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制度丛考二题

从文学制度层面来重新审察孔子的生平与言行,发掘孔子《诗》说“思无邪”、“可以兴”等命题的文学内涵。“思无邪”是说不让《诗》受新声溺音的浸染,确保其德义不至流向淫邪。“可以兴”显示了晚周用象形制的变化,《诗》中的起兴物朝着两个方向分化,一则进如晚周诸子述学的观念世界里,一则进到晚周名物训释的博物之学中。     

孔子“兴”式教育法与《诗》《易》的义理化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诗经》和《周易》是他教授弟子们的重要内容，但他并不是仅仅要求弟子们记住《诗》《易》的辞句，而是要他们从中体会出“忠恕”之道来。孔子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当时十分盛行的“兴”式方法，即仅据《诗》《易》中的某一辞句断章取义地引申发挥。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要求弟子们要紧紧围绕着“忠恕”之道去“兴”。孔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诗》《易》改造成儒家经典的。孟子、荀子以及西汉中期以前的儒生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方法。     

“群”与孔子《诗》学之关系

孔子论述《诗》的价值作用,有著名的“兴观群怨”之说,并旁及事父事君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等.孔子的政治抱负使其《诗》学以“群”为终极指向.孔子试图以《诗》来促进君子人格的生成,使其《诗》学带着强烈和同社会、国家的政治意义.《诗》之可以能“群”是建立在《诗》的文学性基础之上的,其中《周南》、《召南》因其在《诗》中的特殊地位而尤具典范意义.《诗》的隐喻特点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赋《诗》断章奠定了前提条件.孔子以对《诗》的整理、研究、使用,建构了其以文学性为基石的政治《诗》学,为古代绵延不息的“诗学”导夫先路.     

孔子的《诗》“无邪”新探

千百年来,研究孔子《诗》学理论的文章不计其数,但几乎没有人将《诗》的“言志”观与孔子的“无邪”论进行比较研究.本文拟试加探讨.一、孔子的《诗》“无邪”是对《诗》“言志”的限定.孔子的《诗》“无邪”及其他的全部《诗》论都记载于《论语》之中.《论语》涉及到《诗》的达十八处之多.其对《诗》的总结性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敝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三个字,出于《鲁颂·(?)》,原意描写养马人放牧时专心致志的神志,并无他意.孔子采用了春秋说《诗》的“断章取义”之法,以此来评价整部《诗》.这种定性型的概述,在中国古代诗论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如果说“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那么《诗》“无邪”可以被称之为诗从属于伦理政治的开山纲领.它对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诗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分的.     

“六诗”本义新探

将赋、比、兴本义解作诗歌写作方法和诗歌体裁均有所不妥。因为“六诗”当是《周礼》编著者在古而自有的风、雅、颂组合中插入赋、比、兴拼凑而成 ,它反映的是学《诗》致用称《诗》以言的时代观念。其要义在赋《诗》以风 ,指以讽喻教化为灵魂 ,以赋为组织核心 ,加上比兴为主干 ,又缀以雅颂为陪衬的《诗》的六种功用。“赋”指“称《诗》以谕其志”,“比”指以《诗》类比己志 ,“兴”指起发志意 ,听赋《诗》而触类旁通生发感悟 ,领会其所含情志意义。就本义言 ,“六诗”原属经学命题 ,至东汉之后 ,赋、比、兴三义才演变成一个发展着的美学命题     

“兴、观、群、怨”说的内涵发展及影响

孔子在《论语·阳货》篇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兴、观、群、怨”的提出对诗歌美学作出重要贡献。在孔子“兴、观、群、怨”的基础上,后人多对其进行阐发,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对“兴、观、群、怨”不断出现新的理解和补充,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中重要的理论批评。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重探汉代经学中的赋比兴说

考察赋比兴所自出的“六诗”“六义”说在汉代经学中的出现与诠释过程,可知赋比兴作为一组关联范畴出现在经学论述中始于东汉时代,但直至汉末并未作为观念架构应用到《诗经》的诠释。真正影响汉代的是《论语》“诗可以兴”的观念,《毛传》之以兴说《诗》及王逸《楚辞章句》的以兴解《骚》都属于此一传统,这也是《毛传》及王逸“独标兴体”的真正原因。由于汉代经学家未以赋比兴的观念架构论述《诗》《骚》,因而应将汉人对《诗》《骚》之兴的论述从赋比兴的观念架构中分离出来重新诠释,并重建从以兴论诗到以赋比兴论诗的观念史。汉代经学史及文学批评史亦应改写。     

《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的渊源关系

汉代的诗学,基本上是《诗经》学,而《毛诗序》就是汉代《诗》学的纲领与津梁。“温柔敦厚”的“《诗》教”与《毛诗序》融合以后,“四始”、“六义”,“美刺”、“比兴”,“风雅正变”,“吟咏情性”,“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等重要的诗学范畴,形成了汉代《诗》学的体系,并对汉以后的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有极深的渊源关系。刘勰的诗乐观与《乐记》和《汉书·礼乐志》的关系紧密。受《毛诗序》的影响,刘勰弘扬了“四始”、“六义”。在美刺比兴方面,刘勰发展了《毛诗序》及汉儒各家对比兴的解释。另外,《文心雕龙》还继承和发展了“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     

孔子编纂学探微——中国编辑史研究之一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兴办私学的大教育家;同时,又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自己从整理古籍中选编教材的大编辑家。孔子在编纂学方面的成就,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值得我们去发掘。 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孔子给学生开了六门课:《诗》、《书》、《礼》、《乐》《易》、《春秋》,称作“六艺”。孔子认为:学好了这六门课,“学而优则仕”,便可     

孔子与《诗经》

《诗经》是我国古代六经之一。它流传久远,影响深广。这与孔子私设教馆,以《诗》教授弟子,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孔子诗教、教诗、评诗、正乐等方面作初步的探讨。一孔子十分重视诗教,他教诲弟子说:“小子(学生们)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他从《诗》的社会作用和教育作用着眼,以培养学生德才兼备的“君子儒”,从而达到“事父”、“事君”的目的。孔子曾对他儿子伯鱼说:“女(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②意思说,做人不学习《周南》、《召南》,就象面对着墙壁站立着似的,“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朱熹)又说:“不学《诗》,无以言。”③是指出使诸侯各国,办理外交,酬酢应对的言辞。这是从修身做人、从政做官的角度,强调学《诗》的重要性。     

孔子与《诗经》

《诗经》是我国古代六经之一。它流传久远,影响深广。这与孔子私设教馆,以《诗》教授弟子,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孔子诗教、教诗、评诗、正乐等方面作初步的探讨。一孔子十分重视诗教,他教诲弟子说:“小子(学生们)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他从《诗》的社会作用和教育作用着眼,以培养学生德才兼备的“君子儒”,从而达到“事父”、“事君”的目的。     

中国诗歌理论起源初探

在我们探讨“中国诗歌理论起源”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研究一下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产生、发展与影响,以及历代文人学者对它的评论。中国古代对诗的评论,就是从对《诗经》的评论开始的。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人们乘着对《诗经》的评论之舟,才逐渐地发现了关于诗歌理论的岛屿,产生了对诗歌在理论上的认识。 我认为中国诗歌理论起源的第一个美学命题,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孔子提出的这个新鲜的美学命题,是我国最早对诗的评论,也是最早对诗歌理论的完整而系统的阐发。“兴”不单指出诗可以使人振     

论孔子诗学

无邪、兴、达是孔子诗学的三个基本范畴。孔子所谓"无邪"是对《诗》的情感本质的肯定,"兴"是对《诗》的文体和思维特征的认识,"达"则是对《诗》可通达天命的形而上性质的认识。"无邪"、"兴"、"达"三者构成孔子诗学的基本框架。孔子诗学是远古诗歌观念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现代转换"。     

《春官》“六诗”之“兴”与《诗经》之“兴”诗

《周礼·春官》大师所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之本义,应该从《春官》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的各种礼仪与＂风、赋、比、兴、雅、颂＂的上古辞源意义考究,加以文献实证,方可确定。从上古辞源考究,本义为祭祖且为各种祭祖仪式通称之＂兴＂,正好与《春官》所叙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之祭祖礼仪＂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相契合,而＂兴＂为祭祖和各种祭祖仪式通称在《尚书》、《礼记》、《诗经》等文献均有存留。据此可以推定：配合大宗伯参与＂大祭祀＂的大师所教＂六诗＂之＂兴＂诗,是专用于祭祖的诗歌。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应译为＂诗可以祭祖＂。朱熹所言《诗经》＂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象诗,并非《周礼》＂六诗＂之＂兴诗＂,而是上古神文化的诗形式。     

赋诗以理性 塑已以诗情──孔子论“诗”用“诗”初解

文章从《论语》、《孔子家语》、《二十二子》三书中收集所有孔子与《诗》相关部分的内容,参照《论语》中“作歌”等孔子“吟咏情性”的部分章节,着力论述了两个观点;其一,孔子用诗范围最广,孔子言志用诗,鉴政用诗,论人、教化、明礼亦用诗;其二,孔子还在《诗》的本质问题和特殊的教化功能上有着极为深刻的高屋建瓴认识,由此认为：孔子不是形式上的诗人,因为他没有给我们留下哪怕是一首叫做诗的东西;孔子又是本质上的诗人,因为他一生充满诗情,一生与《诗》有剪不断的联系,他用一生建构的诗理体系影响了我们二千多年。     

魏晋诗歌中的“比兴”及其嬗变

《文心雕龙·比兴》云：“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讽兼比兴。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沓，倍旧章矣。”由此可知，刘勰认为“比兴”发展到了两汉后，便运命殊异了：一方面，是“比体云构”，辞赋之作大兴；一方面，则是“兴义销亡”，而两汉的辞赋家们“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终致抛弃了《诗经》、《离骚》而下的“兴”的传统，因此是“倍旧章”、“文谢于周人矣。”在刘勰看业，“兴”体被两汉辞赋家们抛弃之后，就没有重新被重视，魏晋的诗人们对“兴”似乎并不…     

关于《诗经》的分类

一、《诗经》编集的音乐分类关于《诗经》的分类,曾先后出现过六诗、六义、四始、四诗等说法。“六诗”之说源自《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但根据什么标准进行的分类,为什么要依此顺序排列,六诗之间是什么逻辑关系?皆未明言。“六义”之说源自《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     

诗何以兴——再论《诗经》的文化作用

孔子论诗,以"兴观群怨"之说最具影响。《诗》何以兴?联系"兴"的原始意义,明显具有原始文化和原始宗教的话语表达特质;分析儒家思想的产生与其社会作用,具有祝宗卜史的知识体系和功能;早期的"兴语"和"兴诗"是原始宗教中祭祀礼仪的元素,《诗经》中的"兴"与《周礼》中的"兴语""兴诗"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结合三者,孔子所谓的"兴"是"祭礼"的重要内容,早期诗歌是国子掌握祭祀仪式的基本教典,而祭祀礼仪则是通过具有"兴"这一特质的语言来完成的。"诗可以兴"实际上指通过《诗经》的学习可以掌握"兴祭"所需要的特殊语言和形式,是当时儒家对弟子继承周礼的一个基本要求。它与联想、想象应该没有关系,而最终关系建立或者是后学的附会。     

试论先秦“雅”的标准

关于《诗》的“六义”,历来一般同意孔颖达的解释:“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即风、雅、颂是《诗》的不同诗体,赋、比、兴是《诗》的不同表现手法。今人对《诗》的“六义”的研究,偏重在“赋、比、兴”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