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性别和后现代主义——由福克纳笔下的南方女性形象说起

威廉.福克纳采用后现代主义手法解构了南方贵族主流文化,以其独特的视角塑造了有着浓厚地方性与历史性特征的南方女性形象,深刻揭露了南方的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强烈谴责了南方清教思想对妇女的摧残。他不但是一位痛恨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同情黑人命运的反种族主义作家,而且是一位同情妇女,尊重妇女,关心妇女问题的人道主义作家。     

汉唐历史变迁中的南方与北方

汉唐同为中国古代盛世,其历史进程不无相似之处,其历史变迁亦显而易见.汉唐间的差异,都渊源于汉唐之际的魏晋南北朝.从大一统的秦汉皇朝,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分裂,到重归一统的隋唐帝国,构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而典型的"朝代循环".这不仅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划阶段的意义,而且还使中国中古历史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中世纪历史发展路径迥异.汉唐间历史发展的这种取向,实质上是与当时的南北区域背景,特别是与六朝时期特定的南北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南方在汉唐历史变迁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首先,东汉以来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及其地位的提高,为孙吴及东晋南朝政权的建立和维持提供了基础,使中国历史的发展由东西相抗,中经三国鼎立过渡,最终形成为数百年的南北对立之局.其次,永嘉之乱后北人的大规模南迁,使汉魏西晋的传统文化随着晋室南渡而迁移、保存于江南,并与南方文化兼融混合,最后演化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和代表.而后,随着隋唐帝国的建立,天下重归一统,政治中心重建于北方,在东晋南朝得到新的发展的汉魏文化又被回馈给北方,中国历史又重新走上从汉魏西晋到东晋南朝一脉相承的发展道路.再次,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东晋南朝政权的存在,推动了十六国北朝内迁北族的汉化进程,进而推动了南北统一的进程.贯穿于南北朝时期激烈的南北正统之争,恰恰表明了南北朝在文化上的趋同,而南北政治统一实以南北文化的交流和统一为先导.可以说,文化是南北统一的凝结剂和催化剂.     

陈忠实《康家小院》浅析

陈忠实的《康家小院》突出表现了“外来者”介入古老的乡村/中国后,被进入者的心灵世界与生命旅程的变迁。在叙事者的叙述中,我们既看到了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满与批判,也看到了作家对现代文明认同的无奈与忧惧,更看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所持的矛盾心态——遗憾中的依恋,痛苦中的流连。在批判与坚守,背弃与回归中,作家不仅完成了一个悲剧女性的形象塑造,而且展示了自身内心深处的思想悲剧性。     

《白鹿原》与现代家族文学比较

<白鹿原>、<家>等现代家族文学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视角观照现代家族文化,都塑造了大家族的维护者、叛逆者、牺牲者、败家子等形象,但主旨截然不同.现代作家对宗法社会进行了无情抨击,全盘否定家族文化,刻画了封建大家族崩溃过程中痛苦挣扎的灵魂.<白鹿原>是"五四"后家族小说一次高层次的复归与超越,它还原了20世纪国民的生存状态,第一次正面描写家族文化,塑造了儒家文化浸染的具有人格魅力的族长白嘉轩.作家在展示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同时,也揭示了它对人性的压抑与迫害.     

马来—玻里尼西亚与中国南方文化传统的关系

我是一名文化人类学家,主要研究太平洋岛屿文化与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文化。最近有资料表明这两种文化之间有着史前联系。中国南方有些少数民族是3000年前曾建立于绍兴的越国人的后裔。越文化的影响或遗风也明显地存在于他们之中。中国的学者从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中亦发现越国人又是距今7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的后裔。而新石器时代的人又与马来—玻里尼亚人的祖先十分相似。大量的语言、习俗、物质文化方面的考证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越国人的后代与马来—玻里尼亚文化有悠久的联系。中国的学者偏重于研究和注意越文化对后来的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百越”一词也不甚科学。如果考虑到汉民族在中国南方的发展中所汇聚的数量众多、风格各异的文化习俗和传统,“百越”一词显得有些含混。事实上,有些文化习俗的发展已经跨越了中国的疆界,甚至到了东南亚以外。“百越”是指直接     

从"上帝之死"到"人之死"——解读奥康纳《好人难寻》中的人学探索与人文情怀

作为美国20世纪"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作家,奥康纳在其短篇小说《好人难寻》中不仅延续了美国南方文学的创作主题,强调家庭、宗教信仰、白人与黑人的种族关系等概念,继承了南方女性作家关注女性、关注女性形象与生存体验的创作传统,更以其强烈的宗教现实关怀的情怀,探讨了人和人、人和神的关系,使传统文学业已表现的理智与情感、理性与本能欲望、善与恶等二元对立的人文母题超越了狭隘的地域界限。其中,作品对人类生存困境以及人性两面价值的透视,反映了20世纪西方文学对人类自身价值与命运的深刻思考以及对"人"的终极关怀。     

大国身份叙事重塑与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

俄乌冲突爆发后,开拓“全球南方”新议程成为印度外交的新抓手。莫迪政府之所以会“重新找回全球南方”,不是要回到“动员南方对抗西方”的旧模式,而是为了服务其大国战略转型。在历史化的“全球南方”中,印度作为地缘中心、文明中心的历史地位不仅形塑了其“全球南方”身份,也建构了印度独立以来的不结盟外交传统。但莫迪上台后打破这一传统外交框架,将“领导型大国”“西南大国”和“全球南方领导者”打造为新的身份叙事,加速推进印度大国战略。“全球南方”的作用因此被重新定位。政策取向上,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主要表现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强化以印度教文化为基础的软实力外交,倡导改革多边主义,以及联合西方对华进行“全球南方领导者”的地位竞争。尽管现有的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印度,但莫迪政府过分追求大国地位而虚化“全球南方”身份,将“全球南方”工具化,使之服务于自身的短期收益和地缘政治博弈,势必会受到多方制约。当前,需警惕西方利用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急切心理,操弄“全球南方”议程,激化中印竞争,加剧“全球南方”陷入集团政治困境的风险。     

唐宋时期南方民族关系的新格局

自魏晋以降,由于北方人口的南迁,南方各民族间的接触、碰撞、融合一直在或紧或慢地进行,而在唐宋时期,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北方向南方的移民规模扩大,速度加快,民族融合的进程也因之加速进行.其主要表现是汉族南方诸民系次第形成,一些南方少数民族也发展成熟,奠定了南方民族关系的新格局.限于篇幅,本文仅就东南和华南地区福佬和客家两个汉族南方民系的形成略加论述.     

现代作家对江南城市的人文观照与诗性阐释

现代作家关于江南城市的感受、经验、思考与期冀,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普通的文学创作;作为一种以人文观照与诗性阐释为中心构筑的话语与文本谱系,它既是现代江南城市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也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记录与再现了传统江南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江南城市细部的、具有微型叙事的特征,是在现代作家的江南城市经验与话语中大白于世的.江南城市研究与现代作家的书写构成了一个"阐释学循环",一方面,作家的感觉、情绪、心理与审美表现固有的模糊性,借助这些对城市历史与传统的"文化研究"可以获得知识上的明晰性;另一方面,也只有深入与准确地理解了不同江南城市在形态与结构上的差异,才能发现现代作家关于江南城市书写所具有的社会史与思想史价值.     

现代文学的审美超越性与现实功利的羁绊

文学的超越性是以它的现实性为基础的,中国现代文学所面临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反映了现实,而在于对现实的功利性态度局限了它对现实的深入表现.一方面,现实功利性文化的制约把现代文学的关注点牢牢地吸附在社会政治实践上,使文学难以在探索范围和深度上有大的突破;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以"正德"实践为目标的超越模式既使作家强调事功而忽视对"真"的探索,也使作家的主体意识受到抑制.这正是现代文学的超越性困境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