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毛泽东“一边倒”外交政策的新思考

建国初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实行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新中国外交工作上的第一次伟大实践,是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基本一致的情况下的结盟,其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实现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尽管最后这一政策因多方面的原因而改变,但是对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依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例如在国际责任和地区安全合作等方面仍然有着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值得深思的问题。     

再论“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历史成因

“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它是美苏冷战、世界分裂成两大对立阵营的国际大背景下的产物 ,是中共对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坚持扶蒋反共和敌视中国革命的对华政策所作出的必然回应 ,也是中共全面总结近代中外关系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但这决不意味着仅仅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中共对中华民族最高利益和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现实考虑。但“一边倒”外交政策毕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中国从 5 0年代起就逐渐改变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积极提倡各国人民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 ,最终摆脱了美苏两极的制约和影响 ,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活跃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     

略论毛泽东在制定“一边倒“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国家利益考量

“一边倒”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对新中国在外交上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立场的形象表达。本文拟重点考察毛泽东在制定“一边倒”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国家利益考量,认为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外交利益是“一边倒”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毛泽东所重点考量的因素。     

略论毛泽东在制定“一边倒“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国家利益考量

"一边倒"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对新中国在外交上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立场的形象表达.本文拟重点考察毛泽东在制定"一边倒"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国家利益考量,认为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外交利益是"一边倒"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毛泽东所重点考量的因素.     

“一边倒”冷战体制下和平共处的限度:朝鲜战争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美苏冷战关系和中苏结盟在亚洲形成了中美直接对抗的亚洲冷战体制。处于这种“一边倒”冷战体制之下 ,中国与美国对抗时希望苏联的支持 ,与美国缓和时需要美国的诚意 ,而当美苏缓和、中美紧张时 ,中国的外交就必然面临困境。从朝鲜停战开始 ,中国乘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大趋势 ,探索和平共处原则指导下的外交政策调整取得进展 ,但由于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坚持干涉中国内政 ,而苏联不支持中国因台湾问题与美国对抗以继续“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毛泽东便重新强化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的主导作用 ,提出有限和平共处思想 ,50年代中期的外交政策调整因此发生转向     

美国对华政策与新中国“一边倒”政策的确立

战后美国对华反共政策逐步升级,是服从于美国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全球战略需要。美国为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对华政策总体上是以扶蒋反共为核心和基调的,美国反华政策不断升级,是新中国决定实行“一边倒”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共“一边倒”的战略,是根据当时的国际格局和中国历史的现状作出的战略决策。     

土耳其外交政策“欧洲化”探析

在宗教、文化、民主、人权和经济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土耳其一直未能顺利加入欧盟。为了尽快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土耳其积极调整外交政策和大力改革外交机构,以求逐步接轨欧盟外交政策。土耳其外交政策“欧洲化”倾向愈发明显。然而,影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因素却不局限于“欧洲化”,还需要有效协调诸多国际因素和考量多重利益。因此土耳其外交政策“欧洲化”的前景,最终取决于它未来能否顺利加入欧盟。     

意识形态对新中国“一边倒”决策的作用

意识形态在新中国“一边倒”外交决策中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首先是社会主义革命理想 ,其次是反帝民族主义。二战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形势使这两种意识形态得到强化 ,构成了“一边倒”的重要促动因素。二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新中国成立时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 ,虽然也促使新中国领导人作出“一边倒”的决策 ,但不是决定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 ,“亲苏”是新中国领导人的必然选择 ,而在冷战的大格局下 ,“亲苏”就不可避免地要“反美”     

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外交政策的转变及原因探析

1979年，伊朗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世俗的巴列维王朝，建立了以“伊斯兰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的神权政体，这一体制决定了伊朗外交的特殊性，实行“输出伊斯兰革命”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影响了海湾地区甚至整个中东的政治格局，随着伊朗政局的发展变化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这一外交政策也已发生了变化。     

新中国外交之“一边倒”和“独立自主”之间纠结与冲突的历史启示

当前,由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以遏制中国的崛起,使我国面临巨大的地缘压力,因此,各种结盟说纷至沓来,似乎成了唯一的选项。然而,笔者通过对新中国对苏"一边倒"外交方针和"独立自主"外交之间的纠结与冲突的历史考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结盟并非灵丹妙药,而独立自主的外交仍是最佳的选择。     

外交政策的理性判断与国际法

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需要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与追求目标,理性判断是其中主要的依赖法则。理性判断原则下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因主观判断分化成不同的政策偏好,如美国外交政策中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分野。而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还会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挠,导致理性判断的失误。甚至因为客观条件的"情势变更"而导致国家利益的变化,从而促使国家对外政策以及对国际法态度的转变。对国际法实践的分析表明,外交政策的理性判断原则是理解国家对具体的国际法律制度的态度与行动选择的重要路径,只有充分考虑各种因素,我们才能正确判定国家利益、外交政策及其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     

影响朝鲜外交政策诸因素分析

朝鲜作为"冷战活化石",其外交政策的特殊性引人深思.朝鲜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并陷于不可摆脱的安全困境,国内经济状况长期不佳,金正日更面临稳固自身政权的问题.分析国际格局、国际系统、国内政治、国内经济等诸方面因素对朝鲜外交政策的影响,结合此次朝美核危机,整理朝鲜外交政策的特点.     

我国的石油安全与外交政策取向

当前,关于石油安全与战略储备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中国石油安全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来自多个方面。石油安全涉及我国的根本利益,开展对外能源合作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而是一种国家行为,能源外交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外交工作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因此,中国外交政策的取向应整体考虑。中国应采取积极的措施和政策,维护国家的石油安全和战略利益。     

毛泽东“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内涵及其实践效应

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提出的联苏抗美"一边倒"外交战略,内容深刻,决定性地影响了建国初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中国对外关系,使新中国在国际惊涛骇浪中站稳了脚跟,取得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无法避免的时代局限性.     

再议叶利钦“一边倒”外交政策

叶利钦作为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在独立初期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一边倒”外交政策作为俄罗斯独立初期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主要政策,力图拉近俄同西方国家的距离,以期获得西方对新生俄罗斯的帮助,但事实上并没有奏效,反而使得俄罗斯成了西方国家的“小跟班”,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一边倒”外交政策给俄罗斯带来的记忆是深刻的,受到后人的诸多批判,但客观来说,“一边倒”外交并不是一无是处的.     

浅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对外战略

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的“一边倒”对外战略，是当时特殊历史下的特殊战略选择。新中国在实行“一边倒”对外战略中，仍然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维护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因此，“一边倒”对外战略在当时对于巩固新中国政权、挫败美国对新中国实施的战略包围与封锁、维护世界和平等，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格鲁吉亚的“民主”内幕

美国的外交政策始终将“全球传播民主”视为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将全球其他民主国家视为“协助美国促进全球自由和繁荣的伙伴”。但是，2007年巴基斯坦、肯尼亚和格鲁吉亚等国的民主发展却陷入了10年以来的最低点。在这场民主动荡中，反西方的独裁者与国内亲美民众之间并没有发生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权威主义时代富有正义感的领导人也没有实现美国预期的“和平民主”。事实上，当前的最为严峻的挑战在于制定更好的战略以促进半专制国家的民主深入发展，尤其是对亲美领导人的战略决策产生积极的影响。     

论伊朗外交政策的二元性结构——从霍梅尼时期到哈塔米时期

1979年到1998年的20年间,伊朗外交政策经历了受意识形态支配到受国家利益支配的演变过程。然而这一过程并不是由此到彼的单向"进化",尤其是涉及地区重大问题时,这两种因素是共存的甚至是叠加于伊朗的外交政策中。是以意识形态为重,还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及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摆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执政者面前的现实问题。     

从“战略纵深”看土耳其“零问题”外交政策的转变——兼谈土耳其的国际身份定位

中东变局引发了土耳其由"零问题"外交政策向积极外交政策的转变,有学者认为该转变标志着"零问题"成功升级为"零问题2.0",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转变宣告"零问题"外交政策彻底失败。从现实来看,"零问题"外交政策的这种转变的确没能实现土耳其"战略纵深主义"所预设的目标,反使其陷入土叙冲突泥淖无法自拔。这种情况的出现揭示了土耳其目前的国际身份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尚不具备主导地区形势和国际事务的实力和合法性。因此,土耳其以"战略身份"作为"现实身份"进行对外交往的做法很可能使其外交变得被动,且难以取得实效。     

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

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对国际格局、中国的国际定位、国家利益、国家目标和外交政策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