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媒介化：基本意涵、关键概念和理论框架

政治媒介化既是一种统述新闻媒体驱动、形塑政治的概括性理论,更是一种用于考察媒介化背景下政治传播制度形态、文化生态和实践样态的视野和取向。它用“媒体逻辑”和“政治逻辑”扎定媒体、政治的意涵与范畴,用“四阶段”“四维度”引申出二者交互的过程性和现状性结构,为研究媒体形塑政治的趋势、面向、方式、程度、情境差异等提供框架基础。立足经验主义研究典范,政治媒介化有效避开了政治传播中诸多规范性问题的陷阱,有效驳斥了不同国家政治传播存在“高低之分”“先进落后之分”的论调。但政治媒介化在框架设定、研究路径以及对新媒体发展现实的理论回应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局限。     

个体与社会的媒介化建构

媒介技术构建媒介社会,媒介信息让受众从拟态环境中获得对世界的看法,建构个体与社会的思想观念,培植行为方式,改造固有文化。媒介化社会中人们消费着"符号",消遣着媒介镜像,"真实"与"虚拟"被媒介深度模糊,个体与社会在传播与传递中被建构。     

内容、技术与基础设施的三维融合：深度媒介化时代女性媒介素养的概念内涵与价值意义

女性媒介素养被认为是应对媒介空间中的性别暴力、推动女性充分平等地运用媒介进行社会参与的一项基本能力。在深度媒介化时代,女性媒介素养不再仅仅意味着批判性审读媒介内容的能力,更囊括理解当下传播环境背后的物质基础和底层逻辑,以支持她们通过实际行动为自身赋权的能动实践。具体而言,可以围绕媒介基础设施的“物质技术实践”和“话语建构”这两个视角将女性媒介素养概念经验化：一是积极介入媒介基础设施及媒介产品的分配、设计和使用以及深度参与过程的能力;二是理解围绕媒介基础设施所展开的话语建构,深入挖掘其背后所反映的特定社会文化意涵的能力,由此理解女性媒介素养的深层内涵,以提升女性群体的主体意识并改善其生存状态。     

媒介化风险社会对危机传播环境的改变

结合媒介化社会与风险社会的相关理论,探讨了媒介化风险社会的基本内涵,指出我国媒介化风险社会的变迁过程促进了我国危机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媒介化风险社会的持续发展,危机传播环境将面临利益相关者压力日益多元,传播客体网络化趋势,信息短缺和信息泛滥两难,舆论引导与控制成本加大,谣言噪音与次生风险严重,危机传播从区域走向全球等六大现实问题。     

话语生产、视觉建构与再媒介化——当代中国短视频文化的乡村叙事实践

短视频中的乡村不是简单的景观再现,而是有着重要的叙事意义,依然从属于中国文艺的乡村叙事实践。但由于技术、市场、文化等要素的变化,短视频文化所构建的乡村叙事在叙述者、内容、方式上均发生了改变。话语生产是其叙事动力,意指乡村短视频并不是自律性的生产场,其受到了文化、审美、商业、权力等话语的渗入;乡村性的视觉建构是其叙事策略,意指短视频通过使乡村进入展示程序,并对乡土情感进行视觉形塑使观看乡村成为大众的日常化视觉经验,从而构建出了新的乡村视觉体制;媒介乡村是其叙事效果,意指在短视频的塑造下,乡村成了传达不同意义的媒介,召唤出了以互动式、关系为本、在地化为基本逻辑的乡村文化治理范式。尽管乡村短视频因其娱乐和消费属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乡村叙事的启蒙性、反思性、批判性,但其依然是乡村相关问题的暴露场,对审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媒介化治理:理论逻辑、过程性建构与问题治理取向

中国高风险社会的传播生态与发展逻辑给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高度媒介化的社会不仅凸显了媒介逻辑,更结构性地增加了社会治理的系统维度;另一方面,媒介化治理也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内核的一种有益补充。媒介化治理的前提需要承认治理“问题”是一种动态性过程。而媒介化治理对过程性的强调,既体现在其深入事件内部的整个历时性过程,还体现在其注重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联,抽取出其中系统的情绪传播、风险传播主线,更凸显以情景和场景的视角对事件中问题进行治理。这恰是媒介化治理以问题为主线、以问题治理为目标指引的建构。     

论当代文化的媒介化趋势

大众媒介作为一个社会辐射力最强的文化装置，不仅影响到文化传播的范围、内容及速度，成为文化传播的推动力，而且，大众媒介的诸多特点已进入当代文化的深层结构，使当代文化呈现出媒介化特征。同时，大众媒介经文化传播的积淀又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媒介文化，成为当代文化的有机构成，并对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因此，需要对大众媒介与文化的互动过程适当引导，以促进大众媒介与文化的良性发展。     

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建构

20世纪70年代以来,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Media and Gender Studies)是女性主义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直以批判的视角检讨媒介所维护与再生产的种种社会性别不平等表象及其原因,并深入探索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如何镶嵌在媒介机构和媒介产品以及受众收讯的物质(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形态)的进程之中,成为西方传播研究批判学派的重镇。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建构展现出女性主义批判思想与传播研究的结合、后学思潮与女性主义的力量汇聚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的联结等三个重要的学术发展取向。借鉴西方学界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地图及其生成的语境,可为中国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学者提供一种洞察的途径,拓展中国传播研究的理论视野。     

社会媒介化视角下旅游目的地的地方建构

社交媒介不断发展,渗透并影响着社会的变迁,成为旅游目的地地方建构的重要力量,形成了“社交媒介—人—地方”的新型人地关系,然而现有的地方建构研究较少关注社交媒介在旅游目的地地方建构中的角色和效应。文章对社交媒介在旅游目的地地方建构中发挥的作用展开了概念性的探索,依托社会媒介化理论与地方建构理论,从媒介化的视角提出地方建构的概念框架。根据该框架,目的地的地方建构涉及虚拟空间、现实空间、虚实交叠空间等3个层面。在目的地地方建构的过程中,社交媒介不仅作为变量对地方建构产生影响,而且还作为社会语境融入旅游目的地地方建构的动态进程中。     

电视法制节目故事化叙事的媒介逻辑及其人文思考

电视法制节目走故事化叙事的路线有着自身特定的媒介逻辑。故事化叙事在为电视法制节目赢得广泛社会认可,赚得较高收视率,创造可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社会效果。平衡电视法制节目故事化叙事中的眼球效应与教化职能,纠正其间的不良偏向,在确保法制节目可视性和亲和力的同时,维护其特有的严肃性本质,显得应时而必要。     

圈层生活中的民主：农村选举的运行逻辑

圈层社会是农村社会生活与交往的重要表征。依据社会成员互动的关系性质,农村社会呈现出家族圈、人情圈、公共圈和示范圈等等不同的圈层,每个圈层内的成员往往具有不同的行为动机和思维方式。农村选举运行于农村社会生活内部,在运行过程中被农村社会中的圈层特性所覆盖,并呈现出不同于制度理性和民主预设的运行逻辑。这种运行逻辑直接体现就是各个圈层之间的互动与交换,进而打破原有的社会资源网络,实现农村社会资源的整体再造与重塑。从民主社会度发育的角度上看,这种＂打破-重建＂的过程一方面促进了基层民主在农村社会生活中的成长与深化,另一方面有利于重新认识基层民主的研究路径与发展状态。     

"政治媒体化":政治与媒体的双重逻辑

政治媒体化是当今媒体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它揭示了新闻媒体与政治治理不可分割的关联,政治越来越受媒体的控制,媒体也演变为政坛的"斗秀场".美国学者Timothy Cook把制造新闻与政治治理的不可分割性称为"政治媒体化".在政治逻辑下,媒体的所谓客观性、独立和自由、媒介权力的实质等,都是值得怀疑的;在媒体逻辑中,大众传媒似乎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第四种权力".渠道畅通的政治表达是社会民主的重要标志,"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政治秩序已经形成.大众传媒可以创造出健康的舆论空间,为更合理的政治决策提供必要条件.     

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及实践反思

乡村振兴作为国家"三农"工作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的总要求。社会工作作为致力于回应社会问题和助人自助的应用性学科,关注社会变革、民生福祉和能力建设,在价值理念和发展目标等方面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以昆山市W机构的乡村社区建设项目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行动研究发现,案例村在沿袭单一的行政性管理模式下面临村庄治理和服务供给困境,继而为农村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可能与可为空间。基于项目背景和目标,构建了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生计、生态、生力、生活、生命"五生逻辑框架并应用于实践。在此基础上,对W机构提供的社会工作服务成效进行实践反思。最后从实务改进的角度,提出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优化建议。     

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视角来看，我们目前进行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正在逐渐地展现它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科学地揭示这一逻辑进程，对于我们自觉地进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行动逻辑的调查与思考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行动选择受到村庄权力结构、村庄类型,特别是乡土精英的深刻影响,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和普通农民三层次主体的行为互动是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形式;观念、利益、理性是农民行动的内在逻辑,农民从生存理性到发展理性的转变及农民自身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农村建设实践的前景;农民本位的新农村发展观是对新农村建设之路进行的有益探索。     

经济逻辑学与构建和谐社会

经济逻辑学的对象、性质问题是当前学界关注的一个前沿课题。它是综合经济科学逻辑论、经济博弈逻辑论、经济语用逻辑论和经济共生逻辑论的优点,全面总结经济活动的思维特点、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而形成的有机逻辑系统。经济逻辑学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产物。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维基石之一,起着理性作用、工具作用和制导作用。     

乡村振兴视野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演进逻辑、现实挑战与未来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四次修订了《土地管理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经历了从禁止入市、试点入市到全面入市的转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交互影响的结果,政策目标导向是“还权于民”“让利于民”。但目前仍然存在产权制度不完整、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和改革协同性不够等制度障碍。实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价”的改革目标,仍需正确处理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公益性”与“经营性”关系的基础上,破解制度障碍、拓展改革空间。由此提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四点建议：（1）基于乡村振兴导向的目标兼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应服从国土空间规划;（2）基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应服从强化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倾向的管控;（3）基于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拓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规模;（4）基于构建利益主体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机制,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的分配方法。     

“不孝”文化及其生成逻辑:基于L村农民日常生活的考察

“不孝”行为及其背后“解释”和“接受”机制的日常实践逻辑分析可以作为“孝文化”当代际遇研究的一个参考。华北农村L村“孝道”的底线体现为从物质供应到生病医治和精神顺敬的“养”以及“葬”的隆重和祭祀的严肃与守时。日常生活中四种不孝行为包括“师出有名”的不养,即以老人身体硬朗、没有尽到隔辈抚养义务、兄弟间的不公正对待等理由的不孝;对非亲生或绝症父母“情有可原”的不医治和疏忽;对父母离世的形式化“哀伤”;“不葬”以及祭祀本意的“消亡”。这四种“不孝”行为被村落文化予以谴责、忽略和宽容,其背后是基于农村社会转型而带来的场域形塑机制的变化,其动力来自农民“过日子”的伦理价值导向的演变,即“钱”构成了农村以家庭为单位过日子的竞争标准。这种变化是农村养老问题研究应该参考和关注的。     

村级政治的派性逻辑与投机型经纪

村级政治运转的派性逻辑是乡村治理低效的根源。“向内人情”催生“派性逻辑”,村级政治陷入宗族派系掌控之中。为此展开的复杂化制度安排却束缚了治理活力,造成“制度过载”格局。村庄官僚通过“策略规避”逃脱制度制约,继续依据“向内人情”机制为“自己人”服务。向内人情→派性逻辑→制度过载→策略规避的循环系统构造了村级政治的派性逻辑体系。村级政治派性逻辑的一个社会后果便是产生了“投机型经纪”这一新经纪类型,“投机型经纪”又反过来成为派性逻辑的制造者和推行者。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抑制与消灭“投机型经纪”是推进乡村有效治理的紧迫任务和基本路径。     

乡村“技术赋能”:内涵、动力及其边界

乡村具有广阔的技术赋能空间。乡村“技术赋能”是指通过现代技术赋能农业、农村、农民,助力乡村振兴。乡村“技术赋能”是一种内外融合的发展模式,它使乡村实现了由“技术—现代性”这一外源性发展模式向“技术—能力”这一新内源性发展模式的转变。乡村“技术赋能”命题的提出源于城乡之间巨大的能力差异,而技术恰恰可以提升乡村经济发展能力、公共服务能力、治理能力以及村民的知识能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变量。乡村“技术赋能”的前提是技术下乡;条件是契合乡村场域,实现技术和乡村的特征匹配;边界是遵循“以人为本”的底层逻辑,实现技术与人文的联姻,防止技术由“赋能”走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