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的先驱孔臧及其赋考说

孔臧是孔子的第十代孙，他的祖父三兄弟及父亲是秦末农民起义的支持者或直接参与者。臧幼承父爵及家学，是儒、文双栖的人物。其赋先学荀况体物体，后转作骚体。今存四赋为他少年习作，其中《谏格虎赋》可考比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大约早十几年，开了汉大赋模式之先河。     

周秦社会变迁与"友"的衍化

我们现今所说的"友"或"朋友"一词的含义,在历史上曾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西周时期,"友"指同姓同族之兄弟,亦指兄弟相处的伦理规范;春秋战国时期,"友"的含义逐渐发生了衍化一是作为人称,所指的对象由亲属关系(同姓同族兄弟)向社交关系转变;二是作为一种伦理规范,则逐渐丧失了宗法政治的功能,而向家庭伦理转变;三是由于社会交往的范围日益扩大,异姓同族之人交朋结友的现象不断增多,又相应地产生了以"信"为核心的"朋友之道"."友"的含义的如上改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秦之际的中国社会变迁.     

孔平仲与苏轼交谊考

<正> 孔平仲,字毅父,北宋临江军新淦县人(今属江西峡江县),孔子四十七世孙。孔平仲及其兄文仲、武仲皆与苏轼、苏辙昆仲友善,论者目之为蜀党骨干。三孔皆工诗文,存世有南宋王(艹违)所辑《清江三孔集》。黄庭坚称美元祐人文之盛云:“二苏上连璧,三孔立分鼎。天不堕斯文,俱来集台省。”三孔享有与苏氏兄弟同样崇高的声誉。三孔诗之尤工者为平仲,风格近乎苏轼,与苏轼交往亦时日最久。本文拟大略考述其交谊之始终。     

论春秋战国之际“孝”观念的变迁

一 “孝”作为一种观念,至迟在商周之际即已出现。但那时“孝”的内涵与后世颇不一致。从西周到春秋时期,施孝对象之范围有一个明显的收缩过程。西周时期,施孝的主要对象包括如下几类:一是考妣、先祖;二是宗室、大宗、宗老;三是兄弟、朋友、婚媾。而到春秋时,施孝的对象则仅限于考妣、祖先(铭文中多称“皇祖”),而其他如宗族、大宗、兄弟等都被排除在外了。     

王勃佚诗及其兄弟关系考

《韵语阳秋》中存有王勃的两首佚诗（或其片段）：《自乡还虢》和《诫劫劝》。王勃共有兄弟十二三位之多,但有姓名可考的只有八位。王勃与诸位兄弟之间极其友爱,但根据这两首佚诗传达出的信息,王勃之弟劫、劝可能真如《韵语阳秋》的作者推测的那样曾经闹过矛盾。为了处理兄弟之间的矛盾,王勃以《倬彼我系》来宣扬家族精神;以《诫劫劝》直言劝告劫、劝;以《送劫赴太学序》号召兄弟们恪守儒家的伦理道德;最后以《自乡还虢》表达了兄弟们之间应该像花萼和花朵一样亲密相依。其增强兄弟关系,处理兄弟矛盾的方式值得我们借鉴。     

三达德与五达道

三达德指知、仁、勇,五达道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也称五伦。《中唐》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又说:“子曰:好字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两样伤逝，几许别情——《伤逝》：伤兄弟亲情之逝

鲁迅的《伤逝》以其艺术的独特性、思想的现代性、内容的曲折晦涩性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研究者大多关注“青年爱情小说”这个文本线索,而对周作人“伤悼兄弟之情逝去”的说法视而不见。透过《伤逝》的环境、情节和人物描写,联系作者的生平经历及写作动因可以看出,《伤逝》其实是作者在男女情爱的表象之下,以自身的重大创伤经验为机核、以兄弟相处经历做骨干的“伤悼兄弟之情逝去”之作。     

天使与恶魔——《喧哗与骚动》中的凯蒂形象解读

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自问世以来一直被众多的评论家所推崇,其新颖独特的艺术手法,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不仅标志着作者文学事业的顶峰,也开创了美国文学的新时代.小说通过班吉、昆丁、杰生兄弟三人的视角,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完整、真实的凯蒂的形象,本文通过兄弟三人与凯蒂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力图理解作品中这一虽未出现但却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凯蒂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其实不过一念之间.     

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类型再谈巴赫金的"未完成性"理论

文章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出发,重新审视巴赫金关于陀氏小说人物的"未完成性"理论.通过对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关于"未完成性"三大理论基础--作者统一意识的消退、主人公的思想的自我发展、主人公与作者思想的平等对话的分析,再结合<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人物形象类型化的特点,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性格已经定型即完成了.巴赫金的"未完成性"理论并不能说明陀氏小说人物的特点.     

万顷沧波没两鸥——谈苏轼赠和子由的诗

中国历史上兄弟齐名,才倾京国的虽不多见,但绝非仅有苏轼苏辙。且不说世称“三张”齐名的张协、张载、张亢以及并称“大小谢”的谢灵运、谢惠连、就说曹丕、曹植和陆机、陆云虽都是“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同胞兄弟,而就志同道合,手足情深来说,显然与二苏不可同日而语。曹丕以逼弟赋“豆在釜中泣”而引人唾斥,平原、清河也有“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厄运而令人扼腕。苏氏兄弟不仅超越了曹、陆,昆仲的文采风流,并且,他们的兄弟友爱所结成的“棠棣之花”,一向传为历史上的美谈。     

“四海之内皆兄弟”与人类和平的可能性

源于《论语》的格言"四海之内皆兄弟"蕴含着这样一个意思,即是兄弟就必然相亲相爱相助,因此如果人类有兄弟一般的关系,和平就有保证。然而,人类历史却见证了诸多兄弟相争相斗相残之事,所以本来意义上的兄弟关系并不能成为"我"与他人之关系的典范。因为,"我"作为"我"就意味着占有和权力,并因此而是他人——首先可能就是直接妨碍我之占有和权力的兄弟——的潜在的谋杀者,直到兄弟作为与"我"最近的他人成为对于我追求占有和权力的自发性的质疑,从而唤起"我"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并逼使"我"反问自己是否自然地拥有优于他人的权利,一种不以血缘为基础的普遍的人类兄弟关系才有可能。在此关系之中,"我"为所有他人负起无限责任,如此人类和平才有可能。     

孔教会始末汇考

孔教会是民国年间出现的一个以树立孔子为教主为目的的宗教团体,在社会上一度颇具影响力。孔教会主要是由康有为、陈焕章师徒发起,联合了一些遗老及各种保守人士组成。孔教会本是康有为实现当年政治抱负的一种手段,所以,其成立后就介入到民初复杂的政治纠纷中,其兴衰也与时局的影响有极大的关系。孔教会的兴衰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康有为时期,从孔教会的成立到张勋复辟后康有为辞去孔教会会长职,孔教会从开创迅速走向兴盛时期;二是陈焕章时期,在北洋政府支持下孔教会继续发展,但因局势变化已有了衰落之势;三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孔教会最终在政府的压力下改名为孔学会,并逐渐衰微,终至于消亡。     

桐城古文宗派论

三代两汉之文尚矣。自兹而降。骈俪争鸣。用是不竞。亦文章升降之关也。有唐中叶韩昌黎氏。与其友柳子厚氏、及其徒李翱张籍皇甫湜之属。约光圣之旨。御刚大之气。垂信絜之言。于是六朝淫靡之习。廓然一变。宋时有欧永叔氏。曾子固氏、王介甫氏、及苏氏父子兄弟。皆阴取三代两汉有唐诸子。以各成一家之言。金元而降。则有震川荊川遵严诸子。以文于世。清初以古文昌者。则有方望溪氏、刘海峯氏、姚(?)坞     

先秦至南北朝异姓结拜及其对人际关系的协调

正缘关系是中国古代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内容,而血缘关系中,兄弟关系又为重中之重。自春秋战国宗法制度解体以后,社会上又出现一种酷似血缘又非血缘的异姓兄弟关系,并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影响深远。学者们对异姓兄弟关系进行了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研究。如李祥文《结拜风俗研究》[1]、谢元鲁《论中国古代社会的虚拟血缘关系》[2]、陈尚仁《盟约与结义——从春秋与〈三国〉谈起》[3]、岳德虎《我国古代"异姓兄弟结拜"之考论》[4]。然而,从礼与人际关系角度考察异姓兄弟关系似乎没有引起学者     

王念孙校雠学初探

从清代学者校雠古代典籍的不同范围看,大致可以分为三派;钱大昕、钱大昭兄弟着力校雠诸史,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荟萃于《二十二史考异》之中;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则专攻群经诸子,《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是他们研究成果的集中代表;第三派可称之为博校派,学坛多推卢文弨、顾千里为代表,他们对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校。但在这三派之中,成绩卓绝者首推王氏父子。阮元在《石臞先生墓志铭》中侃然指出:“高邮王氏一家之学,海内无匹也。”本文试图仅就《读书杂志》这部专著,探研王念孙校雠群经、诸子之方法及其卓见,以就教于方家。     

董必武年谱

一八八六年(光绪十二年丙戌) 三月五日(农历正月三十日)董必武同志诞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董家大湾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原名董贤琮,号壁五(因人们多写成必武,遂习用之),学名用威。兄弟行三。当时全家有近三十口人,靠必武的父亲董基文(号采臣)、四叔董基明(号     

《诗经》读札（一）

《诗经》读札（一）陈柏华《卫风·氓》第五章云：“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Ａ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后人对其中一些诗句的理解多有不确。首先，“三岁为妇，靡室劳矣”，人们素以为这是写女主人不以操持家务为...     

从自概之道探曾国藩修身之鉴

本文从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藩给其兄弟曾国荃、曾贞干的家书中所提出的,内容为劳、谦、廉三字的“自概之道”入手,论述曾国藩的修身之鉴,以图加深对其思想言行的理解。     

中庸的涵义和在先秦哲学中的意义

中庸,最早是孔子根据古代“中”的观念而提出来的.《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夫,民鲜久也.”中庸首先是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而被提出来的,但孔子对其具体内容却没有加以阐述.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对中庸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并且认为它也是一种进行道德修养和处理问题的原则和方法,称之为“道”即“中庸之道”.《中庸》提出“五达道”、“三达德”和“九经”是中庸的具体内容.“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也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以下未注出处者均引自《中庸》).“五达道”是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三达德”是智、仁、勇这三种品质.《中庸》认为,在封建社会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社会关系中.要使封建社会得以安定就必须处理好这些关系,即“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而这就要具备智慧、仁爱、勇敢这三种品质.《中庸》又提出了“九经”:“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序

<正> 我国古代文论发端于先秦,而兴盛于魏晋南北朝。从曹氏兄弟直到刘勰、钟嵘,他们不但对文学创作及基本上与之同步发展的文论在理论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而且对于如何表达这些理论,也同样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如晋朝挚虞撰《文章流别》,分为集、志、论三个部分:集是作品,志是传记,论是理论批评。他把这三个各有侧重面而又互相关联的组成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就能够比较完整地体现其所涉及的历史时代的整个文学风貌。挚虞这一创造性的工作,对于后世文论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