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学何以可能——法哲学的实质及其可能性问题研究

法哲学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迄今远没有得到解决。本文对此作出一种努力,试图通过解答“法哲学何以可能”这·问题来阐明法哲学存在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阐明法哲学的本质及其相关问题。所谓的法哲学其实质就是法的形而上学。它是关于法（律）现象的抽象本质和存在根据的学说,它所要解答的是法（律）现象何以能够存在这样一个一般的形而上学问题,其使命是指明法律存在的合理性所在。     

语言学的哲学转向及哲学的语言转向与回归

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是众所周知的,但其前提,即语言研究的哲学(形而上学)转向则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索绪尔提出以"关系本体论"的语言观取代"物体本体论"的语言观,为语言学确立了本质主义的学科对象,即语言的本质。索氏的"语言(langue)"是柏拉图"理式(idea/form)"性质的范畴。柏拉图之后2000多年,到索绪尔才终于出现了语言研究的形而上学,或语言学的形而上学转向。索氏的语言观和关于结构与符号的思想,以及语言学整体的发展,迅速被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诸学科借鉴为模板。而所谓哲学的语言转向只是这个宏大画面的一部分,索绪尔是开创了整个20世纪哲学的重要先驱。作为一种话语类型,古希腊哲学或形而上学是基于对言语方式的关注和改造而产生的,因而20世纪哲学朝语言学的转向,也是向语言的回归。从现代语言学到哲学的语言转向,再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在这些逐渐绽开的文化波纹的中心,是索绪尔投下的思想的石子。     

马克思对主体哲学的批判与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至为密切地与批判“主体哲学”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主体哲学,意指以“我思”或“自我意识”为基本建制的全部哲学,亦即现代形而上学。对主体哲学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批判始于马克思,这一批判洞穿了作为现代形而上学之基本建制的意识的内在性,从而在瓦解这一“主体性立足点”的同时使现代形而上学本身趋于终结。而马克思在主体哲学批判中获得表述的语言概念,不仅有力地揭示了始终被“我思”这样一种主体性遮蔽起来的意识的存在特性,而且积极地开启了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存在秩序和存在领域。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主体哲学批判切近地预示了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何谓“哲学”?——论生活儒学与哲学的关系

就其问题意识即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而论,生活儒学的最终落脚点是“形下哲学”的建构,重点是作为基础伦理学的“中国正义论”及其所奠基的“国民政治儒学”。这种“哲学”通常是指某个学科领域的原理部分,如“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甚至包括作为分析哲学的所谓“语言哲学”,其所思考的乃是形而下的某个存在者领域。但更严格的“哲学”概念,按照海德格尔的界定,乃是形而上学,主要是传统的本体论,其所思考的是存在者整体,最典型的是黑格尔式的以“反思”为特征的哲学。在生活儒学,这就是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以及针对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的建构。这种“形上哲学”与上述“形下哲学”的关系,即“形上→形下”的奠基关系。然而按照海德格尔的“双重奠基”思想,形上哲学与形下哲学都是存在者化的思考,即都面对“存在者何以可能”的追问;再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思想,上述关于“存在者”的哲学都需要关于“存在”的思想来为之奠基。这种存在之思不是哲学,而是海德格尔所称“哲学终结”之后的“思的任务”。在生活儒学,这就是关于“前存在者”的“生活存在论”或“生活论”。因此,生活儒学不是哲学,或者说远不止是哲学。然而正如海德格尔之“思”也被称为“海德格尔哲学”,这种最宽泛的“哲学”概念所包含的存在之思亦可称为“存在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儒学亦可称为“生活哲学”。     

中国哲学面临的挑战和身份重建

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思想能否称之为哲学,是争论了百年的老问题.近年来,虽是旧话重提,但意义已全非.过去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全仰西方之鼻息,惟恐自家不济而千方百计地"贴"上去,以证明中国哲学的成立.而现在我们需要检讨的,却是即存的中国哲学表达形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当中,如何受到了欧洲中心主义之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无所不在的支配,从而丧失掉民族叙事的主体性,成为西方哲学的附庸和注脚,这也是所谓的"身份重建"之主要意指.     

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国内学者目前有三种看法：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没有形而上学,它只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以批判与改造现实;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研究形而上学,从辩证法的存在根据与反对形而上学的后果考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离不开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关注;三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形而上学,从实践哲学的角度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仍具有形而上学性质。这些研究尚存在轻视康德的形而上学革命、缺乏对相关历史进程的系统分析等突出问题。应当以这些问题为当前研究的重点,针对中国当前的社会建设寻找理论与现实的有效结合点。     

哲学概念三解

人们通常将"哲学"定义为"爱智慧"或"智慧的朋友"。显而易见,这样一种界定过于宽泛而失之具体。要准确而具体地把握什么是哲学,需要先明确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为什么"的问题,即人为什么要热爱和追寻智慧?二是"是什么"的问题,即"哲学"作为一种智慧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三是"怎么样"的问题,即"哲学原型"是什么?在这样三个问题探讨的基础上,才能确定哲学的定义:所谓哲学,是指在超越层面研究事实与价值的学问。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再认识

本文认为，我们当前在哲学理论研究上之所以缺乏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对“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误解而引起的。本文引入类型理论，把哲学与哲学的具体类型区分开来。哲学是唯一的，与它对应的问题是哲学的元问题，即“什么是哲学”？哲学有许许多多的具体类型，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对应于哲学而言的，而是对应于具体的哲学类型而言的，有一种哲学类型，就有一个基本问题，所以，它不是唯一的。实际上不应提“哲学基本问题”，而应提“某某类型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黑格尔等为代表的知识论哲学类型的基本问题。现代西方哲学从根本上超越了知识论哲学传统，所以它与近代西方哲学（知识论哲学的典型形式）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马克思哲学是从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它不是知识论哲学，而是实践唯物主义，所以它的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这一基本问题也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重新认识“哲学基本问题”，将使我们在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中获得许多新的成果。     

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证明——读《朱陆之辨——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

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重新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而这一问题的提出,与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所导致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意义的危机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中国本没有"哲学"一词,也没有与西方对应的哲学学科,近代中国哲学史学科是胡适、冯友兰等人参照西方哲学范式(实际是某一派的范式),取中国传统学术中与西方相近的材料建立起来的,用冯友兰的话说,是"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来而叙述之"(<中国哲学史>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8).     

如何超越马克思正确批判过的形而上学立场

马克思哲学与"绝对的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是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与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联系起来思考。我们认为,一种形而上学话语的哲学性质就在于它拘执于它所反对的东西的本质之中,所谓形而上学的命题反过来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命题。人们依循着形而上学的"颠倒"来制订其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方向,这是现代性之巨大镜像,它集中体现了作为形而上学之不变本质的部分结果。只有立足于"历史科学",突破形而上学或现代性视界,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之要义,也才能正确阐发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质。     

重建"中国哲学"的双重理据

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至今仍存在着文化传统与哲学学科的双重合法性问题。如何才能使“中国哲学”既根源于“中国”的本土文化,又表达出人类普世性的“哲学”精神?文章强调应该通过民族性的文化寻根与普遍性的哲学寻根两条途径来寻求重建“中国哲学”的两个学理依据,真正实现中国哲学的重建。     

哲学基本问题新解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转换及当代科学发展观的视觉上看,我国哲学界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及哲学基本派别划分的理论,在总体上存有尚未摆脱近代形而上学倾向之嫌。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所关注的是人类的生活世界,而不是追溯世界的初始原本或终极存在,哲学的功能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对实践赋予了新的本体论意义,为当代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唯物论前提。     

“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历史考察

近几年来,学界关于“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与“中国哲学合法与否”的论争颇为热闹,论者机杼各出,时有高论妙见,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并不试图对这两个问题本身作出回答,而是打算从历史的纬度重点考察问题的由来,以及先贤为解决此问题所做的努力及其存在的困难。实际上,无论认定中国“有”哲学或者还是“没有”哲学,我们都无法不以西方作为一个参照系,这就是我们当下言说中国有没有“哲学”逃脱不了的“宿命”。     

生活、哲学与信念——评黄玉顺的"生活儒学"

黄玉顺先生的“生活儒学”是近年兴起的“儒学复兴”、“文化保守主义抬头”诸般思潮中的一种。在“哲学”式微的现代,“生活儒学”执持于从“哲学”与“形而上学”的进路复兴“儒学”,无疑是发人深思的。而如何理解“哲学”与“形而上学”,乃至于如何定位“儒学”中的“生活”观念,则是应该深入探讨的。     

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生命本原说之探讨

讨论和比较中医学的生命本原说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生命本原说。中医学认为人体生命源于父母之精,生命过程的维系依赖于一身之气。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人与宇宙万物的共同构成本原是存在于宇宙中的桥或气。因而在中医学中,不能说人体生命是由人体内之气生成的,而应坚持和发展中医学的精为人体生命之本原、气为人体生命之维系的理论,并逐渐淡化中国古代哲学的生命本原说。     

论“中国哲学”的意义困境

"中国(现代)哲学"自五四之际创建以来,虽力图重建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但由于它采取了以西方哲学解释古典义理学的方法,使之在逻辑上不可能并在事实上也一直没有成为中国人的思想源而参与生活建构.古典义理学是传统生活的思想源,哲学是现代生活的思想源.但是,无论民间生活还是国家政治生活都不以"中国哲学"为思想源,因为人们并不能从中获得生活意义,而"中国哲学"因此陷入意义困境.     

梁漱溟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梁漱溟之所以借用柏格森生命哲学作为批判唯科学主义的思想武器,就在于它是高扬直觉主义而对理智主义和科学方法进行批评的哲学。援柏格森生命哲学入儒,借以比较中西文化,批判唯科学主义,这是梁漱溟重建儒家形而上学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则是,他欲以生命哲学去抉发中国文化的价值,向人们展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所包含的“真理”,将西方文化导向中国一路,以此证明儒家的人生态度具有独特永恒的价值和意义。     

傅斯年对"中国哲学"的看法

傅斯年对“哲学”的认识和理解,经历了3个不同的时期:北大学生时代、旅欧时期和回国以后,相应的对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学术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之看法,也经过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过程,这种不确定性表明了早期“中国哲学”之边界的模糊和内容的歧义。     

中国哲学之德性形上学辨析

通过中国哲学形上学之天、道、命、理、性五个基本范畴之内涵辨析,指明中国哲学乃是不同于西方知性形上学的德性形上学,其本体论理论形态表现为追问生存之第一原则(德性原则)的生存本体论。中国德性形上学有着自己独具内涵的形上学范畴体系,体现出德性优先的人文关怀理念,并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之伦理文化形态。     

"法哲学"观批判

目前,法哲学思想界对法哲学的学科性质歧见很大,有着各不相同的“法哲学”观。法哲学是关于法(律)现象的抽象本质和存在根据的学说,其实质就是法的形而上学,其他的诸种“法哲学”观均有悖于这种法哲学的一般本质,都是一种非哲学的“法哲学”观,不足称之为法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