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力量何以可为 ——基于晋南地区老年协会礼俗实践的考察

基于晋南 P村老年协会礼俗实践的考察,从外部资源获取、活动空间拓展、主 体性获得等方面对乡村老年协会的快速发展做了系统解释,并基于嵌入理论,从“环境嵌 入—组织嵌入—双边嵌入”三个层次分析了老年协会礼俗实践的行动逻辑.结果显示,老年 协会良性发展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通过对传统礼俗的发掘与利用获取外部资源;二是在合 法性认同、组织价值与意义建构中不断拓展活动空间;三是依托礼俗活动获取稳定的经济来 源,进而获得组织的自主性.老年协会依循政策变化与老人自觉意识觉醒成立组织;通过嵌 入地方组织和乡村政府,构建起组织认同、扩大组织对外的影响力;同时与村两委实现双边 嵌入,获得持续不断的行动力,促进老年协会的稳定发展.基于此,提出乡村社会组织培育 的三个基本条件,即获得组织合法性和经济独立性、实现社会公益和互益、有持续的行动力 来源.     

人情债、人情圈与交往逻辑变化——基于浙西周村的调查

以浙西周村田野资料为基础,阐释当地农民的人情债观念和人情圈特征。调研发现:农民人情交往中情义亏欠感日益减少,市场货币性考虑与日俱增;夫妻双方的兄弟姐妹及其已婚子女构成了每个核心家庭最基本的人情圈和交往圈,姻亲和私人关系已经主导了婚礼中的人情往来。研究认为:理解农村人情交往一系列变化的大前提是分析农民日常交往逻辑的转变,因为日常性人情的弱化和缺失,仪式性人情的情感表达性功能才被放大,成为生产和再生产农村亲密关系的功能性替代;此外,市场经济原则不断侵入农民社会交往,人情的形式大于内容,而这也正是一些地区人情竞争、攀比等异化现象的深层原因。     

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内生型乡村治理逻辑——基于安徽省S村合作社的个案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于乡村治理建设模式的探索经历了多个阶段,虽然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政策侧重点存在差异,但从政策内容的演变过程来看,存在"多方参与共治"的发展趋势.S村在历史契机和各方因素的推动下,形成了乡村精英、农村合作社、村民主体多方参与的治理格局,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治理逻辑是乡村精英通过合作社来激发和凝聚乡村的内生动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社会资本的积累.这些社会资本一经产生便直接再投入到整个治理过程中去,促进村庄治理,形成循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合作社也可以形成良好的合作,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     

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与乡村振兴——基于浙中X村的田野调查

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人才振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城乡之间资本、人力、技术等要素资源的流动不断加剧，为乡村发展提供新契机。回归乡贤作为逆城镇化中的重要力量，具备城市与乡村双重社会经历，是城乡社会有机循环目标实现的重要纽带。其不仅为农村发展带来人口红利，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会重整农村社会劳力外流后的空心结构、调节"城市中心-乡村边缘"的非对称关系格局，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目标的实现。文章选取典型案例，运用田野调查方法，从乡村振兴现实出发，按照"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构建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与乡村振兴内在关联的理论分析框架，回答了逆城镇化如何与乡村振兴有机联系起来、乡贤回归如何影响乡村振兴、乡贤回归在乡村振兴中作用效应的问题。根据对乡村振兴样态的具体考察，系统说明浙江省X村由城回乡的新乡贤H所带来的要素融合与城乡关系重塑、思维转换与村落价值激活、秩序回归与治理有效实现综合效应。从发展基础、循环条件、作用手段出发，分析乡贤回归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理，进一步得出逆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内在逻辑。其中，回归乡贤的资本富集优势、现代理念凸显构成行动资源的供给基础，社会联结紧密、德治效应明显是乡土逻辑助力的集中体现，创新治理技术、公共理性建构是对乡村伦理基础的再建。可见，城乡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回归乡贤对农村社会的建构力不可忽视，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实践先导。本文认为，城乡必须是双向流通的，城乡关系必须是对等的，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必须是具备现实可行性的。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要抓住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新机遇，构建行之有效的城乡融合体系。乡贤回归这一重要形式，有力回答了逆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一致性的疑问，也为探索城乡融合发展形式、乡村有效治理基础以及完善乡村振兴制度框架提供科学依据。     

流动、巨变与理性:理解转型期 乡村社会的关键词 ———读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

60多年前,费孝通在对中国乡村社会进行深度观察与理解的基础上,写就了《乡土中国》一书。作为阅读和理解传统乡村社会的经典之作,书中所提出和论证的＂乡土本色＂、＂差序格局＂与＂礼治秩序＂等概念,至今仍是学者们认识和理解现代乡村社会的基础与前台。可以说,该书不仅为我们加深对传统乡村社会的理解提供了蓝图,也为我们认识现代乡村社会提     

迈向2035的乡村建设行动:何谓、为何与何为?——基于百年乡村建设连续统的视角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这既是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也是对百年乡村建设思想的传承和创新,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确保我国能够基本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可见,及时运用百年乡村建设连续统的视角对乡村建设行动进行系统剖析,具有高度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因而必须重点把握我国从乡村建设运动到乡村建设行动的百年发展脉络和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内在逻辑、潜在风险、基本原则、主要路径等内容.     

技术赋能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逻辑与运行机制——基于关中H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证考察

乡村数字治理是技术赋能下乡村数字化转型的产物,不仅解构了传统乡村治理结构的单向性,还消解了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的局限性,有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基于关中H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证考察认为：技术增信的价值共识、技术赋权的主体共建、技术赋能的行动共治和技术互惠的成果共享形塑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逻辑;应以“治理效能”提升为导向,从主体共建、动力激活、资源整合、共生平衡和规则约束等方面探究乡村数字治理的运行机制,以期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     

从嵌入到引领: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践——基于桂西南X村的案例考察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是时代赋予基层党组织的历史使命。如何实现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领域的“有效在场”是党建引领的关键所在。在借鉴“嵌入性理论”的基础上,试从“嵌入式引领”的分析视角研究“嵌入式引领”在乡村振兴领域中的创新运用。基于桂西南X村的乡村振兴实践,发现该村充分发挥基层党建在乡村振兴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以产业嵌入、人才嵌入、文化嵌入、生态嵌入与组织嵌入的方式嵌入到乡村振兴领域中,有效推动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人才振兴、乡风文明、生态宜居与治理有效。在全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全面强化和完善基层党建的发展推动力、社会号召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政治领导力,发挥基层党建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与组织振兴的引领作用,从而使基层党建在乡村振兴领域中从“嵌入”到“引领”的转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合作治理的实践、效能与生成逻辑——基于X乡S村“民俗博物馆”项目的经验观察

良性的乡村关系是国家治理进入村庄社会的重要通道。基于合作治理理论视角和“结构—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发现吉林省X乡S村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建构了一种乡村合作的治理模式。二者在“民俗博物馆”项目的筹划、建设与运营整个过程中,围绕利益诉求、行动规则、资源配置及行动选择进行了一系列紧密互动。这种治理模式打破了乡村之间的二元结构阻隔,实现了体制推动与社会动员的互补,进而使乡村两级利益诉求同时得到了满足。乡村合作治理的生成逻辑在于,乡村基于特定目标达成合作共识,并以资源互补和优势合作的方式提高集体行动能力,进而在平等协商的互动中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在需求与响应、互赖与共享、认同与协商等要素的共同作用下,乡村合作治理机制得以生成。     

行政助推自治:单元下沉改革中的政府介入与自治生长——基于河镇石寨村的调查与分析

村民自治是国家制度安排下的基层民主实践,其与基层政府之间的联系亦是必然。调整自治单元是近些年基层政府追求自治有效的主要改革举措,但是,仅仅调整单元似乎很难奏效。贵州省河镇在单元下沉改革遭遇村寨单元自治失去活力的困境下开启二次改革,政府全面介入小单元自治运行,引导和协助村寨单元优化自治组织,同时结合村寨单元的治理习惯和治理资源,以行政力量为小单元自治输入其所需要的物质要素、权威要素、程序要素、规则要素、内容要素,推进外注要素的内生性衔接与自治生长。基于自治运转需要的、适度的政府介入构成了自治生长的关键要素。因政府改革而起的自治单元调整与自治生长不可能完全脱嵌于政府行政,政府行政应持续介入自治,使行政力量与自治力量形成良性的助推式互动。行政助推型自治的核心在于政府要精准把握介入的时间节点与度,在服务自治的逻辑下适度介入,培育自治、助推自治,以外部行政注入的自治要素驱动和激活自治,实现自治“由外而内”的植根生长。     

党建引领与社会互动:村域公共价值创造的实践机制 ——基于粤中L村的考察

公共价值创造是增进公民福祉的重要战略工具.基于公共价值理论追踪粤中L村公共价值创造过程,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发掘村域公共价值创造的实践机制.结果表明:村域公共价值创造在于满足村民美好生活需要,关键在于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构建村"两委"主导、村民以及第三部门等多元主体参与格局,由此凸显党建引领与社会互动的实践图景;党建引领与社会互动贯穿于村域公共价值创造的全过程,体现在干部巡查与村民进言的价值识别机制、"四议两公开"的共识达成机制、村组引领与外部互动的环境支持机制、撬动组织内外资源的管理运作机制.然而,在村域引入公共价值创造理念,需要充分考虑村情,因地找寻村民的价值偏好,以更好地回应村民的需求.     

“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治理有效的路径与逻辑——基于湖南鹊村的经验考察

通过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以湖南鹊村土地合作经营模式为例,探讨农地“三权分置”改革重构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及其内在机理。农地“两权分离”的制度安排造成村治主体能力不足、村庄治理资源匮乏和治理规则失效等乡村治理困境。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是对乡村治理困境的积极回应,其促进了村治主体能力提升、治理资源集聚和治理规则重塑,从而实现了乡村治理有效。研究发现,乡村治理重构的关键是再造集体治理能力,这涉及资源配置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两个方面。“三权分置”改革通过产权结构调整提升集体的资源配置能力,通过激活村庄利益关联和政治关联强化集体的组织动员能力,实现了集体治理能力再造。     

嵌入与整合: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现代转型的实现机制 ——基于鄂西L村农业产业的调查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亟需探索村落现代转型的实践路径和实现机制.基于鄂西L村的田野调查,从嵌入性视角对该村西瓜产业与村落转型的整体过程进行深度分析.结果表明:农业产业化发展是传统农业村落现代转型的一个可能路径,地方市场的村庄嵌入和政府的统筹整合是关键的实现机制.在嵌入与整合作用机制下,不但能够实现村庄整体性从传统农业生产到现代农业经济的转型,提高农业产值,调整小农生产逻辑,形成农业生产与村落的强关联,而且还能够通过将地方市场嵌入在村落熟人社会之中,使地方市场成为维系力量,对村落社会起到保护作用,有利于重组社会关系网络和再造村庄价值认同,顺利实现维持型村落向发展型村落的现代转型.最终,现代化进程不仅没有消解乡村,反而显示出传统农业村落对于现代化的应对力量,这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现实经验.     

资源禀赋、政策调适与乡村振兴的治理逻辑——基于“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的个案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贫困问题。脱贫不是简单地解决温饱问题,而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的工程。本文以资源禀赋和政策调适的理论视角,构建乡村振兴的治理分析框架,并通过对"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的个案研究,探寻乡村振兴的内在治理逻辑。研究发现,资源禀赋、政策工具理论可以对中国独具特色的扶贫"政策试验"实践进行学理性阐释。资源禀赋条件和政策工具各自对农民的脱贫减贫治理效果产生影响外,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交互现象。资源禀赋条件作为振兴乡村的基础性资源;而政策调适作为乡村振兴治理的行动机制,起着重要的保障性作用。     

“乡政村治”、利益分配与村庄精英的行动逻辑——基于四川J县金村模型

村庄精英是乡村社会中公共利益分配的中间人和协调者。以四川J县5个村庄田野调查基础上的金村模型,考察村庄精英与"乡政村治"体制和利益分配的关系,分析精英的理性逻辑与行动策略。研究发现:"乡政村治"体制对精英行动具有规制作用,而精英对"乡政村治"有适应功能;利益分配对精英行动具有建构作用,而精英对利益分配有调控功能;以"公益""共益""私益"三维度划分体制精英的理性逻辑,可形成五种类型的行动策略组合。当前亟需从制度上明确招商性项目的激励机制,强化政策性福利分配的规制,落实村民议事和村务监督制度,完善基层党员培养和村干部选拔制度,防止乡村治理陷入"精英全面控制"或无人治理的困境。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共同富裕:逻辑关联、实践过程与路径选择——基于“战旗道路”的经验观察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与核心载体。基于“组织统筹、制度驱动、市场经营”的三维分析框架,对战旗村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驱动乡村共同富裕的运作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组织统筹维度,基层党组织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组织轴心,承担着政治引领与利益协调的角色,有利于促进实质意义上的分配正义;在制度驱动维度,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股份合作赋予了村社集体与村社成员边界明晰、权责明确的财产权利,有利于促进集体资产的优化配置和保值增值,并从制度和程序上保障资源的分配正义;在市场经营维度,利用管理赋能和产业融合的方式拓展了市场需求,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为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共同富裕创设了可持续的发展动能。因此,要通过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体系、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构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机制等方面促进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以驱动乡村共同富裕。     

行政、资本与乡土社会:农业经营模式的形塑机制——基于宁夏南部地区蔬菜产业发展的思考

通过对宁夏南部地区蔬菜产业中规模化、资本化农业经营模式建立过程的分析,发现行政、资本与乡土社会是形塑农业经营模式的三个基本因素。具体而言,政府投入的资源和开展的基础性工作,体现了行政力量在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引导和保障作用。而在农业高度市场化的情况下,新型的规模化、资本化农业经营模式的建立和发展又离不开资本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也就是说,资本必须通过对劳动力的有效管理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农产品,才能确保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的成功。而新型农业经营模式能否立足,还取决于资本能否处理好自身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因为后者是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立足的“社会基础”。基于此,可以认为,行政、资本和乡土社会三个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形塑了我国农业的经营模式及未来的发展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