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多样化、技术复杂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采用我国省际细分的出口产品数据,结合熵指数、出口复杂度指数度量我国31个省份的出口多样化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建立出口多样化、技术复杂度影响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采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总体上我国出口多样化在波动中有所上升,但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出口多样化、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均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互联网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8-2017年4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并探讨了互联网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发展水平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存在异质性,互联网对高收入国家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更大;同时,互联网发展水平还能通过扩大经济规模和激励研发创新两种间接效应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积极作用。此外,互联网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还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的特点。文章最后探讨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供有益的思路。     

粮食价格、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4～2017年中国大陆31省(市、区)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粮食价格、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结构效应、区域异质性和门槛效应.结果显示:(1)粮食价格和劳动力转移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中粮食价格能显著促进农民经营性和工资性收入,劳动力转移能显著促进工资性收入,但对经营性收入有显著抑制作用.(2)东中...     

数字经济对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影响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总效应、区域异质性和门限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扩大农产品出口规模,提高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在考虑了内生性后结论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强,东部地区次之,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经济、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产品出口之间存在非线性门限关系,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农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越强。     

研发投入、FDI门槛效应与区域创新 ——基于面板回归门槛模型

文章选取2000-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基于CES生产函数面板回归门槛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研发投入对中国创新产出的影响有明显的研发资金投入单一FDI门槛效应和研发劳动力投入双重FDI门槛效应;在FDI未跨越较低门槛值的省份,研发劳动力投入相比研发资金投入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产出;当FDI超过最低门槛值并持续增大跨越第二门槛值后的省份,研发资金投入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研发劳动投入的影响,并且FDI引发的研发劳动投入规模效应明显低于资本投入的规模效应.     

全球价值链嵌入、本土技术发展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文章将全球价值链分为简单全球价值链和复杂全球价值链,在测算2000—2013年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基础上,探讨了融入全球价值链及其与技术发展的互动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提高,会促进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简单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提高比复杂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更大,该结论在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提高会从规模、创新和应用三个方面减弱技术发展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这反映出相对于融入全球价值链所面临的技术快速提升的需求,国内技术发展的支撑力不足,同时本土技术发展也会弱化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这是国内对国际技术升级替代作用的表现。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2003—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统计数据,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在分行业分地区层面都成立;其次,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效果高于低技术生产性服务业,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效果大于东部地区和全国;最后,金融危机和税收冲击都不会改变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果,但国内的经济下行压力会抑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效应。此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1—5阶滞后项都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应积极引导生产性服务业适当集聚,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集聚,同时推动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交流与合作,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更好地发挥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功能。     

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后的效果检验——基于门槛面板回归的实证分析

2004年以后,我国出口退税进行了退税率调整,本文截取2005-2009全国各地区面板数据运用非线性门槛面板回归的结果表明,调整后的我国出口退税机制只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优化经济结构上作用明显,而在能源利用效率、环境污染控制方面的作用有限,这与出口退税的多重功能定位之间的矛盾有关。在对我国环境资源方面的矫正机制进行逻辑梳理后,本文认为应该还出口退税以原有的中性,实行完全退税,转而依靠更为有效的出口关税对环境资源要素的国内外差价进行矫正。     

制造业上游垄断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数据

出口技术复杂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文章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数据,探究了制造业上游垄断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上游垄断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在控制内生性和改变测度方法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上游垄断对混合贸易企业、本土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及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作用大于对加工贸易企业、外资企业、西部地区企业、劳动及资本密集型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作用.此外,技术创新、企业进入退出是制造业上游垄断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两个重要渠道.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改革过程中要重视上游行业市场化改革,打破制造业上游垄断,助力中国制造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制度质量、人口结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在美国逆经济全球化贸易政策和中国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显得尤为紧迫。在阐述制度质量、人口结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制度质量、人口结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制度质量改善通过减弱经济主体生产经营高技术复杂度产品的道德风险及不确定性，降低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体而言，制度环境中地区腐败通过提高经济主体遭遇“敲竹杠”行为的风险，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良好的经济制度环境及法律制度环境显著地促进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人口质量结构通过增强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进而提高自主创新水平，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人口数量结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显著。     

全球价值链、制度质量与工业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沿线国家工业生产嵌入全球价值链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全球价值链、制度质量与工业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假设,采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38个主要国家1996-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融入全球价值链有助于提升工业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制度质量对不同要素密集型工业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均有正向影响,但相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制度质量更加敏感;制度质量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交互作用也可以促进工业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制度质量对发达国家的工业品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此外,随时间的推移,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主要国家工业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有逐渐增强的态势,制度质量对工业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逐渐由负转正。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08—2019年31个省(市)面板数据,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维度,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以制度质量、科技创新水平和经济规模为门槛变量,分析其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母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整体产业结构高级化,但对中国整体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较为一般;(2)制度质量、科技创新水平和经济规模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均存在门槛效应,且在相关指标超过门槛值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得到明显增强;(3)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还存在区域异质性,体现为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机械化的非线性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机械化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当人均实际GDP低于5 605元时,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显著为负;当人均实际GDP介于5 605元到10 304元时,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仍然为负,但影响程度逐渐下降;当人均实际GDP大于10 304元时,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由负向变为正向。在农村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为了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应该从大力推动农业规模化进程、加强农民技能培训投入以及实施差异化财政扶持政策等方面入手。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增强中国出口贸易竞争力,建设贸易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双重差分法,以我国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外生事实为准自然实验,全面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引致的高创新成功率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间接作用。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不同所有制下,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而明显提高,但对国有企业的作用力不明显;从不同地区来看,沿海地区企业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效应,而内陆地区企业则无明显影响效应;从不同行业来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中高技术和低技术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激励作用,而对中低技术行业存在抑制作用。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双重特征分析——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5-2015年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非线性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在不同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上,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同。此外,农民收入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同权重下的空间计量模型均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在整体上能够显著地促进农民增收。     

门槛效应、环境规制与污染企业之关系——基于湖南省城市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检验

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湖南省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数量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数量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且门槛值（人均GDP）为11 014元。第二,高门槛区间有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衡阳、郴州、常德、娄底、张家界等地区,低门槛区间有怀化、邵阳以及永州地区。第三,环境规制与污染企业数量的相关关系并非线性,而是呈现出“U”型关系。     

城镇化、工业化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收敛了吗?——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Hansen的面板门槛模型,采用中国1997—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构造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可研究城镇化、工业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城镇化、工业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特征,在城镇化水平低于较小门槛值时,城镇化的发展会显著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当城镇化水平越过较高门槛值,达到高城镇化水平时城镇化发展则会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的发展显著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当工业化发展到高工业化区间时会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城镇化、工业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均呈现出"倒U"型关系,在初始阶段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高终将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并且收敛效应会逐渐增强。     

中国劳动力剩余与工资上涨并行不悖的解析——基于工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视角

近年来,中国大量劳动力剩余与工资上涨并存,出现刘易斯拐点争议。基于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从劳动生产率变化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后,并根据中国1978—2012年剩余劳动力数量、工资和工农业劳动生产率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同时通过建立VAR模型进行协整分析和脉冲响应分析。研究表明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剩余数和工资之间存在着联动效应;工农业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变化不协调是中国劳动力大量剩余和工资上涨并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努力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工业劳动生产率协调变化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