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与农村贫困的消除

社会排斥描述的是一种由于制度缺失而导致的诸多社会现象.我国目前农村贫困现象非常严重,多年来政府一直是消除农村贫困的惟一主体.由于非政府组织自身所具备的特点,身处国家体制外的非政府组织参与扶贫,对于缓解和消灭农村贫困现象,提高农村贫困救助的效率,实现农村贫困救助主体的多元化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选择性治理:精准扶贫中乡镇政权行动逻辑的组织分析

在农村社会主体缺位、村民组织化低下的条件下,乡镇政权在项目实施中往往会形成选择性治理的行动偏好,而乡村治理精英契合了这种偏好。通过构建乡镇政权、治理精英、村民三者间的行动逻辑的理论框架,可以发现精准扶贫中乡镇政权采取选择性的治理行动是源于以下几点:其一,村民主体缺位制约了乡村的扶贫项目承接能力,使得乡镇政权倾向于项目承接能力强的村庄;其二,在自上而下严格的绩效考核和控制下,乡镇政权为了完成考核任务无奈追求"短期效应",将资源投向短期能够产生效益的村庄;其三,在村民主体缺位、村庄组织化低下的境遇下,乡村治理精英参与乡村扶贫契合了乡镇政权追求政绩的偏好,成为乡镇政权确定扶贫项目流向的重要影响因素。最后,由于精英治理存在"精英俘获""不稳定性"等问题,乡镇政权在精准扶贫中应该积极转变过度依赖精英扶贫的理念,向培育社会组织、多元化扶贫主体转变。     

教育主体缺失视角下农村校园欺凌成因及治理

家庭、村庄和学校是农村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三个重要教育主体，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农村教育主体结构。农村中小学生正是在该结构中获得成长，而农村校园欺凌事件的频发和多发则与其变化相关。农村教育主体结构的变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家庭教育主体的缺位，表现为农村家庭隔代抚育的“不过问”逻辑；二是村庄教育主体的缺位，表现为村庄交往中的村民相互“不得罪”的逻辑；三是学校主体的缺位，表现为学校管理中官僚主义的“不出事”逻辑。这些主体行为逻辑的变化，进而带来了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阻隔，包括家庭与学校勾连的中断、村庄对学生和家庭监管的缺位，以及学校对农村社会的脱嵌。治理农村校园欺凌事件，除了法制和规范进校之外，还要搭建新型的教育主体结构，形成多元化、多主体农村校园欺凌的治理格局。     

多重制度逻辑下的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以Y县为例

在精准扶贫攻坚阶段,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Y县为例,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出发,分析了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历程,发现基层政府、经济组织和贫困户遵守不同逻辑,并导致经营主体相继出现产权困境、弱势依附和公平之争等问题,解决制度矛盾的过程推动了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因此,从多重制度逻辑出发,扶贫产业经营主体的创新机制不是制度优势互补,而是冲突规避。这启发了一种实践导向、以问题为焦点的研究路径,在扶贫系统内部建立快捷高效的问题反馈—应对机制,有助于促进经营主体创新。     

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现状与路径

积极探索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路径,是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针对当前农村贫困人口呈“大分散、小集中”分布,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及脱贫人口返贫现象严重,部分贫困人口的脱贫难度较大现状,提出坚持扶贫主体多元化、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加强反贫困立法、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农村财政制度、建立保障农民利益的组织、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等治理途径。     

嵌入性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实践逻辑及反思

“十四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社会融入和共同富裕的后续扶持压力依然很大。构建科学合理的后续扶持体系，在迈向共同富裕新征程中兼具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将后续扶持演化周期划分为脆弱性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两个阶段，从扶持客体、扶持主体及扶持机制三个维度构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实践逻辑的分析框架。从脆弱性治理到可持续发展，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实践呈现出扶持客体动态性、扶持主体多元化、扶持机制协同性、政策路径系统性等特征。嵌入性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实践逻辑主要包括后续扶持理念多元多维转换，后续扶持资源要合理有序流动，后续扶持政策风险要科学有效防范等，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的目标。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与金融扶贫供给侧改革

金融扶贫与服务乡村振兴在理论逻辑上具有一致性,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阶段的金融供给需要实现有效衔接。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持续加强扶贫资金投入,通过完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改善居住环境,支持龙头企业间接带动贫困人口增收或者直接到户贷款等手段助力脱贫攻坚。但从供给体系完整性和服务可持续性角度来看,合作金融和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扶贫作用尚未有效发挥,金融扶贫服务站可持续性有待加强,贫困地区信贷投入依然是短板。金融扶贫在助力脱贫攻坚的同时更要适应乡村振兴新形势、新需求,要加强金融扶贫供给侧改革,完善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扶贫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发展农村合作金融和多元化小额信贷组织,探索创新金融服务,实现不同金融服务供给的合作与协调。     

精准脱贫视阈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的出路

精准脱贫的大背景下，社会组织在农村扶贫领域释放出巨大的潜力。但目前中国 的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还存在制度和法规薄弱、自身建设不足等困境。还需进一步完善相 关制度和法规、加强自身建设、增进与其他社会主体的交流合作，才能更好地为我国的精准扶 贫工作贡献力量。     

“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治理逻辑

“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是农村贫困现代化治理的实践载体之一,通过梳理“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体系的内涵,分析其可行性,阐释互联网+背景下农村精准扶贫的治理应然性,并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建构“互联网+精准扶贫”的新模式。基于此,通过重构贫困区“互联网+农业”格局,“互联网+农业”精准扶贫归入主流扶贫体系,建立信任机制,强化贫困地区“互联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创建多元的增值服务平台等多元化治理路径,以获得“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治理逻辑。     

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模式论析

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基本模式是开发式扶贫。本文阐述了开发式扶贫模式的内涵及其运行方式，着重分析了开发式扶贫模式在运作主体问题上存在的局限性和在具体运行的实践中存在的障碍因素，提出了在坚持政府主导开发式扶贫前提下，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贫困群众在开发式扶贫中的作用，不断完善开发式扶贫模式的具体运行方式等解决问题的对策。     

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研究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关键在党。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党组必须要在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组织设置等方面创新思路,创新中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切实探索能够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水平的对策。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才能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贫困地区小额信贷的运行绩效

基于西北5省33县的宏观经济金融数据以及127家小额信贷机构2010-2013年财务数据,评价了贫困县的小额信贷运行绩效。既有研究缺乏对欠发达省份贫困县小额信贷机构运行绩效的评价,研究结果表明：超过半数以上的农村金融机构存在明显的目标客户偏移,而贫困县农户（尤其是特困户）面临的金融排斥最为严重;贫困县小额信贷服务机构的盈利性受到影响,但是存在提升的空间,并且盈利能力也在增强;小额信贷服务机构的盈利性与扶贫目标之间不存在权衡关系,而仅与机构类型、省份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由此,开展金融创新,提高扶贫业务的目标瞄准率,是贫困地区小额信贷扶贫政策调整的方向。     

农村贫困人口瞄准中主体博弈行为的分析

信息不对称导致农村贫困人口瞄准中的政府、政府专门的扶贫机构与基层扶贫组织之间形成委托代理关系,进而出现两大博弈过程。基于扶贫机构工作认真负责与否,建立政府、扶贫机构和扶贫对象三大主体之间的博弈模型,并通过博弈模型的最优解提出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瞄准精度的建议：建立农村贫困人口的信息披露制度;保障督查的积极性,注重督查的效率;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并重;强化扶贫工作责任制等。     

关于黑龙江省农村贫困地区发展对策的思考

黑龙江省共有国家级贫困县14个，省级贫困县7个，这些贫困县的发展已严重阻碍了黑龙江省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因此，探讨贫困县发展问题对黑龙江省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分析黑龙江省贫困县收入现状及产生贫困的原因，提出应从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体系建设及教育等方面入手，帮助贫困县摆脱贫困。     

基于游客视角的太行山片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创新研究

太行山片区是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区的典型区域之一。近年来凭借丰富的旅游资源,太行山片区的乡村旅游扶贫成效显著,乡村旅游已经成为太行山片区脱贫攻坚工作的主要方式。然而经历了近40年的发展,太行山乡村旅游发展遇到了瓶颈,应该结合客源市场需要加快产业升级和转型。目前以野三坡为代表的太行山片区乡村旅游应充分利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利机遇以及雄安新区巨大的品牌效应,稳定与拓展细分客源市场、科学规划旅游产品和项目、创新旅游产品营销策略与手段、推动乡村旅游产品转型和升级、系统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合理利用土地和加强景观风貌保护以及加强太行山片区乡村旅游的区域协同管理,进一步探索连片特困区乡村旅游创新发展的新模式,进而增强特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的历史考察

建党百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伴随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业生产合作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元协同共治主体、乡村振兴新时代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统领的多元共建共治共享共同体4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始终遵循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的演进逻辑和党的政治引领与农民自治实践相统一的行动逻辑,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体系。     

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普遍主义价值取向——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作为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对于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推进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在农村特困生活救助制度基础之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救助标准、覆盖面、制度的长效性等方面较农村特困生活救助制度又有了较大的发展,遵循的是普遍主义价值取向。     

中国贫困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

中国贫困农民的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就在于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但中国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有效地促进贫困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政府必须实施有效的公共管理,加大宣传力度,把农村劳动力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管理的轨道,建立健全劳务转移就业的组织体系,加强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增加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扶贫力度,从而实现中国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     

稳定脱贫背景下精准医疗帮扶的困境、创新与保障

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圆满完成和脱贫攻坚战的圆满收官,中国进入稳定脱贫时代,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成为下一阶段乡村工作的重点,脱贫稳定性也是当前亟须考虑的一大挑战。精准脱贫阶段中国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基本医疗有保障问题已基本解决,但多数脱贫地区医疗资源相对短缺、医疗水平较为落后的局面仍未得到全面改善,部分脱贫地区存在医疗设备落后、药品不全等问题,整体医疗卫生水平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从医疗方面来讲,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推动乡村最终全面振兴,需要持续发力,不断推动乡村地区整体医疗水平的改善提升。结合实地对口帮扶情况,分析了当前精准医疗帮扶存在的问题,并根据精准医疗帮扶的实践经验,创新性地提出了“省、县、乡、村”四级联动精准医疗帮扶模式以及进一步优化精准医疗帮扶路径。     

西北贫困地区畜牧业扶贫福利效应及其影响因素:以宁夏为例

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头戏",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前,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关键期,畜牧业扶贫势必变得更加重要,但是贫困户作为畜牧业经营的主体,只有保障其福利不受损,才会继续依托畜牧业增收脱贫。深入研究畜牧业精准扶贫对贫困户福利的影响,对于完善精准脱贫长效机制和增加农户收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推动贫困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充分发掘其在精准脱贫中的潜力,消除深度贫困户从事畜牧养殖的门槛,有助于进一步发挥畜牧业在反贫中的作用,从而实现持续稳定脱贫。