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法律制度

治理理念特别适用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它强调政府依靠公众的力量保护环境与生态和公众对政府环境管理的支持与监督.论述了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的环境权利,公众参与的重要作用,以及我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律制度.     

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多层分析

近几年,环境行为研究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国内外研究者较多关注公众个体日常环境行为及其影响机制,往往忽视了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基于CGSS2013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构建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嵌套模型,对中国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从微观和宏观层面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微观个体层面上,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较多,教育水平较高的公众实施较多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媒体使用、环境污染感知、政治参与及政府信任对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有促进作用。在宏观省级层面,经济发展、产业比重合理调整可以激发地区公众平均环境参与行为,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垃圾清运量的增加和PM2.5浓度升高,会促进地区公众平均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加强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及路径选择

环境治理需要加强公众的参与。在我国,加强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不仅是实现环境民主、纠正环境治理政府失灵现象的要求,也是促进环境网络治理、改变我国公众参与不足现状的需要。加强我国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的路径可以从四方面着手：完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律制度;加强环境信息的公开;大力发展环境非政府组织;加大对公众环境宣传教育的力度。     

信任：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与公众参与之间的纽带

公众参与是政府治理实现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有效手段和必然选择。信任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的基本关系,信任是编织政府与公众之间和谐关系的纽带。建构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公众参与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参与主体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信任,另一方面是公共政策制定主体对公众参与的信任。深化改革、拓宽渠道、培育能力是走出信任困境,实现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与公众参与良性互动的途径。     

公众参与、绩效评价与公众信任——基于某市政府官员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问题日益突出，而公众参与的政府绩效评价活动的开展为公众与政府的互动搭起了桥梁。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的特定地区相关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绩效对公众信任的影响最大，其次公众参与程度和评价结果应用都在一定程度上正向影响公众信任；同时，评价结果应用通过政府绩效对公众信任产生间接影响。     

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激励机制优化路径探讨

公众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力量。基于调查研究发现,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从清洁乡村、美丽乡村到生态乡村的环境治理实践中,积极引导和激励公众参与到乡村环境治理过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党领民办,群众自治”的环境治理工作模式,公众参与初显成效。同时,因公众参与激励机制不够健全,出现了村民参与内部动力不足、“搭便车”现象等难题。应借鉴波特-劳勒综合激励模型的精髓,关注努力程度、工作绩效、内外奖酬、满足感等因素对激励过程的影响,从目标驱动机制、绩效评估机制、奖惩激励机制、监督反馈机制等方面系统完善激励机制, 形成激励→努力→绩效→奖励→满足等激励链的良性循环,优化公众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激励机制。     

公众参与、绩效评价与公众信任——基于某市政府官员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问题日益突出,而公众参与的政府绩效评价活动的开展为公众与政府的互动搭起了桥梁。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的特定地区相关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绩效对公众信任的影响最大,其次公众参与程度和评价结果应用都在一定程度上正向影响公众信任;同时,评价结果应用通过政府绩效对公众信任产生间接影响。     

信任和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

农户是农村环境问题的制造者,同时也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信任和收入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重要因素。利用对陕西省474户农户的入户调研的微观数据,采用Heck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信任与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信任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即信任水平越高,参与意愿越高,但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作用;农户人均年收入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收入越高,越倾向于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交互影响均不显著;家庭人口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年龄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影响;环境认知水平对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为此提出,政府在农村公共环境管理制度制定过程中,应更重视农户的主体作用;继续引导农民创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重视农村社区以信任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的培育,以提升农户的信任水平和对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及贡献度。     

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的主体困境与制度回应

2015年9月1日正式生效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对环境治理参与面进行了最高位阶的特别法设计,回应了学界对于环境治理理论研究的制度需求.经过理顺环境治理的形成逻辑,可以发现“参与”是“治理”区别于“统治”与“管理”的关键所在,其优势在于可以为弥补环境决策者构制失位提供有效矫正方案.通过对参与者的人格重塑,公民、市民与消费者在环境治理中的身份得以明确,它们分而为国家、社会和市场的主体,合而为环境治理者中的重要组成,也就是“公众”.现实所面临的合法性困境也由此而生,主要表现为决策者失位、参与者身份虚化等.为此,从决策、执行、监督环节分别予以完善才是现实困境的破解之道.     

公众参与在环境保护法治中的作用

中国各省2010-2014年的GDP、环境投诉量、环境犯罪案件惩处力度,可以反映环境治理活动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虽然立案和逮捕环境违法者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明显,但政府受理和处理的环境投诉量与地区GDP产值高度相关。这说明,环境治理的重心不在于刑事处罚的严厉性,而在于环境执法的严格性和频繁性;环境执法短期内可能造成失业、罚款、减产等问题,但从长期来看有利于经济发展。研究也发现,不同地方对环境污染案件处理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如:环境保护刑事司法地区差异严重,环境保护执法不重视公众投诉,案件公示的透明度低,环境监督信息化水平低,环境污染事件处理缺乏刚性等。研究建议,继续加大环境污染事件处理的公开化,增强人民群众诉求渠道,全方位监督和采取司法手段处理环境污染事件。     

主观感知、制度约束与农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农村地区严重的环境危机已经成为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要障碍,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探寻有效的环境治理模式是村社善治的客观要求。借助中国(江苏)民生发展指数调研平台,通过建构"个体特征+主观感知+制度约束"的指标体系,采取田园式调查方法,以江苏省8地市的288个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主要从事工作类型、个人效能感知、垃圾桶发放情况、环境质量满意度评价、责任认知、政府或者村中开展环保宣传教育情况和环境权利认知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显著影响。提出通过农户公共精神培育、基础设施建设、环保权赋予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等方面促进农户参与意愿提升的策略。     

互联网公众参与:一种新的公众参与政治民主方式

互联网为个体表达意愿、进行公众政治参与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和便利,互联网公众参与作为一种新的公众参与方式,与传统的公众参与方式相比,具有新的涵义及特点,并以不可抵挡的发展趋势出现在政治生活的舞台,在此试图结合案例,来说明互联网公众参与在政治民主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及对政治民主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互联网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作用机理的实证研究——基于公众政治参与和对政府信任的视角

互联网的使用推动了社会风险的流动和交织,增强了社会风险治理的难度。加强公众风险感知研究既能补全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风险治理研究的短板,又能为提升我国风险治理水平提供参考。文章基于2017CSS数据,从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视角,运用熵值法指标赋值和Process链式中介检验,探究了互联网使用与公众风险感知的作用机理,以及网络政治参与、传统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众的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对互联网使用与公众风险感知的关系起到链式中介作用,传统政治参与则无此影响,但其本身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为降低公众风险感知,政府应当提高公众的政治参与意愿和能力,提升其对政府的信任,从而达到加强网络空间治理,降低公众风险感知和社会风险治理的目的。     

政府环境管理公众参与的法规范构造

环境保护属于公共事务、公益事业,政府在环境保护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政府环境管理成为环境保护的主要手段。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将"公众参与"作为我国环境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并明确赋予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为此,政府在环境管理过程中应主动吸纳公众参与,将公众参与贯穿于环境管理的全过程。吸纳公众参与政府环境管理不能单靠政府自觉,关键是要建立公众参与政府环境管理的约束与保障机制。因此,应通过专项立法的形式就公众参与政府环境管理事项的范围、参与公众的范围、参与方式与程序、参与的救济与保障等作出明确规定。这既是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表现,更是落实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的发展模式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QCA）

以不同国家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机制为研究对象,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CA）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的发展模式进行研究。研究提炼了影响机制发展的六项结构因素,包括政府信息透明度、司法体系支持度、社会监督的有效性、ENGO的发展状况、新闻媒体自由度、公众的环保意识。通过定性比较分析发现,“芬兰模式”和“美国模式”是“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发展的代表性模式;公众的环保意识是机制发展的基础,健全的司法体系、环境信息的透明和新闻报道的自由是成熟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形成的充分条件;成熟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一般有特色的发展路径。     

合作收益、公众参与与社会和谐——基于公共管理演进的视角

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演进中,曾出现过三种有代表性的见解和模式,这三种模式因其共同的个人主义思想基础,在解决合作收益形成、分配与公民参与中存在诸多局限;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公益政治学实现了研究起点的转换,而90年代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则为探讨此主题奠定了新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框架;认为以协商民主为方向,探索创设合作收益的公民参与的条件和制度平台,是推进中国和谐社会发展的可行途径.     

新媒体: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新契机

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但由于参与形式的单一性和参与程序的复杂性,公众参与社会管理一直处于较为薄弱的阶段。本文分析新媒体在社会管理中与政府、公众的关系,力求找出新媒体引导下促进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可行性路径,对促进公众有序参与社会管理意义重大。     

政治参与、金融参与对农户信贷约束的影响

利用743份江西省农户样本数据,基于Probit模型,探索农户的政治参与、金融参与对农户信贷约束的影响机理和作用程度。研究发现:约55%的样本农户受到信贷约束,政治参与和金融参与对农户的信贷约束都具有显著影响。计算了样本均值处的边际效应从而测算了政治参与和金融参与对农户信贷约束的作用程度。最后从拓展农户政治参与和金融参与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有效缓解农户信贷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