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工商文化传统与当代经济发展--对传统浙商晋商徽商的一种比较分析

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之所以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浙江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工商文化传统底蕴.当代浙江经济与历史上的区域民间工商文化传统,具有一种清晰的继承关系,而当代安徽和山西经济与徽商或晋商文化传统之间则基本上没有多少关联.文章通过对浙商、晋商、徽商文化传统的差异及其与当代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比较和分析,指出,浙商"工"与"商"相结合的"艺商"区域文化传统,使之与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社会背景具有一种亲和性,而晋商和徽商文化传统则不具有这种亲和性,这正是浙商、晋商和徽商文化传统在当代延续或不延续的主要原因.     

"契约人"假设的伦理意蕴

本文主要从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的"契约人"假设中,探讨了"契约人"的基本特点,"契约人"假设与交易成本的关系,从交易前、交易中、交易后三个方面探讨了伦理道德在降低交易成本中的作用.     

论"入世"后的政府改革中的创新选择

"入世"后,世界贸易组织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外部力量对我国政府提出了挑战.政府管理的改革是中心,它主要包括政府观念的更新、政府规制的变革、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过程的公开.政府关系的调适是目标,政府与世贸组织的关系、国家间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新的定位.政府权力的重新配置是关键,只有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政府与立法、司法之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合理配置权力,科学界定各自的权限,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政府改革与创新.     

劳动关系"合约论"及其实践

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合约论"的理论基点在于站在人本主义立场,维护劳动者尊严和人格,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作出科学的重新定位."合约论"赋予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雇主)在市场交易中平等地位和自主产权交易关系.通过建立劳动力产权概念,实事求是地界定劳动者的市场交易关系,使其成为自身利益的产权主体."合约论"把"以人为本"理念与社会主义劳动关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思想认识上走出了"主人翁论""联合劳动论""商品论"等理论误区,从而回归科学的认识领域.为了使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合约"精神得到广泛体现,需要切实维护劳动者和用工单位双方的合法权益.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在实践中进行制度体系创新.     

供应链中节点企业间契约关系研究

供应链中节点企业间的投机行为、信任缺失等不稳定因素会导致供应链的运行效率低下、违约风险高以及应变能力差.在对供应链及其治理模式进行概述的基础上,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及关系营销理论对影响节点企业间契约关系稳定性的因素进行分析,指出由于节点企业间存在的单边锁定、交易成本过高、信息不对称以及信任的缺失等原因导致了节点企业间契约关系的不稳定,最后给出了提高节点企业间契约关系稳定性的对策.     

期货交易所合约创新激励与政府监管方式选择

合理的期货合约设计能够在事前起到防止市场操纵等市场滥用行为。政府监管部门在合约创新过程中应当承担何种职能,对期货市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交易所进行合约创新的动机主要是实现会员利益的最大化,所考虑的因素主要有现货市场的特点、合约条款的设计、潜在交易者的需求等。而交易所合约创新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冲突需要政府监管部门的介入。除了非常不规范、监管体系不完备的市场外,政府监管部门不应当直接介入到合约创新过程中,而是采取事后监管的方式,能够更好地保证合约创新效率,防范市场风险。     

"资本弱化"下的劳工权益维护研究——对某外资企业工资谈判中工会博弈策略的分析及思考

企业债务资本的"税盾效应"诱致股东资本弱化行为,直接的后果是侵蚀了相关利益主体与企业之间的合约收益.尤其是在劳工工资合约与企业绩效密切挂钩的客观现实下,资方谋划的资本弱化行为可能导致企业账面绩效下降,进而抑制工会代表劳工关于工资合约的要价,从而对劳工权益形成侵害.因此,分析和研究工会在劳工工资合约中的博弈策略,对于制定有效的维护劳工权益的因应策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信用交易:担保物权制度演变的经济分析

信用交易的最大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而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是降低信用成本。银行信贷是信用交易的核心,信贷中各种交易的成本与风险对交易双方合约的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信贷关系中借款人与贷款人是否选择担保物权来保障信用是由创设信用的成本和风险规避两个因素所决定的。由于个人信用在交易中地位的不断强化,导致了担保物权信用基础的变化,这种由物的信用和人的信用共同构成的担保物权,更具有克服金融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这种新型担保物权预示了担保物权制度未来发展的走向。     

从休假制度看汉代官吏的家庭关系

两汉时期,官吏有五日一休沐的休假制度,也有一定的请假制度。汉代官吏利用休假时间处理许多家庭事件,诸如侍奉父母、陪伴妻子、教育子女等,休假时期的家庭生活有助于汉代官吏家庭内部的稳定与和谐。汉代官吏休假生活主要集中在官吏与父母的关系和官吏与妻子的关系中,在父母关系中主要是对父母尽孝,在妻、子的关系中主要是与妻子的和谐和对子女的慈爱。     

农产品供应链合作关系治理机制动态演化研究

合约治理与关系治理在农产品供应链合作关系中是随时间动态变化的,并在演进路径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利用模型揭示农产品供应链合作关系不同阶段关系治理与合约治理的互动过程与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基于各自的特点和优势,两类治理机制在合作关系发展周期中呈现出此强彼弱的关系,可以互为补充、交替使用.治理机制的替代性意味着在合作时为获取更多的收益可以选择更低的治理成本,治理机制的互补性说明跨组织合作的制度安排可以保持一致性并使治理效果达到最佳状况.     

商权、财政与党争——中国银行"民六则例风波"述论

1917年中国银行通过"民六则例",旨在扩大商股权力,摆脱北洋政府控制.安福系上台后欲图控制中行以资党争,要求恢复旧则例,由此引发安福系控制的国会、政府与商股股东之间的新旧则例之争.则例风波中中国银行与政府财政、党派斗争之间的复杂关系反映了中行的双重身份及其发展困惑,以及商人在金融领域话语权的增强,暴露了北洋政府时期央行制度的缺失.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激励合约选择

商业银行的风险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管理者的风险承担行为,因此,恰当的管理者行为激励对于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至关重要.为克服已有研究缺乏对商业银行管理者激励合约设计的关注,以及正式激励合约的外在考核变量低效等问题,本文试图通过扩展已有理论模型,综合考虑商业银行管理者风险承担行为结果的真实信息和外在信息,从关系合约与正式合约选择的角度,建立一个更为全面和灵活的商业银行管理者风险承担行为的激励合约框架.     

政府官员上下级关系:"位差"调适与化解

在政府组织中,上下级的等级关系客观存在,由此产生了上下级之间的"位差博弈"及其相应的策略选择.针对位差而产生的心理距离,可从两方面进行调适,即微观上的"上下级对子"的关系交换机制与宏观上的"上向信任"与"下向信任"的双向机制;对于位差的化解,既需要批判与反思中国传统的官僚人格,也需要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上进行建构,最终形成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导向的上下级关系的心智模式.     

农民工城市融入缘何依托共生型组织——基于Q市L镇多重组织互动的地方性叙事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是依托共生型组织.共生型组织是一种共生单元之间互为主体、价值趋同、资源共享以高效合作、高度协同为特征的组织化形态.组织共生强调在不同组织之间或同一组织内部构建一种以信任为基础的共生关系,关注不同组织之间和同一组织内部的有效互动.不同于以往"权益—冲突"的视角,基于"组织—共生"的角度,探讨多重组织与基层政府、本地居民三者互动的现实样态,揭示农民工组织化的"共同体"意识,推动农民工"本土化".对于城市治理而言,农民工组织化为单一个体(共生单元)的城市融入降低了交易成本,它既构建了农民工共生型组织与基层政府、NGO及本地居民的"共生关系",又形成了城市社区"以外治外"的治理逻辑.     

新型社会组织的创建与试行——从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实践看政府赋权社会的可能

中国式"强政府弱社会"治理模式正在经历变革,在政府由"全能"向"有限"的角色转型中,如何促进社会发育是一个关键问题.而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集中体现与社会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其成长备受关注.近年来杭州市政府对"社会复合主体"的培育就是对创建新型社会组织的一次尝试.这一理念和实践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中心论,也不同于单纯的国家中心论,而是充分正视中国现实语境下政府与社会间关系的模糊性,并试图利用这种模糊关系中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去促成主动性,从而试行一条政府与社会相互增权的道路.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二者的相互增权之中,原有的权力结构关系依然没有改变.     

交易费用/产权方法的发展与超越——新制度经济学文献的批判性回顾

新制度经济学把组织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试图通过研究产权结构和交易成本对激励机制及其经济行为的影响来拓展新古典理论的适用范围.本文集中回顾和探讨了构成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主要基石的产权/交易费用方法的演变过程及其面临的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信息范式、不完全合约以及合作博弈等分析性工具在修正和超越产权/交易费用方法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参与式治理"——第三部门与政府关系探析

第三部门是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各种民间组织和公共组织。本文对第三部门与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 现行体制下两者关系的错位作了一定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参与式治理"的关系模式。     

分税制、政府博弈与制度创新——一个佃农理论的分析框架

通过把在分税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制度供求博弈关系转换为佃农理论中的土地所有者与土地承租者之间的租金分成契约关系,并在过去研究制度变迁范式的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主导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谈判博弈理论模型,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租金分成博弈过程中向市场体制的渐进性过渡。尤其是,分税制激励利益独立且追求剩余租金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化解外生性交易成本与内生性交易成本之间的冲突,从而自发地主导这场规模空前巨大的制度转轨。     

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角色定位:交易成本视角的探讨

风险投资的竞争性决定了政府不能成为风险投资的主体.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逼近容易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且还会抑制民间资本参与风险投资.信息不对称、外部性、退出通道狭窄等因素,形成风险投资的交易成本.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角色定位,就是要降低交易成本,为民间资本参与风险投资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政策性合约"的产生与实践:基于失地农民与水库移民的比较

本文基于失地农民与水库移民的比较个案,尝试建立“政策性合约”这一分析概念来理解政府对于政策目标群体的内部差异化治理。研究发现,国家基于不同目标与失地农民和水库移民分别建立了普遍异质型和特殊（类）同质型政策性合约。在宏观政策性合约的规制下,地方政府细化政策性合约内容与失地农民和水库移民产生具体的交换,并通过长期执行政策性合约,使这两个群体呈现出差异化的治理结果与发展轨迹：前者面临市民化挑战,而后者则某种程度延续了乡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