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际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实践及路径研究

为协同应对跨边界生态环境风险,我国各行政区加强了合作,尤其是省际跨域合作启动较早,从运动式协同应急治理、平台搭建、制度固化、模式创新等方面强化了协同治理,并不断的规范化,呈现出了一个螺旋式的演进趋势,效果明显。同时,跨域生态环境治理形势依然严峻,跨域治理外部性明显、跨域全过程多主体长效机制不完善、跨域协同决策与协同执行难及效果差、跨域治理能力缺乏,严重影响了治理效果。为消除治理困境,跨域各政府应积极探索协同治理路径,推行跨域生态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构筑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四全”机制,强化跨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合作决策与执行效能,提升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能力。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生态环境多元协同治理

多元协同治理是生态环境治理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社会资本与生态环境多元协同治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性,是实现生态环境多元协同治理的重要资源。但是,传统社会资本逐渐流失与现代社会资本尚未建立双重约束重叠交织的复杂局面,对我国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构成了现实制约。必须通过培育塑造公民生态公共精神、重建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信任、完善协同治理法律政策体系和加速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等措施,大力培育社会资本,以实现生态环境的多元协同治理。     

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受地方保护主义、部门本位主义等因素影响,我国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碎片化的问题,治理效率低下。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及其生态服务功能的公共性,决定了流域治理必须从碎片化走向协同,这是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建设流域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为此,要构建流域内各级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领域跨区域协同决策、协同执法、协同司法、执法与司法相衔接等协同治理体系,构建约束和激励并举的机制,将协同理念融入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建设的各个环节,使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获得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全社会的支持。随着流域、区域协同发展的加强,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具体事项范围应更加广泛,相关体制机制应适时完善。     

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现实诉求及应对策略

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生态宜居建设的基础,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通过乡村区域内各治理主体之间的统筹协调、充分交流、有序调度,能够有效解决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出现的各自为政、重复管理、信息壁垒严重等问题。调研表明,现阶段部分地区在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面临协调机制不健全、协同利益不均衡、治理目标差异化明显、协同治理效果不佳等多重困境。由此,需要在把握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内涵和外在诉求的基础上,健全协调沟通机制,强化各参与主体间利益与目标的匹配性,保证主体行为及关系的有序性和协同治理功能的有效性,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与机制研究

长期以来,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进程缓慢,跨区域的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生态环境并无明显改善,甚至恶化。推动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多元主体路径,应完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多元激励机制,以形成自励式的协同治理,推动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     

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逻辑——基于社群主义视角的分析

在转型期的中国,诸多协同要素及各种干扰源的存在,极大地制约了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现.其中,体制吸纳限制了权力系统的开放性,利益冲突损害了自组织的协调性,信任式微稀释了子系统的协作性.在社群主义的理论视野里,共同善是协同者参与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追求,开放的话语构成了协同者真诚、平等、友好对话的共同场域,情感、责任、相互依赖和互惠则是协同者互补联结的纽带.因此,须将社群主义的观念植入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中,通过培育利益共享体、责任共同体,重塑治理主体间的信任机制,使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形成有机的合力,实现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化”.     

海峡西岸城市群生态环保一体化的体制机制研究

基于生态治理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化和区域性环境问题的"脱域化"特征,海西城市群生态环境一体化建设要以协同发展为契机,从区域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区域府际协同治理两大路径入手,统筹解决生态环保和资源利用的区域外部性问题。海西城市群应积极探索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新体制、新机制、新政策、新模式,通过建立区域环境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严格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制度、健全多维长效跨域生态补偿机制、推广生态环境治理市场化机制、推进环境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机制、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与责任追究制度,尽快建立统一的资源环境管理制度和共保共育的生态安全体系,形成区域协同的生态环境空间格局。     

雾霾协同治理中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雾霾频发、PM_(2.5)浓度超标问题成为近年来我国特别是京津冀地区首要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当前我国区域性雾霾协同治理中的生态补偿机制缺失,在补偿对象与标准、补偿方式、主客体利益平衡、补偿意愿对称、资金审计和责任约束等方面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在区域性雾霾协同治理中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时,需要从顶层设计的宏观视角建立雾霾协同治理"区域一体化"的府际协作运行系统,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环境,建立稳定的投融资体制机制,拓展和完善生态补偿方式,准确界定补偿的主、客体关系并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使生态补偿政策与制度得民心顺民意,真正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双赢共进。     

互嵌式协同：跨区域政企协同治理模式创新及机理分析

“公地悲剧”在当今生态环境领域屡见不鲜，协同治理作为克服“公地悲剧”的有效途径被广泛使用，但如何实现跨行政区域的全方位协同、提高协同治理效能仍需探索。为此，本文以永定河流域跨行政区域政企协同治理为例，尝试提出政企“互嵌式协同”这一创新治理模式，从“结构—制度”两个维度分析如何实现政企互嵌式协同并探索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互嵌式协同能有效破解政企协同治理过程中因集体行动和资源匮乏而产生的治理困境，提升跨行政区域政企协同治理效能。     

新时代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与协调机制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空间单元,在这一区域重大发展战略下分析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的问题,有助于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而从协同治理的政策科学视角,判断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五个维度,将为构建沿线11省市协调机制奠定坚实基础。进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与协调机制的七种方略,将助推这一区域重大战略行稳致远。     

网络视域下党反腐倡廉建设的现状与路径选择

信息时代下,网络反腐在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中具有参与主体广、信息传递快、舆论监督压力大等优势,对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有重要的作用。随着人民群众反腐期望值的持续上升,新时期党的网络反腐工作也遭遇了许多困境：网络监督的自发性和偶然性缺乏完善的执法制度规范;网络的隐蔽性和匿名性容易导致网络暴力,伤及无辜;网民的非理性参与行动容易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深入推进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一方面需要积极应对,充分利用网络新兴技术形成新的监督体系,另一方面需要正确认识网络反腐的局限性,加强制度创新,实现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有效对接。     

鲁迅文学作品对绍兴地方性影响研究

分析梳理了鲁迅文学作品对绍兴地方性形成及绍兴地方性塑造方面的影响。鲁迅文学作品对绍兴地方性的再现作用,加深了人们对绍兴地方性的认知,影响了绍兴地方性的形成;在塑造绍兴地方性的方面,鲁迅作品承担了地方品牌的功能,为旅游开发和提升提供借鉴和启发,并为相关文化再生产提供原始文本和文化意义。因此绍兴在相关旅游开发中,保护和塑造绍兴的地方性,充分利用鲁迅作品和鲁迅文化的价值。     

工作场所雇员电子通信隐私保护问题探析

关于工作场所雇员电子通信隐私保护问题,各国的相关立法和法院的判决不尽相同。美国或加拿大更倾向于保护雇主的网络监控利益,而欧盟和法国则更倾向于保护雇员工作场所电子通信的隐私利益。关于我国的立法机构和法院对于上述争议的抉择,建议采取利益平衡的策略,在确保雇员工作场所电子通信隐私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雇主的网络监控的利益。     

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人民主体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仅反映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变化,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且反映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主体性的发展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人民主体性集中体现为：人民的需求变化推动着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的创造活动促进主要矛盾的发展,人民利益的不断满足是主要矛盾变化的结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历史,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体现人民需求发展、人民创造活动、人民利益实现的历史;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充分彰显人民主体性的历史。文章通过对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人民主体性的内生机理分析,试图探索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人民主体性规律,以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奋斗目标提供理论借鉴。     

文化民生及其建设理路探析

当前,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愈益成为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让文化惠泽民生也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任务.因此,民生不仅是指物质层面的民生,而且包括文化层面的民生.文化民生是民生的丰富和发展,是更高层次的民生.这些文化民生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和中共领导人的著作和讲话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而文化民生有着多方面内容,即优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供给,人民群众精神信仰和理想信念的塑造,以及人民群众文化权利的实现.在新时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大力推进文化民生建设,就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构建良性的文化生态加以保障,并把文化生产力作为其动力源泉.     

郭沫若与抗战时期的孩子剧团

孩子剧团是抗战时期一支由少年儿童组成的以文艺为斗争武器的宣传队伍,因表现卓越受到郭沫若的关心.郭沫若与上海、武汉、重庆时期的孩子剧团联系紧密,他不仅为孩子剧团推荐了稳妥的落脚点,还给其编辑的书籍《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抗战儿童》题写书名,帮助剧团补习文化知识,提升文艺演出水平.他全方位的帮助为孩子剧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郭沫若号召大人们向孩子学习,还多次撰写文章赞扬孩子剧团.他在《洪波曲》中以《孩子剧团》为题记录孩子剧团的事迹.郭沫若的关心帮助推动了剧团的发展,还对抗战大后方其他少年儿童团体的壮大起到了鼓舞作用.     

建国后我国妇女参政的历程及现状

建国以后,我们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十分重视提高妇女的法律地位,先后颁布了很多法律法规,对妇女的各种权利、义务、利益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我国妇女获得了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并分阶段地参与到国家事务管理当中,这是我国妇女参政上的一个突破。介绍了建国后我国妇女参政的历程,分析了当前我国妇女参政的现状及原因。应完善目前相关体制,提高我国女性参政比例及参政能力。     

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发展:进程、经验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体现了党百年来对捍卫国家安全的实践探索，历经一个逐步生成、深入发展和持续完善的伟大历程。党的国家安全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思想内容，都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价值旨归。文章通过溯源党的百年国家安全演进历程，彰显了坚持党的科学领导、坚持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坚持走正确发展道路、统筹发展与安全等宝贵经验。推动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事业的现代化，要坚持党的科学领导，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助推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和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坚定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安全事业的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早期政党形象建构的特征与启示

政党形象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党的生存发展和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依照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的人民性、革命性、先进性等根本属性，以及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现实需求，建构起“人民性”政党的本质形象、“革命性”政党的实践形象和“先进性”政党的特质形象。中国共产党建构的这一政党形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价值立场，分别从阶级维度、人民维度、民族维度传播了中国共产党为工人阶级谋解放、为中国人民谋解放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宗旨使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政党、革命政党和先进政党的特殊性质。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需要更好地深化人民性政党形象、筑牢形象建构的思想基础，坚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的人民情怀，深化党的“同情人民”形象；坚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深化党的“领导人民”形象；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深化党的“服务人民”形象；需要更好地升华革命性政党形象构筑形象建构的实践基础，借助自我革命、社会革命、伟大斗争等革命话语、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相结合的革命实践以及弘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升华、构筑新时代的革命形象；需要更好地巩固先进性政党形象夯实形象建构的价值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坚决驳斥否定工人阶级的言论，坚守党的组织原则、严肃党的纪律作风，巩固新时代党的先进性形象。     

论巴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处于祖国西南山地的巴文化,是中华文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巴人先民是中华民族的源头之一;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巴文字是中华文字的重要源头之一;巴人及其后裔在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独立中做出过杰出贡献。研究巴文化及其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我国和谐社会及其和谐文化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