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取证及其应用——以职务犯罪侦查为剖析视角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推广,手机犯罪成为了新的犯罪趋势,手机取证成为打击犯罪的有效手段,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手机取证技术还不成熟,因电子数据的不稳定性和手机系统软件的特殊性,手机取证在设备配置、软件升级、取证标准、规范,以及技术人员培养等方面还面临着严峻挑战.应对挑战,应当以云技术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建立手机取证数据的统一管理平台,设定取证标准、规范,建立有效的机制培养专业取证人才,最终全面提高取证能力.     

刑事初查电子数据取证措施适性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规定了初查中可以采用电子数据取证措施,但该规定未区分电子数据取证措施的强制性与非强制性。基于我国刑事初查程序禁止采取强制性取证措施的基本法律原则的要求,需要明确各种电子数据取证措施是否可以在初查中使用,即需要讨论电子数据取证措施的适性问题。讨论了网络在线提取、网络远程勘验、调取电子数据和电子数据冻结等电子数据取证措施的刑事初查适性问题,认为网络在线提取、网络远程勘验、调取电子数据的部分行为具有强制性,因此其在初查中应当有限制地使用;冻结电子数据属于强制性取证措施,不应在初查中适用。     

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困境与出路

电子证据的获取成为有效打击跨境网络犯罪的关键所在,由于境内外法律制度的差异,容易造成跨境电子证据收集规则的不一,从而导致刑事司法协助难度加大.利用网络在线提取、网络远程勘验等单边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方式可能会涉及侵犯他国的网络数据主权与国家主权,以及采取强制数据披露制度会使得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可能性增大等问题均给跨境电子数据取证带来了挑战.因此,需要在坚持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为主的取证方式下、在各国的不同立法中寻求达成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平衡;设立不同的适用条件对单边跨境电子数据取证进行规制,以维护各国的网络数据主权和国家主权;在加强全球数据自由流动的情形下,完善数据披露制度,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电子证据取证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电子证据取证的原则对取证工作起着重要指导作用。目前,我国在立法、司法解释以及司法机关内部规定中对电子证据的取证问题虽有涉及,但缺乏纲领性,整体性取证原则。取证原则的缺失,严重阻碍了电子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根据电子证据的特点,结合电子证据取证的实践,电子证据取证的原则应是依法、合法、及时、无损、全面、保护、保密。将这些原则应用于司法实践,就应该加强立法,加快检验鉴定机构的建设和取证人员的培训,规范电子证据取证流程。这样,既可以规范取证活动,又可以保证电子证据的可采性。     

刑事电子数据跨境取证管辖问题研究

电子数据跨境取证模式目前主要有数据存储地模式和数据控制者模式,若两种模式不加改变,单一适用于我国司法实践皆存在种种不足.现从技术角度对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进行划分,确立"物理层"之上作为网络空间的取证管辖领域;以属人管辖为理论基础,采用网络用户及其行为作为判断取证对象的基准,确立网络最小管辖单位;在明确取证边界与取证对象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网络最小单位管辖模式".确立"数据存储地管辖模式为主,网络最小单位管辖模式为辅"的取证管辖模式,对于维护网络空间主权、消除单边取证风险、制衡数据大国长臂管辖具有重要的意义.     

智能汽车取证的法律规制研究

智能汽车取证是指取证人员采用技术手段对其存储介质中保存的车辆行驶及外部环境等数据进行检查和分析,并最终形成证据的过程?智能汽车取证具有专业性、复杂性、外部环境依赖性和技术协助必要性的特点?目前智能汽车取证法律制度以及技术标准的缺失,导致其在实践中往往被忽视?智能汽车取证的法律规制,一方面,应通过强化取证意识、改进勘验与协助制度、规范移送与展示制度以及制定不一致数据采用规范,来打通法律上的障碍;另一方面,通过制定技术标准、取证程序规范以及取证工具评估标准,来促进技术上的规范,最终实现智能汽车数据在司法中可被作为证据使用。     

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比较研究

为了有效遏止贪污腐败犯罪的蔓延势头 ,各国都立足国情建立打击有力、运转高效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 ,完善相应的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各国职务犯罪侦主要有五种模式。为确保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实现而制定的特别侦查措施和有利于追诉犯罪的特殊证据制度 ,对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走出取证困境、立案困境和定罪困境有借鉴意义     

完善我国职务犯罪初查制度

针对职务犯罪初查活动所面临的立法滞后和非规范化的尴尬,应对我国职务犯罪初查制度从基本原则、初查程序、初查主体、初查措施、初查证据和初查的监督等方面进行完善.     

电子数据分类研究

对电子数据进行分类应当考虑电子数据取证实务的需要,据此可以把电子数据分为十二类,其中六种为已有分类,六种为新增分类。新增分类包括存储介质电子数据、电磁辐射数据、线路电子数据;易失性数据、非易失性数据;加密电子数据、非加密电子数据;应用层电子数据、表示层电子数据、会话层电子数据等网络分层数据;看得见的数据、看不见的数据;电子邮件、电子公告牌系统信息、即时通信数据、电子签名、电子数据交换、日志、微博。     

论抽象非法取证行为——从“防冤意见”第8条切入

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的实质是对于程序违法取证行为非法性的＂拟制＂,其构成要件包括＂符合特定的程序违法类型＂与＂不存在非法性阻却事由＂,其主要类型是一个增量而非定量。同程序性制裁理论相比,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当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尤其是其中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同瑕疵证据理论相比,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在操作上更加简单明了,将两个理论整合起来,可以很好地指导对程序性违法取证行为的规制。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是一个过渡性理论,随着取证行为非法性的实质向程序非法性倾斜,其可能逐渐被程序性制裁理论吸收。由于抽象非法取证行为对于证据的排除刚性有余而弹性不足,在设定程序违法取证行为类型和非法性阻却事由类型时须格外审慎。     

美国逮捕制度探析

逮捕,作为强制措施当中对人身自由限制最为严重的方式,在各国的刑事程序立法当中,均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当事人主义的代表性国家美国,其针对羁押制度的相关立法贯穿了从逮捕的主体、条件、权限、具体适用程序等诸多方面,以保障人权为中心思想的判例和立法也直接导致了美国在相关制度建设上的倾向性。保障人权和权力制衡成为美国逮捕制度的突出特点。     

论行政执法中的“诱惑取证”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犯罪的方式和种类日益增多,犯罪技巧及犯罪嫌疑人规避法律的能力也日益增强。行政执法中的“诱惑取证”作为一种特殊执法手段便应运而生,且具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但由于诱惑性执法手段的滥用或禾适当使用,易导致本无违法意图或倾向的公民犯法。因此,对于“诱惑取证”应从程序上进行严格控制,对其适用主体、适用范围等都作出严格的限制。“诱惑取证”一旦被滥用,即构成“钓鱼执法”,此即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污点证人”的作证豁免制度研究

＂污点证人＂的作证豁免作为司法交易的重要体现,不仅有助于检控机关准确高效的取证,还可以令部分犯罪嫌疑人通过与检控机关合作为自己减免罪责。这种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司法机关与＂污点证人＂为实现不同目的进行司法利益交换的结果。＂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建立,不仅适应了法制发展的要求,还满足了司法实践活动的需要。所以,构建＂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既有助于尊重保护人权,又符合我国司法实践要求,是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又一重大进步。     

程序视野下高校学生处分权的行使

在程序视野中规范行使处分权已成为高校管理的一个新课题。程序公正是实质公正的保证。从高校学生处分权的概念及其特征入手,通过对当前高校学生处分权行使中的程序缺失的分析,提出处分权行使中的程序制度的完善建议。     

本土化视野下的刑事搜查制度研究

我国搜查制度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法律条文规定较多,但缺乏可操作的技术性规定;搜查决定权采取自我控制的监督模式,但缺乏有效的外部制衡;划分了有证搜查和无证搜查,但缺乏内容的充分性的特征。启动搜查程序无明确的证明标准、刑事案件证明标准较高和协力型的诉讼结构是造成非法搜查的重要原因。通过调整无证搜查的条件,增设同意搜查制度,设置不同层次的搜查理由和证明标准,由检察院行使搜查审批权,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搜查执行程序,彻底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途径,可以健全我国的搜查制度。     

论民事诉讼中程序选择权

程序选择权本质上属于程序人权,理论依据为程序人权保障理念、程序主体性原则及处分权主义,内容包括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权、对诉讼程序的选择权与对诉讼手段的选择权。程序选择权在民事诉讼中具有适应世界各国民事诉讼发展趋势、实现民事诉讼目的、降低诉讼成本,提高程序效益和实现司法公正等实践价值。在我国立法中,程序选择权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应当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改革与完善我国现行立法;增设某些程序选择权;明确法官的阐明与告知义务;明确律师的正确建议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