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两种语言并用和民族接近

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代,扩大研究苏联多民族社会的民族关系和民族过程的问题极其尖锐地提出来了。从苏联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的形成及其作用来看,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大家知道,这个新的历史性共同体是多民族的,但它的特征却是社会政治的一致、共同的领土、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特点相同的精神面貌、一切大小民族统一的苏维埃生活方式。研究这个共同体的特性,揭示其历史发展中的民族关系,是苏维埃民族学的一个重要任务。苏联多民族社会的历史向全世界显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这一革命保证了我国各民     

苏联人民——人们新的历史性共同体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里,我国出现了人们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在共同劳动中,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在捍卫社会主义的战斗中,各阶级和社会集团之间、各大小民族之间产生了新的和谐的关系——友好合作的关系。”最近几年,学术界对作为人们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的形成和发展问题进行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然而我国社会发展现阶段的理论和实践的这个重要问题,迄今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在发言中也指出了这一点。例如,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里耶夫就指出,民族接近问题,包括苏联各民族在内的     

两种语言并用——新的历史性 共同体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苏共二十六大的文件里,发达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解决是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来的。苏共二十五大指出,新的历史性人们共同体的基础是“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和以我国各民族、部族友谊为条件的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不可摧毁的联盟”。这样,苏联人民就具有两个不可分离的、彼此联系的特征。第一,这个新的社会共同体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没有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成熟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由基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个人劳动以及经济和政治利益完全一致的亲睦的阶     

苏联政府无法走出民族困扰的死胡同

苏联政治舞台上的特点,首先是它的多民族性和民族感情的强烈性。苏联政府在民族政策方面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又遭到了明显的失败。说它成功,是因为苏联政府的初期政策是以同意和帮助各民族包括最弱小的民族集团获得繁荣昌盛为目的的,尽量给他们以自由,满足他们的愿望。现已充分证明,这一目的是达到了。说它失败,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第二阶段计划是要消除民族差别,把各民族融合成一个新的、历史性的、更高级的共同体,融合成“苏联人民”。苏联领导人断言存在着这个“苏联人民”,然而,这种说法是不值得一提的,     

人们共同体的多样性及其认识论——兼答额·乌力更先生

国民 (nation)、民族 (nationality)和跨界人民 (peopleacrossthebounda ries)是不同形态的人们共同体 ,其根本区别在于政治特征和组织形式不同。汉语以广义的“民族”概念指称三者甚至一切人们共同体甚为不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不同学科在使用“民族”一词时缺乏规范和协调外 ,还受斯大林“nation”定义的影响。斯大林的定义名指nation ,而实指nationality ,具有服务于建立苏联和支持被压迫人民独立斗争的目的 ,但其否认“nation”的国家 (state)特征是不合实际的。从政治特征上认识“国民”及各种人们共同体的本质 ,是反对民族分离主义、反对分化多民族(多族体 )国家的新干涉主义、争取确立良好的国内民族关系和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民族关系理论的若干问题

在本文中我们将研究民族理论的某些个别的但是重要的范畴(如民族关系、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理论的中心范畴就是“民族”(Нация),它是人们共同体历史形式的反映,它是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所固有的范畴。民族——这是一个活的社会机体,其实质表现在它的丰富多彩的生命活动的各个方面。民族共同体(民族、部族等)通过各种形式(民族内部的和民族之间的)、各种形态(经济的、政治的、精神文化的等)以及各种水平(制度上的和个人之间的)民族关系实现和发展其职能作用。而且这些共同体生命活动的性     

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共同特点是跨越了奴隶制社会阶段

我国广袤的中东南地区,生息着众多的民族,它们在古代被统称之为“越”和“蛮”。种种材料表明,先秦时期,中东南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群体,均处于由“野蛮向文明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过渡”的氏族部落历史阶段,尚未形成民族。这些人们共同体无论从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以及表明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方面,都是不稳定或不很稳定的,因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或因经济政治原因,或因战争和婚姻关系,出现了许多混融的迹象,各共同体演进的总趋向是     

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红色+”模式研究

红色资源作为宝贵的革命实践资源,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具有全方位的助力作用。民族地区红色资源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独具民族地域特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但在一个时期,民族地区红色资源存在生存环境恶劣,开发利用效率低下,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挖掘不足等问题,致使民族地区红色资源的效能未能充分发挥。以中华民族多维建构理论为基础,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维度探讨民族地区红色资源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并提出了“红色+”模式,即“红色+爱国基色”夯实国家认同根基,“红色+绿色”促进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红色+民族特色”增强中华文化自信,“红色+民族团结底色”构建中华民族认同。     

关于术语“族群”

关于术语“族群”阮西湖最近几年，在我国民族学、人类学领域出现了“族群”这一术语。它来自我国台湾省的研究机构，如台湾的“族群”研究所。“族群”显然是指那些尚未发展为民族的人们共同体，笔者认为此词若广泛使用，会引起学术上的混乱。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人们...     

议论民族共同体的性质、内容及其形成——对所谓民族是"想像的共同体"的质疑

关于民族的定义向来极为复杂,没有定论.在此基础上,近些年来在西方又有新的思潮出现,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该书对民族的界定是:"它(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这一理论,在国内外学者中,产生了不同的反应.本文试就这些新的观点,结合传统的理论以及史实,进行质疑性的探讨.     

我国少数民族权利的保障成就、实践特征与时代意义——基于历年人权白皮书的解读

历年人权白皮书表现出,我国少数民族权利保障进一步具体化、规范化、优质化,实现了从“赋权”到“赋能”的历史性跨越。这反映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的实践特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升少数民族权利保障的法治化水平;以发展促人权,加强少数民族群众的可行能力和实质性自由。我国少数民族权利保障不仅体现出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权利的现实享有,更意味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具有提升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和使命感,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部落、部族与民族

一、部落(племя)和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部落和部族是民族形成之前最早的历史性共同体。通常把部落和部族(也包括民族)称作人们共同体的历史形式,这是没有什么疑义的。问题在于它们都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共同体,有哪些特殊之处可同其他的历史性共同体:种族的、阶级的、国家的、宗教的等等共同体相区别?为着分清这些特殊之处,就要把部落、部族(也包括民族)有别于其他共同体的语言、文化、习俗和传统的特点阐述清楚。“民族的语言”、“民族的地域”、“民族的传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意义与实践路径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党和国家一向高度重视民族事务，把民族工作纳入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来布局谋划。党的十九大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政治性、统一性、稳定性、历史性、普遍性等五个理论特征，还有显著的时代意义，我们可以从组织路径、政治路径、思想路径、物质路径、社会路径、法治路径等六个方面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要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尊重差异追求共同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民族地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时代价值、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项凝聚共识、团结奋进、共同繁荣的重大政治和社会工程。民族地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可以确保其与全国“一条心”“一盘棋”“一个调”。目前,民族地区还存在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建设等薄弱环节,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的领导力、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民族地区必须围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摆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统筹规划,向着“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共同目标持续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民族地区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构建互嵌式的社会结构,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强化“四个共同”“五个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教育,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植根于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心灵深处。     

民族与民族过程

全世界分布着许多处于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同阶段的民族。民族是人们社会共同体的特殊形态,是由许多标志的总和来决定的:共同的语言和地域、接近的文化和习惯、共同的历史和法律规范,而在某种场合下又是一个国家。在苏联科学文献中,通常把民族划分三种不同类型。最早的民族类型是原始公社制度特有的部落和部落集团;随着奴隶占有制和封建社会形态的出现,产生了新的民族类型——部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主要理论渊源和政治化效应——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中国化的考察

概念是理论的基石、思想的出口和“公诸众人的意义参照”。“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新概念，已在新时代演化为中国学术、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研究发现，这个概念的提出、传播及政治化，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结果。政治化使其从最初仅在学术领域使用的描述性概念，发展为在学术、新闻、教育、政治领域同时使用，兼具描述性、规范性、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概念。相比“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等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既能把由我国各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含义和价值导向更为清晰地表达出来，也能把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结构之国家民族的含义，和“一体”对“多元”的统摄性、“多元”对“一体”的支撑性表达出来。它蕴含的思想、实践引导动能的释放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要以其作为核心概念、理论基石重构关于中国民族的知识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与秩序

理解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含义、结构和秩序,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以及新时代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的民族工作主线,正确把握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文章结合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从政治、地理、经济、社会、文化、心理、语言、历史等多个维度,在学术话语上梳理了看似杂乱的民族现象,整理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协同和调整整体与局部以及局部之间的关系,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结构与秩序安排。     

苏联各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共性与特性(上)

苏联的民族过程具有不少共同特点。这首先是由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基础的共同性所决定的。我国各民族发展的基本趋势——他们的繁荣和进一步全面接近,在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反映。由于历史传统、经济性质、民族分布、文化特点及其他原因,苏联各民族的形成过程有一定的特点,而且进程也各不相同。因此,按照它们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由民族共同体的类型决定的)来考察苏联的民族发展过程是适宜的。苏联的民族发展过程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前形成的民族;2.在苏维埃时期形成、未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     

新时代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理论价值

2021年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了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简称“十二条”）,“十二条”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深入分析“十二条”所具有的理论价值能够更好地领悟党的民族工作所处于的历史方位、承担的重要任务、坚持的工作主线、坚守的制度保障和工作实现方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十二条”在认识多民族基本国情、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和创新民族工作实践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十二条”坚持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基本原理看待中国民族问题,在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方针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实现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发展。“十二条”的重要理论价值是形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体系,它所系统阐发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路径和现实意义问题,能够有力地拓展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实践。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主义分析

当前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多是基于某一具体的现实问题和单一学科视角，缺乏一种系统的理论阐释理路和知识图景。要破解这一困境，需要重新找回结构主义之理论与方法。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民族共同体结构。近年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为此需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上，结合结构主义之认知论和方法论，从政治、社会等诸层面出发，对其展开系统考察并提出具体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