隔"与"不隔"的理论,他极力褒"不隔"而贬"隔".应该说,强调在诗词创作中抒真情,反对为追求典雅而过分矫揉造作的创作风气,是很有见地的.……     

"鲁迅与浙东文化"论纲(二)

"鲁迅与浙东文化"这一研究课题,是着眼于鲁迅一生与故乡文化的联系来探讨他与中国民族文化及其近现代以来的发展的整体关系.近十余年的"传统文化热"(或称"国学热"),带来我们对鲁迅愈益严重的隔膜、琉离以致对立,在这种对立情绪中所从事的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他的故乡文化联系的研究,是有悖于鲁迅的精神世界与民族文化在整体上特有的联系方式和内涵的.鲁迅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批判表现出对民族"固有之血脉"的追寻和发展,建立在他与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联系之上--"鲁迅与浙东文化"的研究,就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追问和思考.笔者梳理了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衍变,在此基础上,阐释了鲁迅对此的体认和追寻建立在他与故乡文化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之上,是在他主体意识参与下通过"复活-认同"、"深化-辩异"、"升华-消解"实现的.     

墨子"和"哲学的致思方式与境界追求

"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它从总体上集中代表了中华民族对于宇宙人生理想境界的最高追求.本文认为,墨子在继承中华文化重视"和"的思想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冲突的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在宇宙论意义表达了"和"是天地万物的本真状态,也是天地万物有序运行的基础.天地宇宙之"天地和"的应有之态、社会人伦之"万民和"的理想愿望、天下世界之"天下和"的最高诉求,构成了墨子"和"哲学的理论架构,社会理想和境界追求.     

中国文论的乡愁

新世纪中国文论开始有了"回家"的冲动,产生了我们的乡关在哪里,我们的文学思想传统在哪里等一系列问题.20世纪由于西方文学观的巨大冲击,真正具有丰厚本土资源、富于文化"乡愁"的游子情怀,又兼思想家与文学家于一身的文论成功人物并不多见,而徐复观正是这样的新儒家代表人物.……     

"道德"溯源:形上本体与德性价值的统一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和文化脉络中,"道"既指自然万物生成本原、运动规律,也标示人类社会生存方式、伦理秩序的本体规定以及道德实践的总体原则;"德"既表明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也涵指人们基于天道、人道基础上的自然本性之德和个体心性之德."道"、"德"分别指称和对应于客观世界特别是伦理世界中的形上本原实体和人文价值理念.思想家们对二者意义的相互贯通及其辩证关系的寻究,孕育"道德"范畴并赋予其深厚的文化涵蕴,使其兼含伦理与德性、事实与价值的意义,奠基中国道德理性主义精神和文化的发展.作为本然性形上本体与应然德性价值相统一的"道德"范畴及其理念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体系的思想精粹与核心范畴.     

推进校史研究 传承大学文化

近年来,大学校史研究蓬勃兴起,成为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著名高校普遍设有校史研究机构或组织,着力推进校史研究工作,打造各具特色的大学文化.浙江大学于2009年底正式成立校史研究会,由党委书记张曦担任会长,党委副书记王玉芝和副校长罗卫东担任副会长,同时专门设置校史研究室作为日常办事机构,并聘请了一批特聘研究员专门从事浙江大学校史研究.这些工作的开展,对浙江大学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弘扬浙大求是精神、传承浙大文化具有深远影响.     

论中国先进文化的构建与传统文化的继承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离不开对丰富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对此,一是要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适时转换,使传统文化中有生命力的东西变为现代人需要的精神资源;二是要在对民族传统的消解中重建,注重对原形中国文化"合理内核"的获取与发展;三是要用世界的眼光去审视,在开放的吸收中研究和借鉴.     

"洛桑模式"与我国酒店职业教育改革

"洛桑模式"是全球酒店职业教育的成功典范,其精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学以致用的教学传统;求是创新的发展意识;团结敬业的职业精神.比照"洛桑模式",我国酒店职业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努力解决好产教结合、师资队伍建设、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革新、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对传统文化现代姿态的探索——张岱年“文化综合创新论”探析

"文化综合创新论"作为张岱年的文化思想理论.他强调文化"创新的综合"、"辨证的综合",主张在继承传统和对中西文化正确认识基础上进行价值观念的创新."文化综合创新论"是他对传统文化现代姿态的一种探索,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文化的新角度、新视野,是颇有见地的一家之言.也是当今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可资借鉴的思路之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维度

文化的整合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维度.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与创新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用正确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科学的评价;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深层机制上与中国传统文化整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大力加强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建设、推进文化创新、不断提高在世界文化市场中的竞争力,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结合的重要途径.     

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的人民观

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的人民观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人民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民本"思想基础上,在新闻舆论工作实践中形成的.其内涵体现为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三个层次.在实践中,这种人民观要求新闻舆论工作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     

论林语堂女性服饰话语中的时代性别特色

服饰是人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随着社会发展,它既是物质生活的产品,更是精神世界的表现.可以说服饰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符号.在林语堂为数不多的小说作品中,为我们展现了极具个人特色的女性服饰世界.他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服饰等级观念;在人物服饰描写中体现了新旧杂糅、中西合璧的思想;对传统服饰和西洋服饰中的女性服饰及配饰各有所爱,不分伯仲.     

继承与发扬——五四运动对现代青年的启示

文章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梳理,指出"五四"运动主要批判的是为维护君主专制主义遗留下来的宗法的、伦理道德的、典章制度的、价值观的文化,并非是全面反传统的.在此基础上,提出现代青年人应继承和弘扬五四时期的革命精神、创新精神、爱国精神、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在弘扬上述精神时要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唯有如此,才能肩负起复兴中国之重任.     

沟通文质:国难之际浙江大学学术转型

注重实用科学,“抑文重实”为1930年代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一贯主张.起初,浙江大学可谓实践此一政策的典范.然而,竺可桢长校之后,改革教育理念,发展文史学科,调整学科结构与人员组成,浙江大学学术风气为之一变.为调和各院系间的分歧与矛盾,竺可桢提出以“求是”为校训,升华“求是”精神,以此平衡文实冲突,倡导科学人文化.国难之际浙江大学的学术转型,旨在扭转“物质主义”风气,力求融汇新旧,沟通文质,开中国文化之新途径,以此为通才教育之先导.     

横站与中国革命传统——王晓明的批判性、介入性文化研究

通过"重写文学史"和"人文精神讨论"闻名于海内外的王晓明,2000年前后从文学研究转变到文化研究,并主导着上海地区的文化研究。他从文学到文化研究转变的原因是为了把握急速变换的社会现实中新出现的支配文化生产的市场机制。他在继承了鲁迅的横站精神的基础上,参考西方理论的同时,借鉴中国革命传统,持续摸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研究理论。向文化研究的转变以后,他的研究主题继续扩展,比如对城市空间和城市化的批判性反思,对最近中国文学的征兆阅读,革命传统和文化研究的接合。他的横站具有三个支点:作为研究阵地的"上海学派"、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左翼思想和革命传统、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