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金融监管权的理论逻辑与配置建构

金融监管权的配置包括横向层面的部门分配和纵向层面的权力分割,地方金融监管权是在金融监管权纵向配置的背景下对金融市场发展的制度回应,也是金融监管权配置理论的逻辑自洽。当前我国金融监管权纵向配置存在模式失衡、内容失当、运行失范等问题,需要重新审视地方政府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作用,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金融监管权,构建起横向统合、纵向分权的分层监管模式,实现对地方金融监管合法规制和有效监管的目标。     

政府竞争、可信承诺与地方政府行为异质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当前解释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中,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解释是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推动力,这种竞争由两种机制所构成,一种是财政上的分权,另一种是政治上的集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隐含了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中"中央—地方"间的承诺都是可信的这一条件,所以上述两种机制必定会对地方政府产生强激励。可是这一理论没办法解释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异性这一现象,而其实这种差异性在纵向的时间维度和横向的空间维度都是存在的,因此探讨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因素,弄清楚造成地方政府行为差异性的原因非常重要。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可得出结论,"中央—地方"间的可信承诺是造成地方政府行为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央—地方博弈过程中,中央信守承诺的可能性越大,地方政府越可能按照中央希望的那样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扶助者。而"中央—地方"间可信承诺的达成,必须依靠纵向的权力制约。     

预算立宪论:理念、机制与制度

预算具有宪政的理念和精神。预算立宪的核心机制在于预算权。在预算权的分权配置中应坚持人大对政府预算权的控制和制约。在制度层面上,应将人大预算权贯彻到预算编制、审批、执行、监督的全过程,完善预算编制、审批、执行、监督制度。     

中国压力型预算调整研究

压力型预算调整是指受上级政府政策或指令的影响引发的下级政府的预算调整行为,它具有规模大、行政主导和竞争性的特点,可以补给地方财力,平衡地区间财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压力型行政体制、缺乏独立性的地方财政和各种监督困境催生压力型预算调整,中央政府政策导向和政策安排的变更最终触发压力型预算调整.压力型预算调整有其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弊端,诸如加剧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削弱人大监督功能和预算基本功能,致使政府间纵向分权更加混乱.     

当代中国国家权力纵向配置:制度困境与变革思路

国家权力纵向配置涉及一国权力配置的原则、制度、方式等一系列国家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其重要性不亚于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由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国家权力纵向配置所呈现的不规范性、非制度化,迫切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找到中央与地方间集权、分权的合理均衡点,实现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民主、高效、充满活力的国家权力纵向配置体系。     

中国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预算监督研究

加强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预算监督不仅有助于深化预算改革,而且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人大预算监督包括信息、对话与强制三个维度。基于这三个维度的全国范围的问卷调查发现,随着预算改革的推进,人大预算监督已经开始从原来的程序性监督迈向实质性监督,但是地方人大的预算监督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在未来的改革中,需要进一步加强人大预算监督,促使政府更好地对人民负责。     

从权力分权走向权利分权

权力是政府运行的核心要素,行政权力的支配与使用是政府运作的核心内容。实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其核心要务就是强化行政权力的合理划分与重新配置。当下,随着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的呼声日渐高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社会命题又一次地提上日程。审视30多年来的改革实践可见,分权化改革乃我国政府管理改革之主线。期间,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党委向政府的分权、政府向部门的分权以及政府向社会的分权构成了我国政府分权化改革的四个维度。然而,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党委向政府的分权、政府向部门的分权是一种体制内的权力分权,其结果又导致了地方集权、党政集权和部门集权的出现。我们认为,要破解"三大集权"之难,不仅需要通过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行政三分制"来优化权力运行,更需要强化政府向社会的分权,从体制内的权力分权走向体制外的权利分权,真正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协同共治。     

分权治理与地方政府责任研究述评

地方政府责任和治理是世界各国政府分权改革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早期财政联邦制理论将分权引入政府公共支出的分析,维持市场的财政联邦制理论则考虑了政府组织结构与激励问题,结合分权和治理两个维度,带来了地方政府、财政激励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解.近来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责任机制和治理结构的差异,同时发展中国家分权治理的实践表明,既定的不同政治体制下,公民参与是强化地方政府责任的一种重要机制,参与式预算就是其中“自下而上”的重要责任机制,对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下地方政府治理具有一定的作用.     

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度基础

"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和"分权化威权主义"这两种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财政收益最大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支配性,并不意味着分权的财政体制是发展型政府形成的充要条件。在分权背景下,横向问责机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缺乏有效约束力,而以人事权为核心的纵向问责机制具有显著的局限性,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中央政府较少具备塑造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渗透性权力。横向问责机制的不健全和纵向问责机制的局限性,使得财政收益最大化逐渐成为支配地方政府行为的主导逻辑,并最终导致了政府选择性履行职能的局面。     

财政分权下的土地问题

当前,城市非理性扩张,房价不断攀升、土地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日益凸显,这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土地市场行为.大多数学者在财政分权制度下分析土地问题,通常关注的是地方政府间横向竞争对土地问题的影响.本文关注的是中央与地方纵向财政竞争下的土地问题,地方政府利用信息优势来对分权的边界进行事实上的调整,通过体制外收入扩大了自己的财政份额,来弥补中央政府所确定的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重新对财政权力进行分配,将非正式资金纳入到国家正规的税收体制中来,使得地方政府进一步寻找新的体制外来源化解中央的压力.正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导致地方政府依赖非正式资金体系来获得可支配收入,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土地逐渐成为地方政府获得非正式收入的最重要的渠道,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土地问题.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是当前严重土地问题的深层次的制度根源.     

试论发展横向经济联系

所谓经济联系,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位在人、财、物和供、产、销等方面所发生的各种联系,有纵向和横向之别。纵向经济联系,是指企业、地方各级部门与中央部门之间的联系。横向经济联系是指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企业之间所发生的一切联系。搞活经济,既要搞好纵向经济联系,又要搞好横向经济联系,两者偏一不可。     

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权力重构

国家治理体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地方政府权力的配置模式将产生体系性影响。“多中心治理主体”、“合作式治理模式”需要发挥不同社会主体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在地方政府职责中应更加强调服务职能的完善。所以在地方政府权力的横向配置中,要求重新划分政府与社会、市场间的权力范围,并且推动三者间关系的法治化。但是当前各级地方政府间“上下同责”、“上下同粗”的权力体系严重阻碍了地方政府权力的多中心横向配置,所以各级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分权以及增强基层政府的自主权成为地方政府权力重构的首要任务。此外,国家治理体系对行政法学的基本原则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时期地方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的道路上,应更加强调监督和制约地方政府行政权的行使,防止各级地方政府恣意逾越横向、纵向的权力边界。因此,法律保留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的价值将会更加凸显,而相关立法也应当更加完善。     

政府间财政分权关系之探讨

从分权有利于效率的增进、遏制政府规模的扩大、政府创新三个方面阐述中央与地方间分权的积极性,并提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分权应遵循的依据:经济效率,财政的资源配置、收人分配和稳定经济三大职能。     

公共品供给中地方政府的行为探析

公共品的供给与政府行为,尤其是与地方政府的行为密切相关.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对增长的片面追求可能会忽视其公共品主要提供者的角色.政府在地方公共品供给中的"越位"和"缺位"行为、融资的变通行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推诿行为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激烈等导致公共支出结构的扭曲.地方政府行为出现偏差的制度根源是由于我国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干部考核制度以及地方公共品供给机制不完善所导致.因此,完善相关的制度是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关键.     

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现状分析与战略选择

完全意义上的“财政分权”实际上包括了政府向市场的分权、政府间的纵向财政分权以及一级政府内部的横向财政分权三方面的内容。在西方发达国家 ,财政分权的各个构成部分一般都是按照一定顺序依次先后进行的 ,然而在我国 ,这几部分的改革几乎却是立体交叉推进的。目前 ,我国政府向市场的分权改革在稳步推进 ,政府间纵向财政分权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它却处于一种非均衡的状态 ,而一级政府内部的横向财政分权却基本是滞步不前。正因为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在具体的推进过程中存在与西方发达国家财政分权一般性规律不同的特征 ,所以我们在财政分权改革的战略选择上更应慎重     

财政分权、税收竞争和地区税收转移

财政分权使我国地方政府实际上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财政自治,地方税收转移违背了来源地的征税原则,完全相悖于受益原则,这就需要我们建立税收的横向税收分配机制和纵向财政转移机制.总的原则是,由政府定价背离市场价格而产生的地区税收转移,应逐步通过资源性产品的市场化价格改革予以解决;清晰的、可识别的地区税收转移应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协商,通过横向税收分配妥善解决;不清晰的、难以识别的地区税收转移则应由中央政府掌握,通过纵向财政转移机制进行解决.     

横向与纵向:从新政看清末财政危机中的政府应对

清末十年间.横向看是政府财政大量投放新政,纵向看是清廷致力于集权中央.关于前者.关键在于兴学、练兵等新政之间的轻重缓急.需要统筹计划、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而非不顾财政状况许可与否全方位一哄而上、急躁冒进;至于后者,即清末中央与地方关系.清朝中央政府的错失不在于集权中央,而在于时机、分寸把握不当,既丧失机会在前,又操之过急于后,且允许地方经费自筹政策有悖于集权中央的初衷.     

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

本文将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试图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动力做出合理的解释。本文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在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经济分权的同时,保留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这种独特的财政分权制度事实上导致了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加剧,造成了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变化,形成了地方政府"为GDP增长而竞争"的竞争态势。这种竞争态势是构成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但同时也通过对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和目标取向的影响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博弈

在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纵向的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和横向的各同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纵向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主要指向财权和政治利益的交换,横向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主要是为了吸引实现经济增长所需的生产要素。     

困境与选择：集权与分权间的垂直管理——以当代中国政府的垂直管理为考察对象

垂直管理由于其在组织结构、领导体制、平衡分权以及加强中央集权方面所发挥的重要职能,在我国集权与分权之间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由于垂直管理部门组织内部缺乏有效的考核制度、外部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导致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矛盾重重,垂直管理混乱。因此,为了进一步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应从微观上建立有效的垂直管理部门内部考核机制与外部保障机制,从宏观上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规范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从而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寻求解决“条块”矛盾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