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村第一书记”推进凉山彝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调查与思考

摘要：十八大以来,随着精准扶贫战略计划的稳步实施,农村基层治理也面临着新的改革机遇,如何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解决 好贫困农村基层组织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较为突出的“思想贫困” “作风贫困”及“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贫困”,成为当前一项主要 的目标任务。以“驻村第一书记”为研究对象,对其在推进凉山彝区贫困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效果进行调查与研究, 对于构建彝区农村基层治理新格局,促进民治能力的不断提升,实现精准脱贫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民福利主体的结构转型与福利治理可能

在我国农民福利领域,工业化、城市化所引致的社会转型不仅使农民的需求发生了根本变化,更使既有的福利主体经历了结构转型,进而加剧了滞后的农民福利体制的改革难度。从福利主体看,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在农民福利的供给上表现出显著的职能回归,但因受制于既定的功能限度,国家不可能一肩挑起农民福利的治理责任,而以家庭为基础的土地福利功能亦呈现式微趋势。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全面而理性地把握农民福利的本质问题,并致力于探寻传统福利主体之外的力量组合就成为农民福利治理的重要议程。     

美国福利政策改革和贫困治理模式演进——基于新自由家长主义治理视角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家长主义的兴起,美国福利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不仅体现在福利受理案件的显著降低和从现金资助到其他服务的转变上,贫困治理模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新自由家长主义治理视角切入,探讨美国福利政策改革与贫困治理模式转型的关系,分析福利改革过程中美国新的贫困治理模式形成过程,指出美国福利改革在培训福利接受者努力工作和承担个人责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但它也把大量的美国福利接受者抛入廉价劳动力市场,使他们处于贫穷状态。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历程、经验与启示

贫困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消灭剥削、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历程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萌芽时期、形成与发展时期、深化与拓展时期和创新时期。依据不同历史时期政治路线、中心任务及客观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有针对性地采取发挥制度优势、强化以人为本、扩大治贫视野、适时调整贫困标准与贫困治理目标、积极探索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综合减贫等多种经验做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后脱贫时代,应更多地关注精神贫困问题、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重视多维贫困问题、防止脱贫后返贫问题,以彻底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贫困问题。     

刚柔并济：新时代乡村治理中的权力运作逻辑——基于典型案例的扎根研究

当前,党领导乡村治理工作,致力于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实现有效治理。基于乡村治理实践的经验案例,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呈现出乡村治理中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一般逻辑,研究结果表明,这一逻辑表现为：树立党组织为治理核心,采用刚性治理和柔性治理相结合的方式,在上级统领下,连接行政体系和基层群众。刚性治理是政府权威的一般表现形式,主要通过科层式的制度与命令行使权力,注重权力的规范运作;柔性治理也是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治理,表征为国家权力在场,但并非权力非正式运作。相比较于科层制下的对上负责,柔性治理更多地体现为对群众负责,不仅能够获得群众的支持与认可,而且能够根据村庄实际采取灵活的治理方式。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采取刚柔并济的治理方式,能够在保证国家政权建设的同时,平衡国家、基层组织和村民之间的关系,维系乡村社会的秩序与活力,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     

乡村振兴视域下西南民族村寨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机制研究——基于第一书记驻村的分析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与基础,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既是巩固精准脱贫成果的需要,也是促进民族地区村域经济全面发展的需要。文章探讨了以第一书记为纽带的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机制,其核心要义是在共同目标的约束下,通过各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与沟通协商,发挥各主体在资本、信息、资源、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其中政府在转变治理机制、健全驻村制度、提供权力与资源保障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第一书记在宣传落实政策与精准输送资源、信息反馈、关联市场与社会等方面发挥着接点作用;民族村寨在外源性力量帮助下并结合自身的环境、文化、民众等内生资源发挥着主体作用。正是不同扶贫主体之间的相互协同产生信任与合作,从而达成增强更大合力的共同扶贫行动,在加快西南民族村寨精准脱贫步伐的同时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启示。     

社会资本与贫困治理——基于广州市F街的研究

社会资本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投资社会资本成为全球贫困治理的一个重要战略。但在我国,社会资本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并未引起足够关注。以广州市F街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的生发形式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通过发展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三方合作,共同参与贫困治理,可以促进贫困社群社会资本尤其是桥接型社会资本的发展。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福利效应,它增强了贫困人口的社会联系,提升了其参与经济、融入社会的能力。     

贫困文化、福利制度与风险社会：西方福利依赖研究的三重范式

通过回顾西方福利依赖研究脉络,聚焦福利依赖的生成机制,发现关于福利依赖已形成了贫困文化、福利制度和风险社会三条研究脉络,各研究脉络下学者对福利依赖的归因迥异,不同时代背景下福利制度的演化引发了研究范式的变迁,这也为讨论中国可能面临的“福利依赖”问题提供了全景式的借鉴。     

技术治理视角下我国乡村治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

技术治理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已然全面展开,技术治理的技术应用快速更新,但存在城乡“数字鸿沟”带来的挑战和风险,治理技术水平仍需提升。技术治理和技术应用的耦合是技术治理在乡村治理中效能提升的关键。要走上乡村善治之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需要更加注重技术应用、主体性价值、安全防范等,最终形成“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治理框架。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推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推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立足新时代村民最新诉求和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现实需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建立健全涵盖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乡村治理内容体系、乡村治理运行体系、乡村治理保障体系四位一体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新体系。其中,组织体系是关键,内容体系是重点,运行体系是载体,保障体系是依托。四者形成合力,共同助推实现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     

福利治理：理据甄选、概念界说与价值取向

合理且有效配置受经济与政治限制的福利资源以满足人类需要,一直是世界各国福利治理的重大议题。福利治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应对福利危机的“去福利国家”环节中发展演变而来的社会产物。在福利政策实践中,新社群主义、“第三条道路”和福利多元主义为其内在的学理支撑。依循福利治理的生成过程和运作逻辑,表现出治理主体多元性、多元主体间关系的网络合作性以及分权化、准市场化和社会化等多重特征。秉持平等、民主和多元性发展原则,福利治理的价值取向从“个人主义”转向了“集体主义”。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检视与理论反思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推动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已经全面铺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治理体制“类”科层化、治理过程规范化、治理方式技术化的逻辑;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领导能力精英化、服务能力社区化、公共管理能力专业化的逻辑。但我国存在东中西区域差异和不同发展阶段两个层面的限制,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乡村社会基础的匹配存在一定的张力,并会产生一些“意外的后果”。基于这一客观现实,需要对当前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进行反思,并重视简约治理传统。为了更好地实现乡村治理的转型,有必要从改革乡村关系、推动自治下沉、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等多个方面达成国家政权建设与简约治理传统的协同。     

乡村治理异化：具象、机理与转向

在农村发展过程中,资源与权力的双重下沉成为乡村治理的显著特征,型塑了治理行政化的实践样态。行政控制权的层层加码对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出了时代挑战,在乡村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关系等多方面的张力问题中可见真相。该文认为,在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机制中,可从趋利行为、政绩驱动与权责失衡的理性逻辑,“指导者与领导者”“当家人与代理人”和自治主体的角色身份,以及政策执行、制度体系与科层关系的组织制度中予以解释,最后提出以制度建设规范权力运行、以考核创新面向治理需求、以政府角色明晰主体关系、以职能转变筑牢服务理念的优化路径。     

权力下乡: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以村庄权力互动视角审视驻村第一书记制度,驻村第一书记实现了对村庄权力结构的改造,其本质是上层国家权力下乡。村民自治在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倒逼对村庄权力结构进行改造,于是,驻村第一书记通过向村庄引入上层国家权力并基于新权力的引入重塑了村庄权力互动关系,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具有独特优势的“上层国家权力-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村庄权力结构,这就是上层国家权力下乡的过程。依靠干部队伍的嵌入整合、资源输入的权威效应、村治运作的模式创新等方面的联动施力,驻村第一书记成功向村庄引入上层国家权力。通过在“上层国家权力-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之轨上建立了培育、监督、辅助三重导向的权力互动崭新条线以及在“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之轨上开展了脱轨纠治的互动调适,驻村第一书记实现了对村庄权力互动关系的重塑。新型村庄权力结构的优势在于国家对村庄权力运作与村庄治理的可控性以及能够促进调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加强党和政府自身建设、推动基层民主发展。不过,上层国家权力下乡也面临着乡土社会的双重屏障、权力运作的支撑不足、下乡成效的生产失衡、目标结果的反向错位等四重现实困境。未来,必须通过统筹个人深入与组织协助、明确书记角色与决策规则、完善制度主导成效机制、坚持村庄权力改善原则来优化驻村第一书记制度,从而更好地发挥制度优势以不断赋能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     

数字乡村治理的限度与优化策略——基于治理现代化视角的考察

数字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是建设数字中国的关键内容。立足国家大力建设数字乡村的时代背景,从治理现代化视角出发,深入剖析数字乡村治理的有限性。研究发现,数字乡村治理现代化体现为底层维护、技术赋能、服务共享和伦理保障的运作逻辑,推动乡村治理达到全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现代化样态。但由于数字技术运用边界的模糊,难以平衡简约治理与复杂治理的矛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技术安排与制度安排的困境、权力意志与民本意志的冲突,致使数字乡村治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有效发挥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优势价值,未来需要契合乡村空间场域、合理划分技术类型、重塑组织制度结构以及回应村民切实需求,从而更好地保障数字乡村的治理适应性、匹配度、有效性以及价值性,最终实现数字乡村的治理现代化目标。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下的网络舆论生态治理

治理模式下网络舆论生态中网民个体的行为失范、网络群体的极化倾向、网络舆论的民意稀释等方面的问题和危害,需要从转变观念、协同应对、疏堵结合、德法并举、他山之石等五个方面来探索网络舆论的生态治理之道,最终实现我国网络舆论生态的健康、绿色发展。     

村干部角色与乡村治理有效性——基于秦甘滇三村的案例分析

村干部作为乡村振兴的“实践者”与“领路人”,在基层村庄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运用社会角色理论,以秦、甘、滇三个典型村的实际案例为对象,将村干部角色凝练为应然理想角色、资源汲取角色与宗族势力角色三种类型,并分析村干部角色对村政双向联动、政府资源驱使与宗族权威依赖三种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当村干部扮演应然理想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村政双向联动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高效;当村干部扮演资源汲取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政府资源驱使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低效;当村干部扮演宗族势力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宗族权威依赖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无效。提高乡村治理有效性应充分发挥村干部应然理想角色功能,在利用好村庄内生性社会资源的同时重塑干群关系,建立和完善对村干部小微权力的监察机制,在推进村政双向联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最终目标。     

社会福利刚性低水平管制的变动趋势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考察

社保财政支出是国家社会福利支出的主要内容,而中国社会福利支出的规律和随经济发展的变动趋势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探析中国社会支出随经济发展的变动规律,结果表明主要省份社会福利绝对、相对支出与经济发展呈现倒"U"型关系。从社会福利和财政制度等视角分析发现,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设计理念实际上导致了对福利发展水平的管制。相关政策启示包括:适度放松社会福利制度管制、改革低水平福利制度、实现民生型财政转变等。     

嵌入式福利治理视角下农村养老模式的比较与出路研究

随着农村老龄化速度加快与程度加深,农村养老体系的构建变得愈益迫切。基于中部三省调研发现,农村养老模式的选择可分为行政福利型、资本产业型与自组织互助型三种类型,其分别陷入到政府中心、市场中心与社会中心的实践困境。从嵌入式福利治理的理论视角出发,农村养老模式选择应嵌入社区,由社区统筹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基层医疗机构等多元主体。具体来讲,针对可自理的老人,在积极老龄化的原则下由社区动员内生积极分子,并将其组织起来为老年人提供服务。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在政府对设施进入投入的情况下由社区从内部聘用兼业型护工、借助专业组织对其进行技能培训并与基层公办医疗机构对接进行医养结合,这一模式可称之为多边嵌入式半市场互助养老,其优势在于养老服务的低成本、高质量以及发挥多元主体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对比可在中西部普通农业型地区进行适当推广。     

国家文化治理:定位、内涵、特征与路径创新

国家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其更多的是一种“软”治理,但却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治理.文化治理的关键在“治”,这不同于过去的“办”文化,也不同于“管”文化.因此,根据文化自身发展规律,选准文化治理的实践路径是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促进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重视文化辐射的作用,特别要重视文化产业辐射路径,这是国家文化治理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