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诗话》与乾嘉性灵诗潮——兼论诗话与诗说体例的区别

本文从袁枚《随园诗话》的长篇形式与乾隆盛世全社会作诗的对应关系,袁枚性灵诗观的非理论形态,袁枚早达早退的生活方式与乾嘉诗学、考据学各成专门之学的因果关系,中国女性被其整体地推上诗坛等几个方面,对《随园诗话》这一部人尽皆知的名著之实质,重新进行了诠释,而诗话与诗说二体的区别,也在乾隆盛世诗学的繁荣中为人所更易见。     

从《诗麈》、《载酒园诗话评》看黄生诗学思想

以《诗麈》、《载酒园诗话评》为主要依据,讨论了黄生的诗学思想。认为黄生所说的“比兴深微,寄托高远,有得于性情,有裨于世教”是他论诗的纲领,从这四个方面对黄生诗学思想加以阐发,认为在黄生的诗论中,把比兴提到形象思维层次,提高意境创造高度;对“诗品”与“人品”关系的论述;对性情与“理”的关系和“理”的概念的诠释;对诗歌既要重“世教”又不能是说教的阐述,等等,都有新意,这是我们今天仍然重视黄生论诗著作的主要原因。     

论《石洲诗话》的神韵诗说倾向

《石洲诗话》前五卷成书于翁方纲任广东学政期间,代表了他的早期诗学思想。分析蕴含其中的辨体意识及对唐宋诗的讨论可知,王士稹神韵诗说对翁方纲此期的诗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严羽的诗学体系——回归《沧浪诗话》的文本

严羽《沧浪诗话》以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尤其是禅宗理论为基础,对一系列诗学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继承并发展了"以禅喻诗"的理论模式,并在此之上建构了一个涵盖本体论、创作论、作品论、鉴赏论的诗学体系,对后世王士祯等人的诗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黄爵滋《读山谷诗评》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

黄爵滋的《读山谷诗评》,专门论评黄庭坚诗作,对黄庭坚诗歌出入众作饱参本色、自成一家的创新精神、渊雅富赡的用典艺术、透彻老横的艺术境界、纵横捭阖的文法结构以及清新自然的诗歌风格进行了多方面评说。黄爵滋的论析,固然体现了他自身的美学趣尚,但也确实纠正了后人对黄庭坚的片面理解。     

带着生命温度的抒写——刘炜评《半通斋散文选·人物素描》赏读

散文是最见性情的文字,钱钟书《谈艺录》说：＂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1]（P498）刘炜评的《半通斋散文选》（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便是一部性情毕现、     

“气”和“势”的时空化过程——《姜斋诗话》论诗的形象构建

传统诗论探讨诗歌的形象问题,总和某种特定的哲学形态和思想观念密切相连,其构建过程则以营造一种时空间感的方式实现。船山论诗,以此为据而又有所突破。其中,气是形象在诗中时空化的本体依据,势是形象时空化的外在特征。如此,于内,是求诗中意之神、理、气的合一;于外,便是求诗之外在空间形态和艺术张力,在敛与纵、藏与显之间,建构了富于张力的意义空间。     

"迟到的诗突然蠕动了一下喉结"——《兰明诗文集》编读

已故诗人兼诗评家兰明（1956-2015）的《兰明诗文集》集诗的写、译和评三位一体,不仅集中展示了优秀的韩国现当代诗人特别是女性诗人群像,也让读者能从文学的角度起眼,真切地感知东亚文化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特别是中日韩之间的横向联系。兰明写的诗感觉细腻,表达得也十分别致;她译的诗完美地体现了韩国现当代诗人的整体水平和多元景观;她对韩日诗歌作品、特别是女性诗歌作品的分析更是每每深入细致,有独到的领悟。      

昭君怨文化主题的历史演变——结合韩国南羲采《龟磵诗话》所辑文献展开

自昭君出塞以降,其寂寞情怀得到诸多诠释,而昭君哀怨于史学渐备其体,民间传说延其命脉,至文学而成大观之势,演变为一种文化主题。韩国学者赵钟业于《韩国诗话丛编》辑录南羲采《龟磵诗话》,其所录昭君怨诗,以歌探心,对昭君怨文化主题演变有着弥足珍贵的补益价值。     

共命运，同理想——论《漫评人生》中的精神共同体架构

西班牙作家巴塔萨尔·格拉西安在《漫评人生》中构建了一个他理想中的“精神共同体”。他首先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论证了个体有共同的命运,继而从人类个体要成为完人、群体要共同对抗邪恶、追求永恒提出群体有共同的追求,最后再倡导为维持精神共同体的稳定,同一国家内的所有民众以及世界上的各个国家之间都应当遵循共同的原则。国家内的原则由倡导美德的教会、一心为民的主权者以及起社会表率作用的民众共同制定,而国家间则应当遵循和平共处、公平公正以及相互尊重的原则。尽管这套从个体、群体以及国家三个层面构建的“精神共同体”思想并不完美,但对今天事实上越来越共同体化的人类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丁廙《蔡伯喈女赋》与蔡琰《悲愤诗》二首的真伪——兼论《后汉书·董祀妻传》的史料来源

《后汉书·董祀妻传》所载蔡琰《悲愤诗》二首的真伪问题已有长达千年的争议,因缺乏实证而至今未果。实际上,丁廙《蔡伯喈女赋》正是我们此前苦苦寻求而未得的一个实证,它完整记录了蔡琰归汉前的生活经历和状况,将其与《悲愤诗》二首对读,可以发现二者描述的蔡琰事迹达到了惊人的一致,由此可证《悲愤诗》二首表现的史实是完全真实的。因《悲愤诗》二首的真实性已经在丁廙赋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这就宣告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历史争议的结束。蔡琰曾经也是邺下文人集团的一员,其《悲愤诗》二首与曹丕、丁廙同题《蔡伯喈女赋》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同是建安十八年至二十二年间邺下文人集团一次集体性文学创作活动的产物。《董祀妻传》的史料来源,应是曹魏时代项原的《列女后传》而非世所谓《蔡琰别传》。《董祀妻传》记述的蔡琰事迹和创作情况是真实可靠、确切可据的,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史料背后的识见——评《新时期文学场域研究》

基于学界对＂新时期文学＂时间节点的众说纷纭,《新时期文学场域研究》以文学现场的复杂性、＂转型期文学＂的过渡性为论述基点,将＂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限定于1976～1987这一时间段。该书从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入手,把文学知识谱系研究与＂场域＂研究相结合,既有纵向的历史视角,同时也注意到横向纬度,对被二元模式遮蔽的＂新时期＂文学现象做出了精确的理解和评价,从理论和史料两方面显示出独特的学术创见。     

二元关系的整合与分离——评《厄舍府的倒塌》

爱德加·爱伦·坡的短篇精品《厄舍府的倒塌》作为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一朵奇葩,历来深受中外论者的偏爱。这部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源于一系列二元关系的整合与分离。具体而言,是理性与非理性、厄舍府与其主人、罗德里克和他的妹妹,以及文学同现实之间的整合与分离。     

感受"美"的真谛——埃德加·爱伦·坡《乌鸦》解读

本文以美国著名诗人埃德加·爱伦·坡的诗歌代表作<乌鸦>为例,解读了其在<乌鸦>创作中展示的独特的韵律、丰富的意象、浪漫主义的写作风格及其唯美学派的创作主题.     

惆怅西村一坞春，开遍无人赏——论姜夔《暗香》、《疏影》的题旨

关于《暗香》、《疏影》的题旨,证、生平交游和志趣等方面考察,认为《暗香》、望和怀才不遇的苦闷,旨在让范成大加以引荐。历来众说纷纭。笔者从作品的整体阐释、姜夔诗词互《疏影》采用香草美人的手法,流露出积极入世的愿     

“诗可以群”:清代诗人的灾难应答——以大型灾难诗歌总集《海宁州劝赈唱和诗》为例

易凤庭编纂的《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是记录嘉庆十九年海宁大旱的灾害赈恤诗集,为清代规模最大的劝赈唱和集。它包括了灾情书写、赈济捐输、赈恤传统等内容,其悲天悯人的情怀、守土安民的责任、百折不挠的勇气力透纸背,构筑起人们抗灾的集体记忆,同时是诗歌的应用功能彰显的明证。诗人们将自然灾害事件一步步演化为文学事件,起到了光大唱和文体、建构文人共同体、展现地方自治能力等作用。上千首的劝赈诗是清诗叙事性特征的凸显,也是对“诗可以群”这一古老命题的复归。在灾荒史与文学史的殿堂中,《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有着相当突出的意义,应当受到重视。     

教科书外的历史，英雄背后的故事——评何顿的《黄埔四期》

作为何顿“抗战三部曲”收官之作的《黄埔四期》,在叙事主题上与《湖南骡子》《来生再见》一脉相承,其不醉心于英雄传奇,而是突出战争的残酷与惨烈,强调对战争的反思与批判;作品试图以文学的方式来填 补历史的空白,提醒公众牢记被遗忘与遮蔽的历史,为中国的战争文学创造了全新的叙事高度。     

可疑的“90年代”——评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

面对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侵袭,以及社会结构日益固化的生存现实,杨庆祥博士的《80后,怎么办？》一书,尝试提出80后一代人的生存际遇问题。80后要面 对的“全球化的资本剥削体系”和“日益僵化的官僚权贵机器”并非判然有别的两样东西,而实乃统一于90年代发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制当中。从这一意义上说,追溯80 后“失败感”的成因,我们应该首先回到可疑的“90年代”的历史现场。     

“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行动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以《董学探微》一书相关内容为基点的探讨

董仲舒上书武帝对策的确切时间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行动中的关键性问题。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有三个学界尚存争议的问题：董仲舒对策中“今临政愿治七十余岁”一句能否作为董仲舒对策在元光元年的证据;主父偃西入关见卫将军的具体时间;董仲舒上书对策时,夜郎、康居是否已“说德归谊”。若这三个问题得到合理解决,董仲舒上书武帝对策的...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料学的新突破——评陈思广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1922.2—1949.9）》（修订版）

陈思广的论著《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修订版）是一部扎实而丰厚的具有系统性和专门性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著作,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其翔实的资料与完备的体例,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研究领域。同时,该著采用回归历史、重返现场编写的原则,通过纵横对比,生成一部现代长篇小说的接受语境,体现出作者强烈的现代编史意识。该著以新体现代长篇小说为编年对象,并收录了较少为人们所关注的预告、广告等,进一步充实了现代长篇小说的研究资料,拓宽了现代长篇小说的阐释空间与研究视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