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纯电影"理论

从理论渊源上说,"纯电影"理论与"上镜头性"理论有师承关系,同时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其突破之处,对电影艺术发展有过历史贡献,但用自然科学的相关理论分析,"纯电影"理论与实践有一定的误区,这就决定了其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的命运.     

"共和国文化"的电影话语建构——延安文艺的电影之路

中国电影自其诞生之日起便带有明显的大众传媒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自身的话语体系,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电影却通过一系列事件实现了电影话语体系的全面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延安文艺逐步占据电影话语体系的中心,并且建构了战争文化与农村文化复合建构的"共和国文化"话语体系.其中,尤以农村文化建构独树一帜.     

"中国故事"与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的感觉结构

威廉斯的"感觉结构"为理解"中国故事"提供了富有启发的视角.通过对中国网络文学、传统文学、当代电影的分析可以发现,一方面讲述"中国故事"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各种文艺实践中普遍萌生的感觉结构,总体上强调以新的视角和自觉的态度面对"中国性",表达"中国经验",建构"中国形象";另一方面,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和侧重又因不同文艺类型在创作机制、传播途径和读者受众等方面的特性而有所差异.可以说"中国故事"在文艺实践中的显现方式是迫切的又是混杂的,因此"讲好中国故事"的倡导以及理论批评的介入才更有必要性."讲好中国故事"既体现了文艺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又表征着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的"民族寓言"诉求,从理论立场和文化导向方面影响了"中国故事"作为一种"感觉结构"的明晰化和再度构型.     

梁启超美学:审美至上的"趣味主义"

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丰富多彩,究其核心和相互联系,乃是建立在"趣味"基础之上的有机体系.他肯定审美的"趣味"即情感快乐在生活与艺术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揭示了"趣味"之美的唯心本质、创造来源和风格种类,尤其深入分析了书法、小说艺术的审美特征,并以新的文艺趣味观掀起了"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为其变法实践张目.     

"红色文艺"的困境

"红色文艺"包括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艺""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红色文艺"的实质是权威政治话语利用文艺对农民、工人、士兵进行鼓动、宣传,发动他们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意识,即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权威的主体性置换了作家的主体性,被改造了的作家失去表达内心真...     

"人"的内涵在新中国六十年文学中的演变

第一次文代会对"人民"范畴的阐释留下了两可的空间;随之,文艺界对部分作品"小资产阶级趣味"的批判,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针确定成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其后,"塑造新的英雄典型"、"突出主要的英雄人物"的文艺政策,将作为文学描写对象的"人"紧缩到了极小的范围.改革开放后,"人民"范畴的内涵又回到了建国时期的历史起点.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各种范式的文学赋予了"人"以人性的人、文化的人、现实的人、平凡的人和挣扎在生命线上的人等不同的意义与符码.     

中国式"大片"的起点、拐点与落点

好莱坞大片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和<卧虎藏龙>探寻出的一条中国电影国际化的出路,激发了中国电影界中国式"大片"的创作热情.自张艺谋的<英雄>开始,这类影片不断涌现也争议不断.纵观其发展历程,中国式"大片"经历了初创时视觉追求的偏颇和发展中内容至上的转型,并最终找到了符合中国时代精神、秉承民族传统文化、追求人文精神价值的落脚点.     

江泽民同志"多出注重社会效果的精品"的文艺思想浅析

江泽民同志1996年提出的"多出注重社会效果的精品"的文艺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这一思想是对毛泽东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理论和邓小平的"文艺应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理论的重大发展.这一思想的确立,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文艺理论界的几个重大难题,促进了我国文艺事业的建设.     

"第六代"电影的后现代性解读

所谓"第六代",是指活跃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批年轻的电影人.他们在电影艺术上大胆地进行先锋探索和试验,并从当下的社会现实出发,通过电影语言来阐释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性关怀.本文结合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文化语境--全球化/后现代/后殖民的多重交织,通过对"第六代"电影个案<苏州河>(娄烨,1997年)的文本解读,进而对"第六代"电影作品从整体上进行后现代性分析,以进一步阐释中国90年代的社会文化结构及中国电影的未来走向.     

好莱坞电影与张爱玲的"横空出世"

张爱玲在上海沦陷区文坛的异军突起被人们誉为"横空出世",这"横空出世"与好莱坞电影有密切关系.至1930年代,观看好莱坞电影已成为上海市民难以或缺的文化生活方式.张爱玲的出现及时填补了抗战爆发后好莱坞电影退出上海后市民文化的空白;抗战胜利后好莱坞电影的卷土重来也使张氏失却原有的辉煌.张氏的创作之所以能替代好莱坞电影缺席后的位置,是因为其文本与好莱坞电影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张氏创作不同于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表现.     

胡乔木晚年对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思考

胡乔木晚年对如何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实现党对文学艺术工作正确科学的领导有过深入、系统地思考。他认为,新时期党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党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主要是对其发展方向的领导,要高高举起社会主义文学的旗帜,理清文艺与政治、文学的党性和文学的倾向性以及党的领导与文艺事业的关系,认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上,体现在服务和引导文艺界进行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上。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中心的边缘与边缘的中心——"文艺与休闲"论争述评

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文学艺术出现在一个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那时的“文艺休闲功能”理所当然地蛰伏在边缘地带,人们几乎注意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在文学迅速边缘化的90年代,“文艺休闲功能”反倒急剧膨胀起来,使得曾极度边缘化的“休闲文艺”却大踏步地走向了艺术生产的“中心”舞台。     

试论二十年代吴宓文艺思想与批评实践

本文从吴宓二十年代文学批评实践入手,分析论述吴宓批评文体的一般特征,探讨吴宓这一时期文艺思想的形成、发展状况,指出其在尝试创立体系,追求中西融通方面的贡献与不足。并在论述吴宓文艺观的基础上,分析了吴宓对新人文主义思潮的接受与改造．     

从文学家到园艺家:周瘦鹃的身份转型与自我认同

周瘦鹃经历了两次身份转型."园"是探析周瘦鹃身份转型及其转型态度的视窗.他的身份转型不只是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环境变化的产物,也得到了他的心理认同,其心理变化的轨迹隐潜于他的中晚年时期对"园"的态度的渐变中.青年时期是周瘦鹃"园艺家"身份意识在心灵深处被唤醒的阶段:"园"成了周瘦鹃的休闲场所与搭建事业人脉、扩大社会影响力、形成文学家身份认同的重要场所,游园中的交往建构起他的社会评价系统,"园"及"园"的相关意象建构起他的文学自信和情绪健康系统.中年时期是周瘦鹃园艺家身份意识进一步加强的阶段:"园"侧重"园林化"的家园,"园"作为饱含民族强大和家园安宁希冀的场所,赋予周瘦鹃以园艺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在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作为园艺家和园艺散文家地位的确立,使周瘦鹃完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转向,在各项社会主义实践中认同了自身的园艺家身份,真正完成了园艺家身份的转变.     

《文心雕龙》为当代文艺学提供了什么

作为中国古代最为引人注目的文论"元典",《文心雕龙》自然受到当代文艺学的广泛关注,但这种关注又主要限于观点的征引和阐发,而很少对《文心雕龙》作一种文艺学范式的完整把握,这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艺学的现状。从总体上来说,《文心雕龙》至少形成独具特色的六大文艺观念:一是以心学和美学为基本内容的文学观念,二是以体裁分类和规范为基本内容的文体观念,三是从具体作品考察出发的作品观念,四是从创作实践出发的写作观念,五是着眼历史发展的文学史观念,六是着眼人文背景的文化观念。因此,《文心雕龙》不仅仅是为当代文艺学提供资料,而且还从文艺学的整体观念架构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于中国文学实践的文艺学范式,从而可为当代文艺学提供整体借鉴。     

“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兼谈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它在文艺性与政策性两个层面,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文艺的价值取向与发展走势.上个世纪末“去政治化”倾向,是对文艺长期从属于政治的“矫枉过正”,理论上的偏颇与实践上的负面效应是有目共睹的.新世纪以后“再政治化”以及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的呼唤,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审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艺自觉.但其对“政治”概念的诠释,显然赋予了新的时代解读.重释“政治”内涵的丰富性与开放性特征;通过重读马克思主义原典、梳理与甄别文艺与政治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功能等;认真反思新时期以来文艺创作的经验教训,对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真正实现文艺自觉,无疑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彼得·威德森“文学性”理论的思考

20世纪以来，理论界多以意识形态批评为己任，以"大文论"的拯救态势占据文论话语的中心位置，而关注文学内部规律演化轨迹的理论研究正在逐步边缘化，《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一书的作者彼得·威德森重提"文学性"，从对文学概念的历史梳理和检视开始，对"文学性"在当代具有的内涵、地位与功能做出了有价值的理论思考，为新世纪理论研究空间中的"文学性"的内涵和潜在功能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略论意识形态与艺术生产

艺术生产理论是构成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可是在我国,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这一极具创见性的理论却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艺术生产论最重要的意义是,它使文学艺术从神圣的形而上的王国回到了"劳动创造美"的现实世界.它使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天然鸿沟不再难以跨越.艺术生产论克服和纠正了单纯从意识形态论的维度研究文艺的片面性,从实践的层面研究和理解文艺问题,这对我们认识和解决当前市场语境下的文艺的生存和发展所面对的种种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五四”前后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审美主义文学思潮与启蒙主义共生。＂五四＂及其以前,王国维、蔡元培、周作人从不同侧面奠定和回应了审美主义的文学价值观和文化观。＂五四＂期间及其以后,创造社、新月派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使审美主义进入文学实践领域,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渊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