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的宋教仁

武昌首义后,为了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扩大首义后的革命影响,宋教仁先后在上海、武汉、南京等地亲自参加和领导了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工作,先后参加并主持制定了《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实现资产阶级法制的开创者和具体实行者。     

论甲辰长沙起义

1904年华兴会筹划的长沙起义虽然因事泄流产而未及发动,但它却提出了明确、完整的反清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为革命党人积累了经验,为以后的起义创造了条件,为辛亥武昌起义的发动和成功准备了一批骨干,为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新思考

百年前的今天,武昌城头的枪声,划破了清王朝统治下的沉重夜幕,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以武昌起义为标志性事件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是中国乃至亚洲走向民主共和的开端,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仅限于肯定它在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两千多年封建     

辛亥革命时期优待清室条件的产生及其评价

中国封建帝制的结束,是以武昌起义爆发后清王朝的宣统皇帝“辞位”为标志的。辛亥革命的总目标,是推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新政体。可是革命爆发后,并没有能够一举将清王朝埋葬,而是一度形成了“共和”与“专制”的对峙局面。限于当时的形势,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速定共     

辛亥革命后贵州资产阶级法制的创建与挫折

辛亥革命建立起了大汉贵州军政府,由此开始了贵州从专制主义到民主共和的法制进程。贵州资产阶级创建民主共和法制的努力所遭受的挫折与失败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仿照西方民主构建法制的愿望是难以变成现实的。尤其在贵州这样的西部民族省区,由于新兴资产阶级的脆弱,加上封建势力、保守势力盘根错节,隶属于革命派的军事力量又极度衰微,这就留给了军绅政治人物建立独裁统治很大的空间,其后,贵州陷入地方军阀的统治长达23年之久都与这些因素有着很大的关联。     

民元前后(1911—1913年)国民“参政热”评析

武昌起义后,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和民主空气的吹拂,各种政治势力的头面人物误认为民主参政的春天已经到来,纷纷结社,组党,办报,开展政治活动,形成一股颇具规模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热浪,使专制极久的中国出现了一线生机。然而封建专制势力的强大、国民素质的低下以及经验不足等因素很快使这股“参政热”冷却、流产。本文将从创建政党、议会斗争和舆论宣传中所反映的政党理论三方面考察这场“政治风潮”,总结其是非得失。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近代中国的宪政走向——基于法律文本的分析

1912年颁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宪法,它成功地将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宪法理论转化成近代中国宪法的基本原则;首次实现了中国政体由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转变;初步构建了公民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精心设计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临时约法》的颁行是中国近代宪政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法制实践。     

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

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确立的政体认为是责任内阁制。从其条文入手 ,通过与实行典型总统制政体的美国及责任内阁制政体的英国的比较 ,可以确认《临时约法》所确立的政体实际上是兼有总统制和内阁制因素的混合政体。     

董仲舒封建民主思想初探

<正> 所谓封建民主思想,指的是封建主阶级的民主思想.民主一词源自希罗多德的《历史》,意思是“多数人的统治”.列宁曾指出;“从古代的民主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过程中,民主的形式必然随着统治阶级的更换而更换,在古希腊各共和国中,在中世纪各城市中,在先进的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有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运用程度.”这就指明了民主的阶级性和历史性,明确区分了原始民主、奴隶制民主、封建民主、资本主义民主这些不同的民主范畴.     

《新月》杂志刊行时期胡适政治思想评析--兼评史学界在此问题上的一些看法

《新月》杂志,是以胡适、罗隆基等人为代表的一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办的刊物,刊行时期胡适政治思想的主要方面是争人权、约法,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反共则是次要的.其基本立场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改良主义,其攻击矛头相对而言是指向国民党专制统治,其根本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以法制为特征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政治.     

北方省份的辛亥革命考论——以秦晋并举为考察中心

武昌起义后,南北燃起革命烈火,多个省份独立。北方是清政府统治的重心,相对稳定。但陕西、山西结为同盟,实践了“南呼北应,中路突破”的战略方针,率先响应,撼动了清政府统治,牵制了大量清军,巩固了新生的政权,促进了革命形势发展。这是清政府妥协退位接受共和的重要推动力量。     

试论张謇从立宪到共和的转变

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代表张謇,在武昌起义前一贯主张立宪,在武昌起义后转为拥护共和,其对当时整个社会的影响都是相当深刻的。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张謇从立宪到共和的转变,却简单从事地一骂到底,什么“欺骗”、“伪装”、“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等等不一而足。笔者认为对此需要深入进行具体分析。     

反复辟的战斗檄文——读《秦政记》《秦献记》

《秦政记》、《秦献记》,是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的斗争中写出的反复辟战斗檄文。今天在深入批林批孔的斗争中读这两篇文章,更能感到它强烈的尊法反儒的战斗气息。 辛亥革命推翻了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制度,但是,“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了,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     

双层次封建专制主义全能国家的形成

如果说,孟德斯鸠、洛克的理论影响了美国国家政体的形成,那么我国封建国家政体的形成则是受法家理论指导的。如果说,西欧的封建专制主义是单层次的——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统治,而我国则是双层次的——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和君王对于人臣的统治。前一个层次集大成的设计者是商鞅,后一个层次集大成的设计者是韩非。而《管子》则集齐、秦法家之大成,兼及儒道。之所以时代终于接受了法家理论所设计的专制主义,是由于长期兼并战争的需要。战争,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封建国家政体的形成、双层次专制主义的形成,而且决定了我国封建国家是全能主义的。     

《齐鲁公报》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的关注和评论

《齐鲁公报》是辛亥革命时期山东省各界联合会的机关报.其关注武昌起义后的山东社会时局变化,报道各地反清起义和督抚表现,评析列强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介绍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及其民主革命思想等等,表现出很强的革命性.这是辛亥革命造成的民主潮流在山东的突出反映.作为传播革命思想和信息的重要载体,该报不仅推动了山东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且响应了全国革命形势,对最终推翻清廷统治、维护民主共和政体起了重要作用.     

古代民主理念的历史变迁

古代民主将人民的统治视为民主的核心理念.但是对如何落实人民的统治却有着不同的制度安排.古希腊雅典民主采取直接民主制,共和主义民主采用混合政体的形式,而自由主义民主则主张通过三权分立、宪政和代议制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监督.正是在这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下,人民统治的理念逐渐演变成人民"统"而"不治"了.     

宋教仁与民初法治

<正> 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反对独裁,提倡法治,追求制定一部正式的民主的宪法,宋教仁就是一个主要的代表人物。他在武昌起义后,就着手规划民国的政治体制,为湖北军政府制订了《鄂州约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又出任法制局局长。宋教仁的政治理想,就是要制定一部采用责任内阁制的良好宪法,确立议会民主政治,实现法治。他强调说:“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尽管宋教仁在为实现法治而努力奋斗,然而,他不懂如何发展维护法治的社会政治力量,因而采取了一系列华而不实的策略步骤,结果,他的努力并无实效,民初的法治,被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摧残了。宋教仁本人,也被袁世凯政府收买的暴徒所暗杀,而凶手和幕后唆使人也在袁世凯的包庇之下,未能受到民国法律的制裁。革命党人在民初关于法治的种种言论、规划、期望,只是画饼充饥而己。     

北洋时期的“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

从北洋派的角度看,辛亥要解决的是国体与政体问题,应称之为变更国体或改革政体。武昌起义后,袁世凯运用北洋派文武势力以及南方之民气,诱迫清帝逊位将政权和平转移,促成南北统一,维系五族共和,这是北洋派对辛亥最大的贡献。北京政府是继承清朝统治权南北统一五族共和的正统政权,尊重辛亥的禅让性质。北洋派认为辛亥的重要性在于建立共和而非革命,共和是北洋派之功,值得纪念的是2月12日"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北洋派强调"共和"与清帝逊位的关联,以及北洋派与建立、维护"共和"之贡献,将"辛亥"与"共和"、"统一"相连结,反对"革命",贬抑1月1日南京政府成立之日,并将10月10日国庆节意义转换,与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相结合。国民党则独重革命,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建立一连串与"革命"有关的纪念日,不再纪念南北统一与实行共和,"宣布共和纪念日"遂无形取消。     

共和主义:从古典到现代的嬗变

共和主义是人类政治思想史中一个古老的伟大传统。通过对古典共和主义的思想纲领的历史梳理与逻辑归纳可知,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理念在于其“混合均衡政体”思想。与从古典共和主义到现代共和主义嬗变的紧密联系的四大价值取向是从贵族共和到民主共和;从直接民主到代议制民主;从美德共和到制度共和;从混合均衡到分权制衡。这种转变是和基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密切相关的。     

关于武昌起义的领导问题

武昌起义是由哪一个政治组织领导的?如果笼统地说是由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这是没有分歧的。但具体地说来,那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了。这个问题,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为蒋介石等所忌讳,是一个不容研究、讨论的禁区。蒋介石本人反对“武昌首义”的提法。御用的国民党党史著作都认为武昌起义是同盟会发动和领导的。如邹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