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伯谦被杀是否冤案问题

方伯谦于甲午黄海之役后被清廷军前正法 ,究竟是否冤案 ,百年来聚讼不断。近年来学界部分人士及方氏后裔撰文为之翻案 ,论争加剧 ,引人注目。然揆诸史实 ,最早为方氏鸣冤之《冤海述闻》一书 ,虽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但作者在书中多有歪曲史实以回护方氏之处 ,不能视之为信史 ,因而不能作为翻案之据 ;80年代在福州发现的《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稿本 ,所述之事前后乖误 ,错漏百出 ,不可采信 ,亦不能依此为方氏翻案 ;方氏后裔及某些学人提出所谓“时差”说和“西战场”说 ,更属主观臆造 ,毫无史料根据 ,也就无法洗脱方氏的罪责 ;方氏逃离战场后的“方伯谦自白” ,却明白无误地证明济远舰在海战结束前两小时就逃离了战场。因此 ,方氏被诛 ,证据确凿 ,无可为之翻案     

方伯谦之冤狱

甲午海战,海军将士,战勇死烈,北洋海军战败,系由于政略战略错误,快船快炮太少。实人谋之不臧,非缘战阵之不力。而大臣诿过,方伯谦蒙冤,驯致海战胜败之因果不明,责任不清。特就伯谦之被诬代罪,详研经过,以剖白乡贤百年之沉冤。一、《冤海述闻》所见之诬陷情形(一)大东沟海战济远作战实况据《冤海述闻》所载“济远”作战情形,与中、日双方所纪实况均相符,《冤海述闻》所述摘录如次:     

方伯谦“正法”是否冤案

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凌晨,北洋海军副将、济远管带方伯谦被军前正法,斩首于旅顺口。方伯谦正法是根据九月二十三日军机处寄给李鸿章的“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的谕旨执行的。这是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为整肃军纪而处斩的第一个高级将领。方伯谦被处以军前正法极刑,是罪有应得,还是冤杀?这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桩疑案。方伯谦被杀不久,其妻即以方被冤杀为由,上北京告皇状,但未有结果。此后,方的部     

方伯谦被杀是历史冤案吗?

<正> 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因首先遂离战场而被清政府以“临阵退缩”罪正法。九十多年来,人们对此看法不一。近年来随着新资料的发现,为方伯谦翻案的呼声愈来愈高。笔者通过对有关材料的分析认为,方伯谦在黄海海战后被杀不能视为冤案;新发现的材料尚不能成为翻案的证据。一、方伯谦确因犯“临阵退缩”罪被杀1894年9月23日,清政府对方伯谦作了如下判决:“李鸿章电奏查明海军接仗详细情况,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方伯谦首先逃走,致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着即行正法。广甲管带吴敬荣随济远逃至中途搁礁,着革职     

“济远”舰是早归并非“先逃”

黄海海战后第七天,“济远”舰管带副将方伯谦以“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之罪,被清政府处决于旅顺口。对方伯谦案件,究竟是“冤”还是“不冤”的争论,已近百年。近十年来,海峡两岸的学者,对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中所列举的方伯谦“致将船伍牵乱”及“撞毁扬威”的罪名不能成立,已成共识。而方是否“先逃”则成为争论方案的焦点,本文拟就此发表个人的看法。     

方伯谦被杀罪名质疑

方伯谦被杀是罪有应得还是代人受过当了替罪羊 ?由于这个问题牵扯到中国近代史上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 ,所以 ,百余年来史学界对此争论不休。根据中外有关历史资料和文献 ,对致方氏之死的三条罪状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 ,方氏完全是晚清封建社会特殊环境下的牺牲品和代人受过的替罪羊     

也谈为方伯谦翻案问题——兼评郑守正的翻案文章:《再论方伯谦被杀是冤案》

近年来,国内掀起一股为方伯谦翻案热。郑守正先生的《再论方伯谦被杀是冤案》一文是翻案文章中颇具代表性之作,但该文所提出的“方之冤案已划下了句号”、“济远舰始终在战场上与敌舰作战”等说法,缺乏根据,纯属无稽之谈。该文对所据史料不加辨析,且随意增删改窜,无所顾忌,实有悖于学术规范,称不上一篇严肃的学术文章。历史结论要靠确凿的史实,翻案更需要充分的证据,就现有史料看,尚无充分证据为方伯谦翻案。     

方伯谦冤案辨析

1894年9月24日凌晨,清政府以北洋舰队“济远”舰管带(舰长)方伯谦在中日黄海海战中“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撞坏‘扬威’”等罪名,将其正法于军门之前。方伯谦被处以军前正法极刑,是罪有应得抑是一桩冤案?本文拟就此问题,提出个人看法。一个奇怪的提法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北洋大臣电告军机处的电文中称:“前饬丁汝昌查明海军接仗详细情形,顷据电称:‘查十九丑刻,济远先回旅,据称船头轰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     

关于方伯谦的籍贯和生年

方伯谦是甲午中日战争中的重要人物,他死于1894年9月24日,这是铁的事实。但是,关于他的生年却有不同的说法,值得探讨。 198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说:“方伯谦(?—1894)福建人。字益堂……”1988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辞典》说:“方伯谦(?—1894),字益堂,福建人……”都不知道方伯谦的生年,籍贯也不具体。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中有戚其章先生写的《方伯谦传》说:“方伯谦(1852——1894),字益堂,福建侯官人……”不知何据。198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百年史辞典》中“方伯谦”条可能根据戚其章先生的意见,写道:“方伯谦(1852——1894),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字益堂……”生年和籍贯都十分明确。     

论一阶谓

符号指谓可分为三个阶次。以个别词为主词、以表实在意义的普遍词为谓词的符号指谓为一阶指谓。一阶指谓的真假,取决于个别词所指代的对象是否在自然直观中存在,以及实在词所提供的意义在对象身上有无直观对应物。把一个实在词归给一个个别词,这就是一阶谓。一阶谓可分为对亲指的述谓和对非亲指的述谓。亲指的对象完全在直观中,其异质性自动呈现,迫使述谓加以接受,这叫直观决定述谓。可是,在对非亲指的述谓中,由于对象不在直观中或不完全在直观中,述谓所受到的直观约束是间接的和柔性的,从而易于根据有限直观素材进行主动的同质化建构,并导致异质性的减少或去除。同质化发展到极致就是概念化,其原则为述谓决定直观——概念具有颠覆直观的力量。概念化是一阶谓的痼疾。     

略论方伯谦对付日本侵略的战略思想

1894年4月，“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受命赴朝鲜帮助当局镇压农民起义。方伯谦在朝鲜仁川，亲见日本军事动向，预感中日之战，在所难免，于是上书李鸿章从战略高度提出了应敌之策。一谓：海军战舰，合则力厚，分则势单。未决裂时，宜速召聚一处，遇有变局以便调遣，若以数船分驻仁川、牙山，港道分歧，三面倭兵可列，若倭以浮雷顺流而下，必遭暗算。且我聚各船于威海、旅顺，有率则全队出北洋巡七，若遇倭船，便于邀击，至收油处，低于炮台，以固北洋门户，边疆自不至为所扰。一谓：九连城、凤凰城、鸭绿江一带与高丽接壤之处，宜调数十营，以…     

关于“闻瓯脱皆杀之”的确切含义及其他──同林干教授商榷

一、关于“闻顾脱皆杀之”的确切含义林干教授在其所著《匈奴通史》一书中探求匈奴语“匝脱”一词的含义时,写道：“《汉书·匈奴传》下载：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汉朝派使者谷吉把那支单于的侍子送还给他,到支杀死了谷吉。‘汉不知吉音问,而匈奴降者言,闻匝脱皆杀之（听说谷吉在眼脱被杀）。”’（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可见,他认为汉朝使者谷吉等是被部支单于杀害的。可是紧接着他将“闻巨脱皆杀之”解释为“听说谷吉在颐脱被杀”,而且是“被巨脱巡逻部队杀死”①的。这样一来,关于谷吉等被杀害的问题,就出现了两种对立…     

从"不可说"到"诗意之说"--海德格尔与孔子论诗的纯思想性

海德格尔与孔子都意识到终极真实无法被述谓式地表达,但他们都不认为这种“不可言”穷尽了语言的所有可能。对于他们,艺术、特别是诗,有一种原发的言说能力,或者说是开启真理和显示前述谓的含义的功能。本文先从分析哲学家对于海德格尔的看法讲起,以展示“语言的界限”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的不同含义。然后分别分析海德格尔与孔子如何从“终极不可被言”的认知进展到“诗为言之源头”的观点,其中特别着重“无”或“敞开处”对于海德格尔、“兴”对于孔子的关键意义。最后是两者的直接对比。     

“邹阳”小识

邹阳,西汉齐人,其事迹见《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汉书·贾邹枚路传》。因其曾被谗受冤下狱,后亦以邹阳为受冤屈的代称。明陈汝之《金莲记·闻系》:“落牢笼怎了邹阳债。”即用此义。近检读韦庄诗,其《放榜日作》一首,内有“邹阳”一词,若作人名解,于义难通。兹录全诗如下: 一声天鼓辟金扉,三十仙材上翠微。葛水雾中龙乍变,缑山烟外鹤初飞。     

“鸡三足”说

战国时期有一派学人,专门喜欢推敲事物名称和实际如何相当,得出了许许多多有悖常识的论题,惊世骇俗,日与人辩;因而被称为“察士”与“辩者”,或者叫做“形名之家”与“名家”;近世以来,更被谥以“诡辩家”的恶名,视为学术界的贫嘴汉。辩者们的论题中,有一题叫“鸡三足”。据他们自己在《公孙龙子》中解释说,鸡有三足的理由是：“谓鸡足一,数足二;二而一,故三。”（《公孙龙子·通变论》）所谓的“谓鸡足”,是说名义上的鸡足,或足之名,或足之所以为足者;所谓的“数足”,则是实际上的足,或足之实,或足之为足。辩者们当然…     

孔子、子夏与早期经学说略

历来论及中国古代的经学起源,必述及孔子而往往忽略子夏。《礼记·乐记》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然则无述者,作者焉明?如能将孔子与子(?)共同研究,则对经学起源问题的认识,会更深入。     

场有哲学与现代新儒学

本文探讨“场有哲学”是否受牟宗三哲学、方东美哲学的影响。之所以要作这方面的探讨 ,不但是因为在自己的著作中唐氏对牟氏有所商榷或批评而对方氏一再称引 ,而且是因为我认为唐氏对牟氏的批评和对方氏的认可 ,恰好揭示了中国哲学之现代发展所体现的一个根本性的路向 ,即由实体主义走向非实体主义。唐氏对牟氏的批评 ,从根本立场上讲 ,就是非实体主义对实体主义的批评。而他对方氏的认可 ,是没有顾及方氏哲学本体论的实体主义性质 ,而仅仅看中了方氏哲学中“机体主义”性质的内容     

人生意义的哲学沉思——方东美思想论略

人生哲学是方东美新儒学思想的基本内核。首先,方氏将现代西方的生命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建构了以生命为元体的人生价值本体论,这是他人生哲学论的基础与前提;其次,方氏考察了“小我”与“大我”的二重关系,这构成他人生哲学论的重要内容;再次,方氏还具体论述了人格的培养与完善问题。但他在科学文化的创造过程之外谈理想人格的培养,又是缺乏现实性品格的。     

关于“奚”、“羌”的阶级地位

一般都认为奚、羌是奴隶。首先把奚解释为奴隶的是罗振玉,他在《贞松老人遗稿后丁戊稿》中释奚为用绳索捆绑罪人或奴隶。其后郭沫若进一步确定奚是奴隶,他说“奚”字字形是“所拘者跪地反剪两手之形,实非从女,然谓当以罪隶为本义,……此字足证奴隶之来源。”(《卜辞通纂考释》)此后,多数史学家采用此说。赵锡元不同意把奚视为奴隶,他认为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奚,全是被杀作人牲的,没有见到用于生产或服役的记载,所以他说:“殷代的奚,还没有下降为     

释“痛心疾首”

“通心疾首”《现代汉语词典》释为“形容痛恨到极点”。其说本于《辞源》:“谓恨之甚也”。引《左传》(“吕向绝秦”中语):“诸侯闻之,斯是痛心疾首,昵就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